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
2012年8月，科迪·威尔森（Cody Wilson）和他朋友在维基武器项目募集了2万美元，研究用3D打印制造一把枪。用这笔钱，他们可以购买或租用一台价值1万美元的斯特拉塔西（Stratasys）3D打印机测试各种枪支设计。
3D打印机最常见的形式与喷墨打印机类似，只不过是喷嘴压出的是速干塑料或其他的材料，通过多个出口慢慢堆积成一个物品。威尔森设想3D技术可以作为有用的工具帮助他达成政治目标，削弱任何限制枪支的提案。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一系列的媒体报道向公众介绍3D打印，以及警告世人其负面作用。
打印3D枪支的主要障碍是很难制造出一个能够承受住子弹推力的枪管。但是，2013年得克萨斯的一家公司成功测试了一个3D打印枪支，他们将其命名为：解放者。虽然打了几次子弹后，这支枪就变得不太可靠，但是他们还是将该枪支制造的设计图放到网上供下载。
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年轻人在网上下载了“解放者”的设计图，在自己家里3D打印机上打印出一把枪。他拿着这把枪出去测试，装上子弹，扣下扳机，打到第四枪，枪在手中爆炸了。也许可以在设计图上规定测试的枪支必须用特别强的原料，即塑料和陶瓷材料的混合材料制造，而这个年轻人什么也没有。没有耐心的他用手上的塑料直接造了一支枪，结果是失败了，他被炸掉了一条腿。
或者一个可能的场景是，这个年轻人使用了几年前打印出来的塑料枪。这种塑料与滑雪和自行车头盔相似，必须过几年进行更换，否则会退化，子弹打出来的时候枪管震碎了。使用3D打印机生产枪支绝对是一个坏主意。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3D打印枪支造成的悲剧当然没有使用常规方法制造的枪支造成的年轻人死亡人数多。关于3D打印的媒体报道都集中于其造成的悲剧上，虽然这与常规枪支相比相形见绌。这些关注转移了人们对于一些更大问题的担心，比如说武器获取问题，以及对于迅速出现并快速发展的技术进行监管。
3D打印已经开始成为消费品。从计算机打印出3D物品的流程最早是1984年由查尔斯·赫尔（Charles Hull）发明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3D打印开始工业应用。特别大型的3D打印机能够在1天多的时间里打印出一座房子的框架，而这种技术很快可供建筑公司采用。但是，家用3D打印机只能够粗糙地打印出计算机软件设计的物品。
2014年，用于复杂设计的高端3D打印机使用的一项主要技术——激光烧结的专利保护期将到期。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里，复杂的高端家用3D打印机市场将迎来爆炸性发展。
1450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的西方印刷术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改变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虽然3D打印技术的影响不会有那么深远，但是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因为它将制造工具发到了个人手中。
消费者要如何使用3D打印机呢？3D打印的使用也并非一无是处，很多地方都是非常有用的。比如遥控器的电池塑料外壳摔坏了，制造商可以让你在网上支持商店下载解决方案。这些标准软件可以减少修理遥控器花费的时间精力，直接打印出一个替换的外壳，也要比重新从工厂订制一个便宜。
当然一个普通消费者也不会因为只是修理一个家用物品购买3D打印机。但是家用3D打印机对于那些认真的说客、冉冉升起的企业家或艺术家可能有用。美食家可以用晚餐材料比如意大利面和发面团打印出有形的食物。基本设计可以从网上下载或者通过简单软件生成。
有创造精神的人更容易发明一些物品或制造出艺术品，而无须像以前那样必须付出大量资源才能实现。但是原创设计一个具体的物品则需要很高的技巧。打印复杂的物品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材料出口的喷嘴必须很小，每一层必须非常薄以抓住所有的微小细节。
制造业以外的行业也能找到使用打印技术的有趣例子，比如医药行业，利用打印技术能力组装或合成生物奇观。维克森林（Wake Forest）大学再生医药学院发明了功能性肾脏，就是用打印机一层一层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打印出来的。实验细胞通过喷墨打印机的机头，“打印”出血管。这些血管可以方便医生将血液供给需要氧气来治愈的组织。这对器官移植和加速中风后康复十分有用。
用3D打印机加工器官和夹板将很快变得习以为常。2012年密歇根的一组医生利用这个技术挽救了一个患有呼吸疾病的6周岁婴儿。他们利用婴儿气管的高清影像以及计算机辅助的设计为婴儿量身打造了一个夹板。这个夹板就是用生物可降解的材料打印出来并进行移植，3年以后将被婴儿的身体完全吸收。
打印技术也能极大地减少每次打印出一对DNA链的时间及成本。DNA打印机能够在新兴的合成生物学领域加快生物部件及新的有机体的组装。像其他很多技术一样，几年后，打印一小段DNA的成本将急剧减少。如果成本继续大幅下降，未来10到20年，想要自己动手在家里的实验室亲手制造单细胞有机体的生物学家将能够支付得起DNA打印机了。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将在自己家里或办公室拥有3D打印机。即便如此，该项技术也已被称颂为革命性技术，并被认为将引来桌面制造的时代。这种技术也可能出现一些“杀手级应用”，乃至我们会怀疑如果没有这个小制造机怎么活下去。
