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版《芝加哥规划》（后文在频繁出现时简称《规划》），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伯纳姆规划”（以主创规划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丹尼尔·H.伯纳姆的名字命名），是城市规划史上最引人入胜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的引人入胜，源于其触动人心的话语和精美的插图，它们富于想象力，生动直观，两者共同让读者相信规划思想的价值。伯纳姆和他在芝加哥商业俱乐部（其成员是该城市的顶尖商人）的合作者们毋庸置疑地指出，喧嚣的芝加哥必须得到彻底改造，而一座更好城市的创造触手可及。《规划》的重要性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帮助说服了当时和之后如此众多的民众（包括一些批评者）接受了这一观点。
《规划》用实例证明了城市社会的精英们一直有着把自己的城市变得更加宏伟有序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19世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代，特别在美国和西欧。从1800年到1900年，美国居住在城市区域（在联邦人口普查中被宽泛地定义为居民超过2500人的地方）的人口的比重由刚过3%急剧上升到差不多40%（同期总人口从5308483人上升到76212168人）。全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在此期间人口由60515人爆炸式地增长到了3437202人（或者说超过了全国人口的4.5%）。到1900年，已有38个地方拥有10万以上的居民。但美国最突出的城市现象是芝加哥，它在1830年还仅仅是个一百来人的小村落；十年以后，它的居民数达到4470人，这让它成为全国第92大城市；189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099850人，排名上升了90位。到1910年，《芝加哥规划》出版一年后，统计居民人数达到了2185283人。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很难理解世纪之交的芝加哥的不完善和粗陋，事实上，当时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以及很多物质特征，都已被较好地建立了起来。它可以（并且事实上的确如此）为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机构以及刚刚成功举办的1893年哥伦布世界博览会而感到自豪，但是，芝加哥在总体上仍然还是缺乏管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肮脏、丑陋、不堪入目，烟尘污染和问题重重的卫生设施令人厌恶并威胁着健康，穿越城区的货物和旅客运输缓慢而不便，多条铁轨形成的廊道把密歇根湖南部城区的大片地区（包括城市商业中心区）与湖滨分隔开来，许多街道的路面还未得到铺设。大量劳动者居住在边缘的，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中，这使得阶级对立和劳工暴力一点都不罕见，虽然它们也从来不受欢迎。历史学家和文化分析家亨利·亚当斯被这座城市、这场世博会以及它们内部和相互间的强烈对比所震撼，并因此发表了著名的评论：“1893年的芝加哥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美国人民是否知道他们正在驶向何方？”
《芝加哥规划》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是在城市这一方面。通过这样做，它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一起，为理解和提升芝加哥做出了努力。这里有两个例子：厄普顿·辛克莱尔的《丛林》仅比《规划》早三年出版，简·亚当斯的《赫尔之家二十年》在它之后第二年出版。虽然它们对芝加哥的评估以及改造建议与《规划》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这三本书的作者都面临着相似的一组关切：有没有可能不仅确定城市演变的方向，而且还做出大的改进？更确切地说，城市有没有可能在被改造得更加有序、美观和人性化的同时，又不让那些推动它的活力被扼杀？经济利益、公共利益和人的需要有没有可能得到协调？甚至，芝加哥有没有可能变得不仅更加平等，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伟大城市（包括历史上的和当代的）都更加卓越？
《芝加哥规划》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一个非常确信的“是”。它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对这个计划不容置疑的信心，典型地反映了进步主义时期具有公民意识的商人们的信念，他们坚信重塑美国城市很有必要，也坚信自己有能力通过理性的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芝加哥商业俱乐部对城市的愿景在《规划》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没有他们积极而深入的参与，《规划》不可能产生。但是如果没有丹尼尔·伯纳姆全身心投入他的经验、智慧、创造力、活力、决心和人格魅力，商业俱乐部也不可能承担起这个项目，《规划》也绝无可能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与权威。但在另一方面，《规划》既展现了商业俱乐部和丹尼尔·伯纳姆的洞见，也反映了他们的保守性；既揭示了他们对城市的信念，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的价值取向。这方面，同样，《芝加哥规划》是对它的时代和思想源头的反映，那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无论他的眼光有多么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