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箭飞
二十世纪有“批评的时代”之称，但若按美国作家和批评家兰德尔·贾雷尔的界划，“批评的时代”确指的是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一时段。三十年内，学说竞起，派系林立，各路大家都给思想史刻下深深的印痕，自然，也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话语震荡，引发出知识界的分裂、混战乃至对峙。在美国的纽约，这种百家争鸣鲜少协奏的局面更加突出。纽约，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也许可以把各类肤色的移民锻造成具有基本认同的美利坚公民，但对于迁徙或居停于此的知识分子来说，纽约更像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剧场，为腔调不一的异见者提供了众声喧哗的舞台。究其原因，二战前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乱象与危机刺激着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做出各自的反应，他们在学界和媒体之间自如穿梭，与公众同频互动。观念的对流、思想的交锋营造出一个活跃的公共空间。毫无疑问，这三十年乃是纽约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其时的文人——学者有巨大的热情，也有相当多的机会对社会行使启蒙的职责，或者权力。这一盛况是他们退化或者退缩了的晚辈、“理论的时代”的专家——学者不敢想象、望尘莫及的。在我看来，把“批评的时代”与“理论的时代”截然划开的一股力量就是体制化：当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被大学招安，聘为体制内的终身教授后，批评也就沦为理论的囚徒，或者说，戴着镣铐的独舞。今天，所谓的文化批评，早已剥离掉半个世纪前直面现实的功能，更多的时候，是获得学位、职称和行业名望的手段。曾是公共知识分子手中利器的一种文类——散文已被学院派理论家们和他们的学徒加密成行话连篇、玄上加炫的一、二级学科论文，具有博士学位的读者也许能读出点名堂，普通读者只好承认自己阅读能力低下，掉头走开——反正……还有肥皂剧可看，脱口秀可听。横亘在学院与大众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专家学者高居在象牙塔里，自有一定数量的学位候选人进香献礼，延续道统，而大众自甘“愚昧”，任由塔上高人自弹自唱，或者对掐群殴。当然，不断会有学院人士飞越沟壑，与大众互通款曲，但很少人能把言说风格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是俗得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写手，就是雅得成了枢密顾问，在各类保卫森严的机构进进出出了。最不堪的，当属不俗不雅的那类，某个领域的专才膨化成无所不知的达人——文化频道上露一小脸的嘉宾，动辄会说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
此番现状下，怎么不令人想起莱昂内尔·特里林来！这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聘任的第一位犹太裔教授，最受学生仰慕的导师，数个立场鲜明影响甚巨的杂志的撰稿人或编辑，其五十年的笔耕生涯中，有三十年恰与“批评的时代”重叠。他不仅参与构建了纽约公共知识分子的盛期，更是以自己的写作完美地界定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批评的目的和散文的魅力。
特里林曾经备受英美知识界和读者的推重，一度被誉为“文化的良心”。显然，“文化的良心”这一称谓要比文化昆仑、某学大师之类更能表明文学研究与政治、时局或者现实之关系，而特里林写作的持续关注和范围以及批评风格，完全担当得起他的哥大同事、杰出的思想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给他的定位。在后者眼里，特里林是英语传统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堪与赫兹利特、柯勒律治、阿诺德、白哲特并列；特里林的学生，同为纽约知识界领军人物的欧文·豪则视他为“除埃德蒙·威尔逊之外的本世纪影响最巨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而威尔逊本人，尽管素来吝于表扬他人，甚至有点反犹情绪，也对特里林青眼有加。其实，1939年，特里林的博士论文《马修·阿诺德》（Matthews Arnold）甫一问世，大西洋两岸的文学批评家和读书人就意识到另一个阿诺德出现了。阿诺德和特里林都属于智者作家，“直面当代各种社会议题，鞭策和指导读者”（乔治·兰道语），所以，1975年特里林去世时，美国媒体的反应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此语并不夸张——随着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全面获胜，作家以及批评家也被去魅，走下正典的神殿或者艺术家罗曼史的圣龛。就文学史而言，不会再有“但丁时代”、“莎士比亚时代”的传奇了，顶多有“某某作家年”的广告文宣；就批评史而言，特里林之后，虽然时有批评大腕，或者说巨星登场，引领舆论数十年，但不复有人能够重演他的“教育一代人也去信仰文学之力量，文学改变、提升和破坏之力量”的先知神话了。（Edward Alexander， p.1）