3D打印让人想起了《星际迷航》中的复制机，它能为机组成员定制任何自己想要的食物并立即生产出来。但是，在不久的将来，3D打印机很可能成为富有人家的又一个工具而已，只是隔三岔五地用上一次。
3D打印技术的主要社会影响还是在于它将使得之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流程大大加快。工程师和艺术家能够砍掉中间人环节，迅速从概念到设计再到加工。生物部件的制造也是如此。
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开发之间的联系互动意味着创新不仅是在加速，而且是加速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采用这些技术的人的需求在驱动。比如说，诊断工具，比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系统（FMRI）能够根据血液流动反映脑部活动。
FMRI加速了脑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脑科学家应用FMRI，他们越来越希望对这一技术进行改进，要求成像更加清晰并能抓住脑部各时间变化的细节。的确，奥巴马总统的“脑倡议”（Brain Initiative）的第一阶段的方向就是开发下一代的成像系统和其他可以帮助快速推进脑科学发展的工具。
但是新兴技术加速一系列流程发展的方式是福还是祸呢？变化的速度越快，越难以对新兴技术进行监督和监管。的确，随着技术发展速度加快，对其进行监管的法律和伦理机制却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的步调问题：技术部署的时间与采用有效手段确保公众安全的时间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
人类是有韧性且脆弱的物种，我们反应和改变的速度是有限的。但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可能超出人类可以掌控的速度。当需求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往往会选择走捷径，事故就可能发生，人类的身心就会崩溃。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造成的第一个牺牲，就是不得不分配时间去认真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进行周详考虑）。
技术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也是人类对新工具和技术倾注了目标和理想的结果。虽然有人说技术发展就像有机体一样，单个的技术和技术的集合体没有能力去做或想去做什么。实际上，技术发展是因为我们人类想要从技术获得什么，以及我们愿意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即技术能够提供我们所想和所需。
随着通讯、制造和分配模式的加速，在很短的时间里新工具很快能得以广泛推广。从本身而言，3D打印只是又一项有用的技术。和其他大量的技术创新一起，它将加速提高或是降低人类生活的质量。
互联网前和互联网后
从字节到计算机到网络空间，信息时代的术语和工具正在迅速地重新定义和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只是新的电子器件层出不穷。有人甚至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历史划分为B.I.（互联网前）和A.I.（互联网后）。
当然通讯、娱乐、教育、研究等新工具以及生产力正在调整和改善数不清的活动。一些技术比如信息处理、演算以及计算等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生命、人类文化以及思想的新方式。他们用最新的比喻来解释物理、生物以及社会、宇宙等方面。从基因学到脑科学到宇宙学到量子机械学，信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式去揭示、解释（有时候也扭曲）赋予我们世界形式的各种作用力量。
过去50年，我有机会观察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以及它对社会活动方方面面的侵蚀。20世纪50年代我所见到的第一台计算机塞满纽约银行的两层楼，现场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不停地更换真空管。用集成电路代替真空管使得计算机更加可靠、更快、体积更小，价格更低。计算机从发明到作为家用电器才不过40年。因特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更快。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出生的人来说，新工具和技术的引用是大踏步向前发展的。我们可以将从加法器到计算器和计算机的转变看作是渐进性的提高。计算技术的迭代发展使得书写、处理数字和分项信息等基本活动越来越容易，从而使很多用户都能很容易使用。
文字处理器使得写作更加容易；电子指标软件使得数字处理变成了游戏那么简单；因特网为每一个家庭提供了多如图书馆的信息，以及与朋友和家人即时联络的工具。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初期发展仍以人类可以掌握的速度向前推进。
对于我的同伴（以及我自己）而言，计算机技术的每一代发展都取得了我们所期待和普遍欢迎的进步。我们认为青少年和年轻人都很希望最新的电子设备，并且很快能去芜存菁地选出最最有用的设备。换句话说，计算机技术对我们如何开展一系列的任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消化吸收的过程是相当顺利的。
