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常认为，美国年轻人是在十八岁时才开始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早期生活是一片精神上的空白，他们进入大学时如同一张白板，对深层自我和自己肤浅的经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美国青年和欧洲青年之间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我们进了大学后才开始接触的欧洲小说和电影上。欧洲人从家庭、公立学校、大学预科获得了他们想获得的大多数文化，在这些地方他们的心灵同他们的文学传统融为一体，而这种文学传统又表达甚至构建了他们的民族传统。不能简单或不加思考地说，欧洲的学童拥有精深的人文知识，我们的青年和长者就此而言远远不如他们。而是说，他们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书本知识获得的，最先塑造他们志向的是他们从书本里看到的榜样，那丝毫也不亚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榜样。书籍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受到全社会的大力推崇。他们所谓的良好家庭的孩子，怀有从事严肃文学或哲学职业的愿望是十分寻常的事，就像我们的孩子希望到娱乐圈或工商界谋差事一样。欧洲青年早早地被灌输了这一切，当他们十八九岁时，这已经成为他们精神修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观察一切的窗口并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学习和经历。他们是为了获得专业教育而进入大学的。
相比之下，美国青年刚进入大学时就像个自然的野蛮人。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大西洋彼岸的年轻人平日谈论的那些作家，更谈不上这些人会进入他们的头脑，与他们发生某种联系。“赫卡柏[4]与他何干？”他们属于全世界，运用理性看待全人类共有的事物，解决生存问题，他们总在无知和无意地践踏世界各民族的神坛，而这些民族相信自己是由特殊的神祇和英雄，而不是普通的肉体构成的。这种美国式思想的愚钝，会让人觉得可怕而野蛮，有碍于完整的人性，它没有感悟美的能力，全然无法参与到人类文明不断进行的对话之中。
但是，在我看来，并且在许多更出色的观察者看来，这却是美国大学生的大部分魅力之所在。他们刚有了成熟的迹象，天生的好奇心和对求知的热爱好像就自然而然降临到了他们身上。没有传统的羁绊或鼓励，没有社会的奖赏和惩罚，没有势利或排他，一些美国人发现，他们对意味深长的觉醒有着无限的渴望，他们的灵魂中有着他们尚未意识到的、渴望得到充实的空间。我教过的欧洲学生对卢梭和康德总是了如指掌，但这些作家是在孩提时代就被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在战后的新世界里这成了老俗套，就像短裤一样是限制儿童的手段，而不再是灵感的源泉。于是，这些学生开始吸收新的、试验性的东西。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大作家的著作却能够成为一片艳阳高照的高地，他们从那儿可以发现外部世界，发现我在这本书中所祈求的真正解放。对美国大学生来说，这些老货色也很新鲜，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一切重要的古老见解都是历久弥新的。对于表现为特定文化发展之一部分的哲学和艺术成就，美国人也许永远缺乏同它们的根深蒂固的直接联系，然而他们对这些著作的接触，却显示出一种自由的选择，一种与时间、地点、地位或财富无关，参与最高尚事物的人类潜能。如果天下一家的情感是处在人心的最低层次，而高层次的修养需要无法沟通的特殊“文化”，那么这种对人类状况的解释就太可悲了。美国人的气质为一种乐观信念提供了证据：两种普遍性，即灵与肉的普遍性，是可能存在的，臻于完美之境并非全靠运气。美国青年，更确切地说，有些美国青年，为传统的生生不息带来了希望，因为他们并不把传统视为传统。
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的几年，我开始给这个国家的优秀大学生授课，他们为我提供了特别辉煌的迷人前景。我在1965年写道：
这一代大学生是独特的，其人生观与他们的老师截然不同。我指的是在较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的好学生，通识教育主要针对他们，他们是某种以最好的材料作为先决条件的训练的对象。这些年轻人从未经体验过他们的父辈在大萧条期间经历过的那种纯粹生计上的焦虑。他们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并且预期这种舒适会有增无减。因此，他们大体上对这种舒适满不在乎，他们并不为获得这种生活而骄傲，不想让自己为此而陷入琐屑的、有时必然是扭曲的忧虑之中。而且，他们并不特别在乎这种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伟大的理想放弃它；实际上他们渴望这样做，以期证明他们并不依附于它，随时等待着更崇高的精神召唤。简言之，这些学生是民主版的贵族。过去20年持续不断的经济繁荣给了他们自信，使他们认为谋生不成问题。所以，他们准备从事任何职业或冒险，只要能够赋予它严肃认真的表象。传统、家庭和经济责任的束缚是微弱的。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开放大度的性格。他们往往会成为优秀的学生，对自己所学到一切万分感谢。看看这个特殊的群体，十有八九会让人觉得，国家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进步大有希望。
当时有一种精神渴望，一种使大学像被电击过一样兴奋的强烈的灵魂紧张。苏联在航天事业上打败了我们，举国为之震撼，一时之间，均等教育受到了抵制。人们似乎无暇顾及那些废话。生存本身取决于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教育。外在的必要性给悠然自得的教育界注入了本应一直就有的紧迫感。转瞬之间就冒出来了资金和各种标准。目标是造就科技人才，以便把我们从苏联的控制中拯救出来。中学把精力全放在了讲授数学物理上，这些学科的成绩优异的学生荣誉加身，前途无量。“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了权威标准，增强智力成了全民娱乐。对久不使用、松松垮垮的肌肉加强锻炼是有益健康的，全国都在训练和激发头脑。当时的学生更优秀，学习动机也更强。
