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风俗，实上承南北朝而渐变。旧俗之不可存者，逐渐摧残剥落，而新机即萌蘖于其间，此乃理势之自然，言风俗者不可不深察也。六朝风气，史家举其特异之处，曰尊严家讳，曰崇尚门第，曰慎重婚姻，曰区别流品，曰主持清议，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尊严家讳之风，隋、唐之世犹盛。然或讳嫌名，或偏讳二名，皆流于小廉曲谨，于义无取。《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己巳，令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此时太宗尚仅为太子，然即位之后，亦未之有改。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六月，《通鉴》云：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二名不偏讳，不闻限于生前，此已失礼意矣。《旧书·本纪》：是岁七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治中、治礼郎等官。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诏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乃从之。后来穆宗名恒，乃改恒州、恒阳县、恒王房等，事与此同。虽阙于事，在君主专制之世，庸或不得不然。宪宗名纯，而改淳州、淳县、淳风县；韦思谦本名仁约，以音类则天父讳称字；张仁愿本名仁亶，以音类睿宗讳改；则并为嫌名矣。犹可曰君主或其父母也。永徽三年九月，改太子中允、中书舍人、诸率府中郎将，以避太子名。刘子玄本名知幾，玄宗在东宫，以音类改，则并及于太子矣。睿宗第四子隆范，第五子隆业，皆避玄宗去隆字，则并及于连名矣。古之讳者，讳其音不讳其字。崔玄暐本名曅，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改，更为谄而非礼。《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诏曰：太宗时臣有世南，官有民部，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然又云：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者，任自改更，则又孰敢不改者乎？《新史·杨光远传》云：光远初名檀，清泰二年（935），有司言明宗庙讳，犯偏旁者皆易之，乃赐名光远。则转出于偏讳之外。《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二月辛丑，中书上言：唐太宗二名并讳，明宗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与古礼有异。庙讳平声字即不讳余三声，讳侧声字即不讳平声字。所讳字正文及偏旁阙点画，望依令式施行。诏依唐礼施行。案语云：太原县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943）。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讳，而建瑭父敬思，仍书敬字，盖当时避讳之体如此，此亦于不偏讳之义不合。《少帝纪》：即位之岁，七月戊子，诏应宫殿、州县及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讳同音者改之。于是改明堂殿、政事堂等。案语云：《东都事略·陶谷传》：谷本姓唐，避晋祖讳改姓陶，则既偏讳，又及其嫌，更变本加厉矣。要之，皆韩愈所云宦官宫妾之所为而已。而不恤以之废公。《新五代史·石昂传》：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习入朝京师，监军杨彥朗知留后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谒。赞者以彦朗讳石，更其姓曰右。昂仰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此私讳不可害及公事之证也。《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八月，以卫洙为滑州刺史。洙奏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请改授闲官。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是已。而《源乾曜传》：乾曜迁太子太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太傅，是其许否并无定法也。尤可骇者：《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二月，工部尚书卢文纪贬石州司马，员外安置。文纪私讳业。时新除于邺为工部郎中，旧例，寮属名与长官讳同，或改其任。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故中书未议改官。于邺授官之后，文纪自请连假。邺寻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纪参告，且言候邺回日，终请换曹。邺其夕遂自经而死。故文纪贬官。《新史·文纪传》云：协除于邺，文纪大怒。邺赴省参谒，文纪不见之。因请连假。已而邺奉使，未行，文纪即出视事。邺因醉忿自经死。盖邺初附协以挫文纪，后又不知如何，忿怒而至于自戕也。此事之情不可知，然虚文则竞成杀人之具矣。甚至相挤排之时，则以之责人，及其趋利附势，则又弃如敝屣。唐德宗时，李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其为浙西时，判官吕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为少傅，恐乖礼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实太平之道。乃特授渭司门员外郎。