工业界所感受到的主要破坏性影响是信息技术在取代很多工人的工作。对于那些伴随能够进行各种神奇操作的电子设备一同长大的孩子和年轻人来说，他们的认识与前一代人相比出现了一些不易觉察的变化。他们很少去了解这些工具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怎样运行的。从这个角度说，年轻人很少认知他们的世界和历史发展之间的延续性。
迄今为止，与工业时代相比，信息时代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要小得多。但这点也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的破坏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安全和隐私的风险已不能被忽视。随着计算机速度越来越快，开展的活动越来越多，要跟得上它的步伐日益困难。
信息技术本身也在加快一系列的流程。这种变化的速度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机器的压力变得错综复杂。一些活动对于计算机日益依赖，比如买卖股票，就是因为计算机能够比人类计算速度更快，行动更为迅速，从而盈利更多。
金融市场就是第一个被计算机占据的行业。计算机在其他很多行业也很快代替了人类决策。但是将决策权完全交给机器也潜伏了严重的危机和损失。比如，机器在做选择和采取行动的时候从来不会将歧视、敏感、同情以及关心等情感因素考虑在内。
加速、智慧以及奇点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随着时间推移大幅提升。某些理论认为这是技术发展整体加速的其中一个表现，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类命运的激进变化。按照这种观点，人类似乎朝着一个转折点前进，未来要么属于机器或超人类或是整个加速过程因不可持续而崩溃。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至少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是破坏性的。或许有可能正如很多预言师所相信的那样，造成未来世界与过去的一切完全没有连贯性。
摩尔定律和智慧爆炸这两种理论是目前老生常谈的一种看法的核心所在，即认为科学发现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并将走向一个彻底改变世界的转折点。两种理论的出现都是因为对于计算机影响日益扩大的思考，二者都是在1965年发表的。戈登·摩尔（Gordon E.Moore）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观察到自1958年集成电路发明以来，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后更改为18个月）翻一倍。
数学家古德（I.J.Good）在196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第一台超智能机器的猜想》的文章中，预测计算机将从各方面都超过人类的智慧能力。超智能机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备制造出更好机器的能力。它们的出现会引发“智慧爆炸”，机器将设计出更智能的计算机，它们的进化将远远超出人类的智慧。古德写下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的最后一项发明。”
15年以后，另一位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科幻小说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虚构了一个小说情节，背景是刚刚发生智慧爆炸后的世界。文奇认识到超智能奇迹能从很多方面改变生命和文化，以至于无法完全想象未来世界的样子。文奇用一个数学和自然科学使用的术语将人类历史的这个转折点定义为技术奇点。
那些相信这个故事情节的人有两个核心问题要问：技术奇点什么时候发生？它会使人类受益还是威胁人类生存？目前这个阶段，没人可以给出答案，但是年轻专家和有经验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并在想办法如何确保未来超智能计算机对人类“友好”。
有关技术奇点何时到来的讨论非常热烈，一些理论家预测将在最近的将来发生（150或100年后），另外有些人认为很遥远或根本不可能。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一位投资家和作家，其代表性观点认为技术奇点在近期将会发生，他预测计算机将在2028—2030年前后展示出人类水平的智慧，奇点将接踵而至。
对于技术奇点不可避免到来的这一趋势持批评意见的人，并不认为能开展各项任务的计算机构成智能机器。当然，计算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比如解决数学计算、模拟复杂系统、搜索大型数据库发现片断信息之间的联系等。