那时，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美国学生第一次开始真正学习各种外语，还有迹象表明他们对另一些事物也有了初步的向往。科学被吹得天花乱坠。真正的科学职业属于凤毛麟角，在中学里它是以技术的、平凡的方式传授的。学生表面上学的是要求他们学会的东西，但远大前程并不能完全抵消学习的枯燥。新的智力活动和对成就的渴望尚未完全找准目标。我观察到，许多优秀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很脆弱。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理论难题——科学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好的——在发挥着它的实际效果，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很容易浮出水面。于是，虽然政府官员只关心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开始从中获益（因为大学不可避免地会说它们也很重要）。不多的人文学习就很容易吸引许多有天赋的学生离开自然科学。他们感到有人对他们隐瞒了另一些选择。既然这是个自由的国度，当他们进了大学，发现除了科学还有别的学科，他们就会改变兴趣。这是个紧张的时刻，充满渴望，但缺乏清晰可见的目标。
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时相信，需要一种通识教育，以便为这些学生提供检验其生活、考察其潜能的手段。而这是大学不具备和不愿意提供的东西。学生漫无目的和难以驾驭的精力最后找到了一个政治出口。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大学向他们做出了除教育之外的种种让步，但姑息政策失败了，培养优秀生的整个实验很快就被冲刷得无影无踪。形形色色的解放运动耗尽了神奇的精力和紧张，学生们的心灵疲惫不堪，他们能够计算，却不能得出有激情的见识。
也许是我完全搞错了，在我看来，20世纪60年代初的建树，只是对依然残存的禁忌的最后一击，对知识的表面渴望，其实不过是现代各种最强烈的渴望——渴望克服必然、紧张和冲突，渴望灵魂摆脱永恒的痛苦得到休息——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依然认为，确实有很多真正的精神渴望，它们最终流于松懈，只是因为我们浪费了机会。
但是，当那些文化食客，无论职业的还是业余的，开始享用精神上的饕餮盛宴时，继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那一代之后的大学生促使我想知道，我的信念——对古代的伟大经典的信念——是否正确。这种信念就是：自然本性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人的求知欲是恒久不变的，真正需要的是适当的养分，而教育不过就是把美味佳肴摆上桌子。现在我明白了，再好的自然本性也要与风俗习惯相契合，正如建立政治秩序——即保证人性健全的条件——需要人类的技艺一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担心人的精神散漫或心中沸腾的热血会被蒸发掉。尼采认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构成了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类的精神之弦日益松弛，而且有着再也绷不紧的危险。他相信，精神的活力源自文化，文化的衰落不仅意味着文化中人的衰落，而且意味着人本身的衰落。这就是他要毅然面对的危机：人作为人、作为崇高生物的存在，取决于他，取决于像他一样的众人——他就是这样想的。也许他并不正确，但他的立场看上去总是强有力的。无论如何，美国人通常给人造成的天生粗俗的印象是骗人的，它只是相对于欧洲人给人的印象而言。今天，择优录取的学生的知识是如此贫乏，与传统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断裂，在求知上如此无精打采，这使他们的前辈看上去成了文化奇才。文化土壤愈加贫瘠，我很怀疑它现在能否维持更高级人才的成长。
对比一下法国的教育吧，虽然它已大为衰落。不妨稍微夸张一点儿说，有两位作家塑造并约束着有教养的法国人的头脑。每个法国人生来或至少早年就已成为笛卡尔派或帕斯卡派。（与此相似，也可以说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教育者，歌德是德国人的教育者，但丁和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人的教育者。）笛卡尔和帕斯卡是民族作家，他们告诉法兰西人民有哪些选择，为人生永恒的问题提供独特而强大的观点，他们负责编织灵魂。上次去法国时，我听到一个侍从管自己的同事叫“笛卡尔派”。这并不是装腔作势；他只是指出了此人属于哪种类型。与其说法国人从这些思想源泉获得了什么原则；不如说它们塑造了一种心态。笛卡尔和帕斯卡代表着理性与神启、科学与敬神之间的选择，这是其他事物也遵循的选择。法国人在思考自我，思考自己的问题时，这两种总体性的观点几乎总有一个呈现在他们心中。任何综合都无法把这种根本对立——不容任何偏差的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对立——统一起来，它为我们在谈论法国人的明晰和激情时认识到的二元论提供了动力。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在世俗和宗教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不可调和的争辩，双方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共同的基础，住在这同一片国土上的公民对人生的意义有十分不同的体会。莎士比亚为英国人充当了这两极之间的调解人，但没有人能为法国人做到这一点，尽管卢梭这位瑞士人曾做过崇高的努力。三百年来，启蒙精神和天主教思想在法国一直各守门户。笛卡尔和帕斯卡为法国人解释了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基督教，同时使他们形成了对另一个更遥远的灵感源泉——希腊——的尊重。这两位作家之后，一代又一代人相继以这两人之间的紧张为起点，提出和变化着他们的主题，这种根本性的精神体验一方面反复再现于伏尔泰、孟德斯鸠、贡斯当、巴尔扎克和左拉身上，另一方面也反复再现于马勒布朗士、夏多布里昂、迈斯特、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和塞利纳身上，这些人彼此了解，不断与自己的对手展开对话或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