漏籍之户，遂可不出赋役乎？是又不然。《新唐书·李杰传》：杰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杰为设科条区处，防检亡匿，复业者十七八。莫或为之区处，则亦为豪力所隶属而已。小民固不能漏籍也。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州界三县之外，别有一十一镇，人户系镇将征科，欲随其便宜，复置陇城、天水二县，从之。《周太祖纪》：广顺二年三月，诏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人民不属州县，亦为户口减少之一端，然此等为数当不甚多，不足计也。《新书·李吉甫传》：德宗时，义阳、义章二公主薨，诏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费数万计。会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请，宪宗命减义阳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足为法。昔汉章帝欲起邑屋于亲陵，东平王苍以为不可，故非礼之举，人君所慎。请裁制墓户，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减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编户，以官户奉坟而已。”吉甫再拜谢。所谓编户，即隶版籍者，官户则罪隶，属司农者也，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义阳、义章二主，皆德宗女。永昌，宪宗女。
户籍之法，昔人视之甚重。故分疆、制禄，必视户口之多少以为衡。削平僭伪，收复失地，暨平定四夷，若夷落内附者，必皆列其生齿之数，虽羁縻州，亦多有版。《旧书·李传》：李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并据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意闻奏。高祖大喜，曰：“徐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此削平僭伪者，必以得其户籍为重也。张义潮之来归也，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户口来献，见《旧书·本纪》，此收复失地者，必先得其户籍乜。《王彦威传》：朝廷自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此久隔王化之地，一朝收复，必以厘正户籍为急务也。高昌之下，高丽、百济之平，史皆详列其郡县户口之数，见《旧书·四夷传》。又《太宗纪》：贞观三年（629），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六年（632），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此平定四夷，若四夷内附，或中国开辟其地为郡县者，亦必详其户籍也。《新书·地理志》，于羁縻党项府、州，分别其有版、无版，则虽号羁縻，亦以有版为常，无版为变矣。凡治皆以为民，于理固当如是。然版籍迄难得实，而其失实之由，又莫不由于朘削，则政事之非以养民，而实乃朘民以生也旧矣！可胜慨哉？
隋、唐两朝户口之数见于史者：《隋书·地理志》言：隋世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新、旧唐志》俱同。隋高祖时户口增加情形，见第二章第一节，炀帝时情形，见第二节。《旧书·马周传》：贞观六年（632）上疏言：今百姓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则户仅九十万，口仅四百六十万余耳。《高宗纪》：永徽三年（652），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曰：“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较贞观之初，所增余四倍矣。《旧书》此文，系年明白，《新书·食货志》云：高宗即位之岁，增户十五万，恐误。《苏瑰传》：瑰于神龙初入为尚书右丞，再迁户部尚书。奏计账所管户，时有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玄宗纪》：开元十四年五月，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又二十年，户部计，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账，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新志》同，而删羁縻州郡不在此数句，亦见其疏也。是时户口岁增，《旧书·职官志·户部》，凡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当在二十年（732）之后，二十八年（740）之前。又《本纪》：天宝元年（742），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又十三载，户部计今年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见于史者，此为唐极盛之数矣。《代宗纪》：广德二年（764），户部计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所减逾三之二。然《新书·刘晏传》，谓晏既被诬，旧吏推明其功，以为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承，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则所增已及其半矣。《新书·食货志》：德宗相杨炎，作两税法，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又《杜佑传》：佑于建中初上议省官，言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按比所得，不应倍于旧数而犹有余，百三十万，盖据安、史乱后最少之数言之，非即时之事也。《旧书·宪宗纪》：元和二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地理志》：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籍，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然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发科敛，又在常役之外。六年（811），中书、门下奏请省官，言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其说可以互相发明。《穆宗纪》：元和十五年（820）计户账，定，疑夺一守。盐夏、剑南东西川、岭南、黔中、邕管、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户账。长庆元年（821），天下户计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元不进户口军州，不在此内。《文宗纪》：开成二年（837），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供军图略》。《序》言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亦见《彦威传》。则长庆末年户数，较之初年，增及百万矣。四年（839），户部计见管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较长庆末，又增百六十余万。《新书·食货志》载元和、长庆户数及养兵之数，与《旧纪》元和二年（807）开成元年（836）同。又云：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为《旧书》所无。《十七史商榷》云：以《新书》所载乾元末户数，校天宝元年（742）户数，应减七百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九，口数应减三千二百八十一万四百十四。以校十三载户数，则应减七百六十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口数应减三千五百八十九万一千二十。然则《新志》所核算天宝户口之数，既非元年，又非十三载，不知其所据者为何年之籍矣。就《新志》所言，天宝户口数，当有七百九十一万二千七百八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口。户减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而口则反增。《旧纪》广德二年（764）户部计账数，与《新志》乾元末相近。长庆元年（821）户口，户较《新志》所载乾元之数，所增颇多，而口则反减云。案历代版籍，所存既仅，其登降之故，自非后世所能详，唐中叶后，州郡申报与否，又时有变易，其故自更不易推求也。《旧五代史·李琪传》：琪同光三年（925）上疏，言唐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与唐代史家所记，户数大相悬殊，纵有差池，不应至是。然上云尧时户一千三百余万，而下云比之尧舜，又极增加，则一千二字非衍文。盖琪之误记也。五代户口之数，史无所传。惟《旧史·食货志》载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在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六年（959）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
第四节 人民移徙
调剂土满人满，移易风俗，充实边防，莫不有赖于移民。此等移民，秦、汉时尚有之，魏、晋后则几绝迹矣。盖人莫不有安土重迁之情，而历来官家之移民，又多不能善其事，利未见而害先形，则尚不如无动之为善矣。《隋书·食货志》：天保八年（570），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于幽州范阳宽乡，百姓惊扰。开皇十二年（592），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省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明知土田人口之不相得，而竟不能调剂，即由豫度其事之不易行也。《房陵王传》：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检，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曰：“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进流离，盖不获已。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创夷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民，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上览而嘉之，遂寝其事。《北史》云：时晋王广亦表言不可，帝遂止。夫惟民之未安，故可乘势迁徙，既安则更难动矣。高祖是谋，未始非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道，然因勇言而遂止者，亦度其事之不易行也。陈亡后，江南之变，固由苏威等措置不善，亦由讹言将徙其民入关，可见其不可轻举矣。
炀帝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事在大业元年（605），见《隋书·本纪》。周革唐命，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事在天授二年（691），见《旧唐书·本纪》。此皆徒谋京邑之富厚，非如汉主父偃说武帝，陈汤说成帝，兼为治理计也。见《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隋书·梁彦光传》：高祖受禅，为岐州刺史，后转相州。在岐州，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化，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化。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言于上，请复为相州。上从之。豪猾者闻其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章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比，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厉，风俗大改。案文帝既再任彦光为相州，自非风谣诉讼所能动，豪猾者亦畏威敛迹耳，岂真革面洗心哉？观此，知移民与风俗，相关甚大。如炀帝、武后之所为，实足以败坏风俗，而贻治理者以隐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