但是，人类智力的某些层面仍是当今计算机无能为力或难以企及的。计算机甚至不具备分辨真实环境中重要信息和非重要信息的基本能力。计算机系统不具备人类的学习能力，缺乏情感智慧，道德智慧以及意识。但是有很多的理论是关于如何通过计算机实现这些能力，也有相当多的理论解释为什么计算机永远不会具备这些能力。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大学教授威廉·哈莱尔（William Halal）发起了技术调查，在其中他采访了一些知名专家关于各种技术事件什么时候会发生。他注意到在这些预测中，最乐观的专家和最悲观的专家总是针锋相对。27位专家认同技术奇点存在。他们被问及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智能机器将超越人类并造成破坏”。在27名专家之中，45%同意这个观点。对于那些既同意也不同意的人，对自己观点正确与否的自信程度平均为63%。
就像流行音乐有经典老歌一样，各种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有一些几十年来反复被阅读和引述的经典文章。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其中的两篇“经典之作”涉及对计算机智能进行评价的文章。
第一篇是阿兰·图灵（Alan Turing）所写，他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二战期间率领团队破解了纳粹军队的密码。图灵在1950年一篇名为《计算机和智能》的文章开头写下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机器能思考吗？”要知道，当时对于人工智能尚无明确定义。
图灵提出用一个测试将人类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来与机器对此的反应进行对比。提问者不能直接面对被提问的人，而是通过文字信息的方式来沟通。如果提问者仅仅根据二者的回答无法区分到底是计算机还是人类的答案，那么图灵建议必须认为智能机器是能够思考的。图灵称他的思考试验为一个模仿游戏，现在人们通常称这种试验为“图灵测试”。
虽然很多人批评图灵测试不足以作为衡量人工智能的标杆，但是没人有更好的提议。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一个非常聪明的机器人可能会装糊涂，假装很傻地回答以欺骗专家，否则的话专家会知道它比人类了解的知识还多。
对于图灵测试最有意思的批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第二篇“经典老歌”。1980年哲学家约翰·西尔勒（John Searle）发表了《思想、大脑、计划》的文章，认为即使计算机像人类一样答出了专家的问题，也不能代表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用了一个“中文房间”的思维试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想象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里面是计算机所能获取的所有关于中国语言的资料，人和机器都获得充分的时间去学习掌握这些资料，然后让计算机回答一个中国人提出的问题，西尔勒推测他自己能够根据翻译材料给出正确的答案，虽然，他并不是真的懂中文，由此可以相信计算机也可以在同样不懂符号含义的情况下给出正确答案。
西尔勒企图说明的是，从形式上掌握中文符号和充分理解中文意思是不同的。他的思考试验想要证明，操纵符号的计算机并不了解这些符号的意思，对符号的操纵不等于语意理解。
西尔勒认为他提出的是一个常识性的简单观点。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中文房间”的论点引起了无穷无尽的讨论。很多人则认为用于计算机工程的思维模型不足以生产出具备理解和意识能力的机器。
我对于人工智能导致技术奇点（通常也称之为超智能的到来）的研究前景持友好的怀疑态度。我对于无所不能的工程精神也持友好的态度，他们提议制造具有通用智能的机器，以便开展各种任务。但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对智能或意识的本性有足够多的了解，以至于能将其完全复制在芯片或其他材料里。
生物系统中某些人类智力特质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所需要的科学灼见也是现阶段我们尚未具备的。人类思想与身体的融合，以及对于外界环境改变所做的适应性反应及韧性，是很难通过非生物的方式加以复制的。
有人认为，将人类的脑力和先进的人工智能形式结合起来的超智能终将问世。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更实际些。但是，认为人和机器的能力相结合会带来智能爆炸或是技术奇点的观点仍然说得过去但不太可能。
当然，信息技术将产生新的思想种类，放大或取代人的思想去从事很多任务。虽然我对未来50～100年会发生技术奇点仍然持有怀疑，但是未来200年后是否会发生技术奇点，我无从判断。但是时间越长，机会越多，可以确保超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和人类的价值观友好。认为科学家肯定终有一天会发现制造此类机器人或实现人类进化当然不是愚蠢的。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20年、200年还是1000年以后实现。
2009年，一群计算机专家举行会议，反思人工智能研究在社会层面上所取得的进步，他们对于智能爆炸和即将到来的奇点表示怀疑。仅仅5年之后，这次会议的联席主席巴特·塞尔曼（Bart Selman）认为，因为最近在感知和机器学习方面取得的突破，在大部分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心目中，超智能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超智能的可能性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一些著名人物，比如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特斯拉的创立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将对人类造成严重威胁。