然而，在中文知识界，特里林却少为人知。译者也是在校、译本书的过程中，逐渐对书内书外的作者有些了解，直至对他的批评风格着迷起来。作为讲授西方批评文献和学术英语的教师，我有一个书架，供奉着数本我视为思想与文体堪称绝配的批评杰作，列入核心课程和专题讨论课的必读书目，希望在我的导读下，学生们能对埃德蒙·威尔逊、以赛亚·伯林、雅克·巴尔赞、哈罗德·布鲁姆的文风略知一二，多少修正一下他们得之于中文权威核心期刊的文学研究的印象，使他们明白：原来批评散文或论文不止粗涩、晦涩、干涩之类。黄昏起飞的猫头鹰会乘着旋律的翅膀，风中摇曳的芦苇会舞出妙曼的风姿。真是惭愧，这么多年，我居然遗漏了特里林！说起来，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应该读到他的。那时，西学再次东渐，各类译著水漫金山，其中的一股强流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随着原典和研究文献的重现和涌入，特里林的一些相关文章也被夹带了进来，但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好些年里，精神分析学被我们这些文学研究生，甚至我们的导师奉为攻克一切文本迷宫的秘笈。才弱智穷的时候，必定呼唤引文救兵，猛念一通弗洛伊德说……荣格说……弗洛姆说……甚至连马斯洛、拉康也被拉出来充当论文的垫脚，也没想起特里林！其实，在创造性地化用，而非亦步亦趋地套用弗洛伊德文学批评方法论之价值的美国学者中，就有他一个！1940年，他在《弗洛伊德与文学》一文中写道：“弗洛伊德从心理特有的结构中发现了那些艺术借以发挥效力的机制……在所有的心理体系中，弗洛伊德心理学属于这一类：使诗歌成为心灵构造之固有部分。”由此推进，特里林逐步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个核心信念，屡屡返响在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写作之中：文学想象，以其敏锐和睿智矫正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简单化，没有想象和心灵的政治是发育不良的政治。在这一点上，特里林与阿诺德一样，对文学的政治功用寄予厚望。但，他的儿子，詹姆斯·特里林在其争议颇大的一篇文章中则描述了父亲与弗洛伊德的另一种思想关系：“弗洛伊德是我父亲的英雄。《文明及其不满》近乎一部圣文……我父亲对于人生的悲剧看法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弗洛伊德的提醒：文明，尽管有其所有可以想到的荣耀，但却无法让自己的居所井然有序。”虽然未必知父莫如子，但儿子还是抓住了父亲取之弗洛伊德的一根肋骨。儿子貌似个人角度的看法，其实已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过详尽的论证——威廉·蔡斯在《莱昂内尔·特里林：批评与政治》（Lionel Trilling： Criticism and Politics，1980）一书中如是说：“对那个理性的、建设性的、具有治疗意义的弗洛伊德，特里林并无多大兴趣，他所敬仰的是另一个弗洛伊德——这个弗洛伊德一点也不喜欢简单的人道主义的乐观主义，既不罗曼蒂克，也不科学；这是个悲剧性的弗洛伊德。心存这个弗洛伊德，特里林直面包围着他并主导了他的文化（如他所认为）的自由主义者。”（Chace， p.88）这一观点貌似在说借助弗洛伊德的支撑，特里林向美国的主导文化自由主义开战。需要说明的是：特里林谓之的liberalism与我们中文读者意会的自由主义概念有很大不同，而是“针对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代码……指向一套关于进步、理性和政治承诺的完整构想”（Rodden， p.378）；特里林谓之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则指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西方受教育阶层，他们“相信进步、科学、社会的立法、计划和国际合作”，迷醉抽象的理念，乌托邦的愿景。
显然，悲剧性的弗洛伊德与乌托邦格格不入。综观特里林的一生，他都在透过悲剧性的弗洛伊德透镜，观察并解释各种“有其所有可以想到的荣耀的”主义和愿景反讽性的结局，从斯大林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再到新左派，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为《党人评论》撰稿起，特里林的写作一直与时代的热点议题密切相关，却未倒向任何一种主义或者观点。综览他的主要著述，从为他赢得哥大终身教职的博士论文《马修·阿诺德》到获得英美学界激赏的《爱·默·福斯特研究》（E.M Forste，1943），从价值渐被发现的小说《旅途的中点》（the Middle of Journey，1947）到将其带至影响力巅峰的文集《自由想象：文学与社会》（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50）及至批评生涯之辉煌句号的《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1972），都显示出他的“没有立场”的立场，与其说是——如论敌所指责的，“暧昧”、“圆滑”、“躲闪”，不如说是警惕——警惕任何主义的极端倾向和绝对化。在《马修·阿诺德》中，他谈到人道主义的死穴：“人道主义最推崇的社会面貌是正义和连续性，这也是为什么人道主义总是呈现出一种矛盾。