寻御史台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时都不言，今为少傅，妄有奏议。乃贬渭歙州司马，而涵卒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事见《旧书》《涵》及《渭传》。渭即不挟诈，如此毛举细故，而云可以致太平，岂不令人发笑？则不独渭，崔祐甫之言，亦朋党之论也。《新书·李鄘传》：孙磎，大中末擢进士，累迁户部侍郎，分司东都。劾奏内國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顺宗嫌名，坐夺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讼他人者，咸通诏语也。礼不讳嫌名，律庙讳嫌名不坐，岂臣所引诏书，而有司辄论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缘为奸也。乃诏不夺俸。细人之坏礼破律，以相贼害，有如此者。《旧书·李贺传》云：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殿本《考证》云：《剧谈录》云：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韩公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加延誉，由是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令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惭忿而退。其后稹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讳晋肃，不合应进士举。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以明之。《摭言》亦云：贺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辩》一篇。据此，则贺尝举进士，而元稹谤之，史云竟不就试非也。贺无严其家讳之心，而疾之者借以造谤，礼之末流，则如是而已。此其可耻，盖又甚于韩愈所云宦官宫妾之为。此等风俗，而合久持乎？矜尚门第，慎重婚姻，区别流品，其为得失，观论婚姻、宗族、门阀、选举各节自明。至于清议，则除刘蕡等一二鲠直之士外，实未之有闻。唐人所谓清议者，大率毛举细故，曲加附会，甚至讦人阴私，造作蜚语，以图进取而谋倾陷，快私忿而要时誉。读前此诸章所辩正，自可见之。此等风气，相沿至于宋、明，未之有改。遂至败坏国事，举大局以徇一人意气之私，淆乱是非，肆曲笔而诒惇史千秋之累。其为博祸，诚可痛心。论者多以是为理学之咎，实则理学真谛，在于惩忿窒欲，存理去私，安得如是？是特朋党之士，伪托理学之名，致使不察其实者，连类而并讥之耳。理学家好作诛心之论，又其视私德过重，诚有足长朋党攻击之弊者，然别有用心者，借资其学，以遂其私，究不能即以为是学之咎也。不特此也，魏、晋后风俗之敝，莫大于民族之义未昌，君臣之义先敝，《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亦已言之。隋、唐之世，此风亦未有改。董邵南盖即其中之一人。《旧唐书·李益传》，言益登进士第，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不上望京楼之句。此又一董邵南也。贾至议贡举事云：近代趋仕，靡然乡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旧书·杨绾传》。禄山以羯胡而驱率戎虏，实为五胡乱华之祸之再见，而其时之人，腼然安之若此，安怪冯道，历受沙陀、契丹官爵，尚侈然以长乐老自夸乎？士气至此，国家、民族，尚谁与立哉？陈氏述论，亦引李益事，而论之曰：观此，则董邵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常情。因谓唐之后半，一国之中，实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统治之者，种族、文化，宜有不同。此亦求之深而反失之。唐代士人如此，实缘其时科第之士仕进之途狭而杂流多，而其时士风，又极躁进耳。《新书·钟传》云：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士不远千里走传府。董邵南、李益，亦此等人物而已。其来也，既惟为身谋，其得之，自惟有委蛇以避祸。冯道不幸而为世所指擿，其实当时如道者岂止一人？且如郑韬光，唐宣宗之外孙，历仕至晋初乃致仕。史称其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戚之间无爱憎，其善自全，又宁让冯道邪？世惟耽于逸乐者，虽迫危亡，而不能自振。《旧书·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覃对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自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取于颜情。如嵇、阮之流，不摄职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耻不能及之。”此可见唐代玄学衰矣，不事事之风顾在。《通鉴》：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上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白天宝已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沉酣昼夜，犹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此又可知其不事事之风之所由来也。得非南北朝余习乎？
风俗之敝至此，其何以救之？曰：复古之经，务民之义，所以挽佛、老末流，遗弃世事之失也。明君臣之义，严夷夏之防，慎重行止，爱惜名节，所以矫魏、晋已来，惟重私门，敢于冒进，败名丧检，无所不为之弊也。是则有宋诸贤之所务，而其风气，实亦隋、唐之世逐渐开之。此则贞元剥复之机也。俟讲学术时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