有时候这种对于未来的消极担忧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解决当下更为紧要的问题的注意力。但是，技术奇点可以作为人类无法自我掌控命运的象征。对于技术奇点的关注可以提醒商界领袖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人类发明的技术如何迈出了最初的几步，直至迫使人类交出控制权，从这个角度说来，技术奇点倒也是有用的。
技术发展的失控
技术的发展仅仅只是快速向前，还是不断加速以至脱离人类的控制？那些相信技术发展奇点不可避免的人，往往批评不认同技术在呈指数级增长的人。前者认为后者陷入了线形思维，将技术发展当今的速度投射到未来，对于技术的加速发展视而不见。
摩尔定律是第一个观察到技术增长和能量指数级翻番的范例。但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也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数据储备，互联网宽带，数据传输速度都在以指数级增长。从DNA片段进行基因组的配对的速度和成本在成指数下降，但是每年基因地图的数量却在成指数增加。
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机器人学专家和未来主义学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s）假设摩尔定律可以视作计算机科学的渊源，生物进化导致了动物物种大脑能量的成指数翻番。目前还在从历史上搜寻更多的证据支撑技术进步以指数级加速发展的观点。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提出技术发展的进步是基于他所谓的“加速返回法则”。库兹韦尔将这种假说命名为法则，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大量可靠证据作为支撑，所以目前生物进化仍只被视作一种理论。
对指数级增长持批评意见的人指出，有一些速度减缓的发展形式或一些技术创新平台化的例子。他们认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有选择性的使用一些数据以支撑其观点。但是，对每一种批评意见，这些倡导者都做出了回应。比如说，如果有人批评说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他们就会解释因为这是指数级增长的早期阶段。就像一组简单的递增数字——1，2，4，8，16，32，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
如果我们用线条来呈现这组数字，刚开始的数字只是一条缓慢上升的线条。中间的数字将开始上升直到最后几个数字将呈现垂直向上的曲线。如果缓慢增长代表的是指数级增长的初期阶段，那么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最终会看到急剧上升的情况。换句话说，你只能证明指数级增长不会逆向发生。
人类自身的进化无法达到指数级令人困扰。显然我们在技术前进的必然进程中只不过像仆人的角色而已。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承认人类不得不承受一些大规模的技术发展后果，比如像曼哈顿计划制造的原子弹导致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还有比如更强大的计算机，人类基因排序等，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选择很少或者说没有选择。
近年来的一些技术发展，如纳米技术、机器人、大脑模型等也是如此。我们作为公众只能幻想这是集体决策，或是通过我们的政治代表做出的选择。按这种观点，慢慢展开的发展模式以及超出人类控制的力量联合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快速发展的创新势头已经限制了人类进行创造性干预的机会，并且超出了人类可以有效控制技术发展的限度。许多支持指数级加速发展的人会辩称，重新指引或控制技术发展方向的方法不是说很少，而是在面对那些不可阻挡的发展时这种方法本就不存在。但是，我对于加速发展不可避免的看法持怀疑态度，也怀疑许多预测会发生的技术“合理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否牢固。
也许我是错的。朝着技术奇点迈进的指数化加速发展，对于未来的智力生命而言的确是一个革命，与之相比其他任何变革都相形见绌。但是如果我是对的，变化速度将在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控制程度中发挥核心作用。
有一次我与雷·库兹韦尔参加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我也第一次承认有一些技术趋势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但我不能接受对于指数级增长的定性逻辑。我认为人类应当能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有能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从而加速或放缓技术的发展。