当它说到正义，它相信人类状况是绝对的；当它说到连续性，它暗示社会不是绝对的，而是重实效的，甚至不规范的。它的理解力要求清除所有不规范的东西，然而它的社会连续性的理想又使它相信一旦将那些不规范破坏殆尽，那么可能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坏的不规范。人之本质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既然正义得以实现，哪怕天堂崩坍’，随这一认识而来的则是天堂崩坍之后，正义焉能得以实现。”可以说，弗洛伊德磨砺了特里林的犀利，但更可以倒过来说，特里林的洞见也使弗洛伊德的价值更加突出。特里林这种辩证思维，或者说悖论方式使其能够直抵问题的核心，同时看到一个好词的两面，甚至更多：“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以至于我们能想象到的可以安身的国家是乌托邦，讽刺的是：我们相信的唯一乌托邦居然是专制主义的乌托邦。”他质疑学院派：“学院派的大恶是它关注观念甚于思考。”说到学院派，作为哥大教授、现代主义文学和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学者，特里林应该很“学院”才对，但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不是津津乐道重点项目、沾沾自喜国家大奖的学院派，他是人在大学，心系社会或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即使身为纽约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他对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也保持警惕：“我们天性中的某种悖论引导着我们，一旦我们使我们的同胞成为我们启蒙关注的目标，接着我们就会使他们成为我们怜悯的目标，然后成为我们智慧的目标，直到成为我们强迫的目标。”
由于这种警惕意识，或者说怀疑一切绝对主义的立场，特里林遂有“异见者中的异见者”之称，不受各路主义的卫士、意识形态成瘾者的待见。因此，在他的声誉冉冉抬升的同时，从他起家的左派阵营里，他跻身的自由主义阵营里，他被奉为前驱的新保守主义阵营里，甚至他立命的学术界也不时射来质疑、苛责的箭簇。
尽管“痛恨被人当做任何东西的典型”，特里林还是被贴上种种标签，或被利用，或被攻击，每种标签未必与真实的特里林合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哥大的一些同事就是以“弗洛伊德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的理由拒绝给予特里林终身教职。细查特里林的思想轨迹，说他是弗洛伊德分子，还算是名至实归；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有点简单化。不过，若回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知识界的实况，在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大背景下，特里林焉能跳脱时代的影响？在诸多甘为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小杂志中，他所效力多年的《党人评论》属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派，这种身在其中的经历恰好给特里林提供了观察美国自由主义的时态、心态和状态的绝佳角度。一度整体左倾的纽约知识分子，耳闻或旁观斯大林治下的集权政治后，经历了理想幻灭，又遭受了麦卡锡主义的打压，到了四十年代末期，一些人开始向右，向极右，直至成为新保守主义的中坚。但特里林，顶多是个同路人，他欣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甚于其政治理念。当他强调历史与文化对于作者和文学的影响时，他显得很“马克思”，其实也很“弗洛伊德”。细究起来，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颇多叠合之处。一些弗洛伊德信徒也有意识向马克思靠拢，或者说从马克思那里获取理论资源。但是，特里林却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一个差别在于：前者对于（文学的）想象毫无觉察。鉴于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本文跳过不论。
至于犹太人这个标签，特里林并不乐见。二战前后，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一股反犹情绪或暗潮，但这并不是特里林身份困扰的重要原因。一些学者做过深入研究，结论各有可取之处，也有可疑之处。在纽约知识界，犹太裔的批评家和作家堪称人多势众，特里林的一些冒犯之言，自然会招来同胞的不快甚至嫉恨：“我不认为我是犹太作家，我心里从未想到要用我的写作服务任何犹太目的。如果批评家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他称之为的犹太缺陷或美德，我会感到愤怒的。”有研究者把特里林的困扰解释为“自我憎恨”，甚至是崇英情结——这后一点很有趣，特里林这个姓氏的确相当英国化，不像罗森伯格、豪、迪克斯坦这些人的名字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犹太出身。这里，我倾向于认为特里林淡化族裔的言论其实表达的是他这代犹太知识分子的焦虑：他们急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试图成为创造美国的文化力量。他的确做到了，诚如他的哥大同事斯蒂芬·马卡斯所说，他使思想的天气显得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文化的一部分。