库兹韦尔回应说，虽然人类是能发挥作用，但是也无法改变他的预测，即图灵级别的人工智能会在2028年实现。库兹韦尔不仅仅只是一个指出我们可能遗漏的发展趋势的预言家，他也是支持技术奇点的积极分子。
也许库兹韦尔同时接受人类作用和技术奇点不可避免并不矛盾。也许他的慧眼已经看到了人类的本性以及我们愿意接受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希望。以此看来，我们已经屈服于驱动人类进入未知未来的那股看不见的力量。
我们是否有能力控制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作为人类整体，我们是否有能力主导自己的命运，还是我们的愿望和计划已正被新兴技术引发的海啸淹没。如果是后者，那么技术奇点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指智能机器和超人技术智人在没等人类意识到就会消灭整个人类的技术奇点，而是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超越了人类的意志并主导人类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技术表达了某些人的愿望。但是，对某些人群是有用的，可能对社会更大的群体是有害的。
雷·库兹韦尔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的理论就是人类的命运已经书写完毕。对于技术发展还有另外两种理论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种理论认为，社会因素，包括技术使用者的反馈，在创新工具的发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自行车经历了很多形式的发展，最后才在19世纪晚期确定安装两个同样大小的轮子。19世纪70年代，大前轮非常流行，但是上下坡很费劲，甚至很危险。消费者要求制造商使用安全、便捷的设计方案。
自行车的设计不断完善，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特征才得以确定。随后，多样化的新进程才开始，根据赛车、通勤、山地越野等不同需求对自行车的基本特征进行更改。每一个阶段，自行车制造商谁胜谁负都取决于哪一个厂家更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
同样的模式不断重复。计算机制造商造出了台式计算机和平板电脑。一两家公司的工程团队找到了好的外观设计、体验感以及优势，占领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台式机的巨头就是IBM和东芝，平板电脑则是苹果公司独占鳌头。
一旦市场前景不错，其他的公司会蜂拥而上，不断复制并进行低价竞争。随着市场进一步发展，制造商就不得不对产品进行多样化设计，满足客户的具体需求。可以说，这些电子产品只是社会技术系统的元素之一。正如上章所说，社会技术系统还应包括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他的技术，以及主流客户及程序。不同元素之间的互动碰撞催生技术的出现，并以某种形式呈现。
第二种理论认为技术发展的势头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改变或控制。比如说，人们对于电子处理能力的需求不断提升，为满足需求，工程人员设定年度目标，摩尔定律的特征是目标可实现。
在这种理论的变体中，技术发展势头可以看作一个正在展开的有其自己的生命的模型。一旦确立，摩尔定律将主导基础设施发展的进程，包括建工厂，聘用和培训工程师，为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为所有的活动筹集资金。
对于处理速度更快的半导体的需求上升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很多行业必须在获利前先培育市场，最终证明对于企业的资金投入是值得的。为了产品培育市场的这一过程又进一步促进了基础设施发展的进程。
一旦发展势头或模型确立了，通常需要外部力量进行干预，才会改变进程。通常这以事故、灾难和悲剧的形式出现。比如，福岛核反应堆因为洪水的原因发生泄漏事故，迫使日本政客宣布关闭国内所有核反应堆，并寻求别的资源满足能源需求。改变经济条件也能改变技术发展的进程，比如市场的起起落落会影响技术发展的整体速度。
一些研究表明，计算机力量的指数级增长在经济好或坏的时候都得以发展。他们支持雷·库兹韦尔观点，即认为这一模式是一个定律而非临时的现象。
这三种有关技术发展的理论并非完全不同。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都是正确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活力在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技术的发展在新的行业得以确立，它将顺应潮流自行发展。如果这一发展进程不为人所认识或未得到实质性的干预，其结果肯定是不可阻挡的。
技术变化的获益和风险
通常认为，如果可以提前预测创新技术是否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其发展将得以控制。对于这种看法，有很多条理由可以予以质疑。
戴维·科林里奇（David Collingridge）1980年第一次提出了有关技术评价的困境。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对其进行控制会容易很多，科林里奇在《技术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写道：“当认识到不希望的后果已经发生了的时候，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控制尤其困难。”
30多年来，科林里奇困境是技术评价界的基本教义。它所强调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其二元组成很简单。在新技术引入和站稳脚跟之间通常会有一个转折点，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在技术充分应用前聚焦问题所在。这个机会窗口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持续多年。随着技术发展加速，转折点将大大收缩。这可能是快速的社会变化造成的，比如，刚开始只是富人以及部分人使用手机，很快就遍及大街小巷了。
一个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控制，即使人们认识到它将带来一些危害。铁路工程师可能会发现前面的铁轨上有一辆车，但是紧急刹车也难以让火车停下来避免事故发生。在一些传统行业领域，既得利益者想方设法阻挠任何可能危及其行业或利润的变革发生。当然，这种分析有很多微妙元素影响，替代产品可能摧毁一个旧的行业。像我的传真机就被淘汰了，扔在地下室里布满了灰尘。
学者和批评人士在创新技术的发展初期予以关注，通常会揭示潜在的害处，从而延长转折点。但是，即使一早发现了，也需要开展实质性的研究，论证这些害处是否真的很严重。可能还需要发起公众活动以提醒决策者注意其中的风险。
当然，很多新技术的影响只有在投入使用后很长时间才能为人所知。没有人能提前预知X射线以及将石棉作为建筑材料的危险。但是，本书将介绍一些本来已经知道或强烈怀疑可能出问题，却采取很少或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事例。
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有些情况下，做出了利大于弊的评估，这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的担心在于，有些技术的风险并未进行评估或已经知道其中的风险却被决策者忽略了。
本书的最后四章将倡议加强上游防护的必要性，更多地控制存在潜在害处的技术开发以及投入社会使用的方式。上游管理当然要比下游监管更可取，特别是当一种技术已经深植于社会或已经存在主要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仍难以认识到什么时候或者采取多大程度的控制。什么时候是采取预防措施合理之时，什么时候又是过度预防呢？
许多社会理论家提倡预防原则，即如果怀疑任何的行动或技术可能对公众或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都应当摒弃。其最严格的形式是必须证明这一技术对于任何想要使用的人都是安全的。欧盟已经将预防原则写入法律限制新技术的引入，比如转基因食品。相比之下，美国通常是需要质疑该项技术的人提出举证。在采用技术的时候，美国通常会淡化风险，并认为任何问题都能找到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对于欧洲人是防御性的，美国人挑战性的定义过于简单。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以令人困惑的方式与风险打交道。美国人对安全进行立法并尽力消除一些存在较小伤害领域的风险（1982年泰诺药品事件后采用密闭性药瓶），同时对新技术进行充分检测前已经推广采用（转基因食物和纳米材料）。
欧洲人将存在内在风险的活动导致的伤害的责任放在比如说选择去滑雪的人身上，但是喜欢打官司的美国人则要支付昂贵的滑雪票以掩盖滑雪场高昂的保险费用。美国人很愿意为一个安全性能更好的车辆支付更多的钱，却不愿意放弃存在风险的车辆带来的便捷而选择速度更慢、更安全的公共交通方式。
预防措施将放慢创新的速度。采取严格的预防政策的国家在收获具有潜在革新型的技术所带来的收益时将处于竞争弱势地位。对于新工具或工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具有真正的经济上的优势的。但另一方面，持有更开放政策的国家则可能使其公民暴露在风险面前。
当然，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辩论都会关注这一问题，立法机构不得不权衡安全和经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政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其特点是对弊端进行监管，在刺激经济发展之前必须公平分配产品和服务，而共和党则认为减少政府和监管将刺激经济发展。当监管机构弱化时，出现事故、灾难、滥用以及经济崩溃等问题，则可以提出反证。经济和技术政策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对于风险、正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同处理办法所得所失进行争辩的历史。
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新型技术开发管理方式的手段及有效性，虽然我们能够预测有些工具和实践存在风险。不管是否以指数级加速发展，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在迅速往前推进。速度带来的势头将深深地影响对于技术发展进程的干预。
不断加快的变化速度以及复杂混沌系统的不可预测并非对技术管理前景产生深远影响的唯一挑战。从地理工程到基因学，每一个新的领域都是好处和风险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