显然，作为“最后的大批评家”，特里林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从他的政治立场到文学批评再到他的个人生活，总会被挑出毛病来，挑毛病的人之中甚至有他的爱徒、妻儿！但有一点，却是各派高手服膺的，那就是特里林的散文风格，基本上称得上无懈可击。在洋八股和土八股大行其道的当下，重读特里林的文论或者文学批评也许能使我们重温“想好了再写”的真谛，领略“批评乃是一种艺术”的妙趣，感受优雅的写作的魅力。特里林写作，好用长句，间以短句以示切分、转换，繁复与简洁错落有致——繁复而不混乱，简洁而有弹性。大凡写到绝好的散文，其音乐般的节奏形式和旋律结构就会呈现出来。有学者形容他的文体具有“巴洛克式的响度”（Baroque sonority），但我觉得，自由探戈（Libertango）也许是更好的比喻。是的，自由探戈。在校、译《文学体验导引》的过程中，马友友演绎的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又名：与现实交会三分钟》就在耳边萦绕不去。特里林写作《导引》的本意在于为一部作品选编提供评鉴式的导读，引领英语系和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与伟大的书，确切地说，五十二部伟大的作品翩翩共舞。自始自终，他是一位绝佳的引舞者，“绝不推逼提拉”，只是“唤起读者的意识和回应”（乔瓦诺维奇语）。在《马修·阿诺德》一书里，特里林把阿诺德的成功归功于其风度与风格，“对英国来说是一种新的风度和风格，与批评的艺术完美匹配——优雅而有力，直白而含蓄，冷静，但却能逐渐升温，小心火候而不会煽其烈焰。这种风格使读者与作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留给读者思索的空间……文质彬彬却又活力四射。”从这段文字里，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探戈舞者，当然不是那种火爆热辣，与舞伴——读者耳鬓厮磨、如胶似漆的探戈舞者，而是曾被英国报界夸为最优雅最美丽的沙龙探戈舞者。这是特里林对阿诺德传神的刻画，也是他自己的风格追求。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加诸于特里林身上的一些指责，比如“暧昧”、“躲闪”、“超然”也许倒是一个思想探戈舞者的魅力所在。倘若说，“探戈是不可预料性与悖论之舞……是交流，是运动之模式，是关系，微妙而紧张”（Katherine Carol， p.13），那么，这也是特里林的写作风格，或者本书风格的本质。
这里，允许我套用七十年前一位英国记者汉森的妙语造句：“谁想读一本关于特里林的书？那么，就读这本《文学体验导引》，由它开始了解自希腊悲剧而下的西方文学传统，并了解特里林这个人！”
需要承认的是：在校、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能够感觉特里林的风格之美，但却不能尽情传达其美。面对这样的文体大家，我只能再次发出翻译是遗憾的艺术，翻译是冒险之举的感叹。假如说，特里林的《导引》是“伟大邂逅伟大”的话，那，我们的翻译也许就是抛砖了——希望有更好的译本取而代之。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译林出版社给予我们翻译特里林的机会。固然，翻译的过程中，特里林巴洛克式的表达屡屡挫磨我们的自信，但更多的时候，它是我们的心智练习（mental exercises）。
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说明：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如下著述：
1.Lionel Trilling and the Critics： Opposing Selves， edited by John Rode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2.Lionel Trilling： the Work of Liberation， Daniel T.O'Har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3.Lionel Trilling and Irving Howe， Edward Alexander， Transaction Press， 2009.
4.Lionel Trilling： Criticism and Politics， William M.Cha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The New York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Beyond， edited by Ethan Goffman and Daniel Morri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Tango： Dance of Self-discovery， Katherine Carol， Humboldt，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