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安维尼大人听着，有点吃惊，这个语言对他来说太新鲜了。
议员继续说：
“至于处死路易十六，我没投赞成票。我认为我无权处死一个人，但我感到我有义务消灭罪恶。我投了赞成消灭暴君的票。也就是说，妇女要结束卖淫，男人要结束奴役，孩子要结束愚昧。我之所以投票赞成共和国，就是因为赞成这些。我赞成博爱、和谐、曙光！我为消灭偏见和谬误出了力。谬误和偏见的崩溃带来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是装满贫困的罐子，一旦在人类身上推翻，就成了一个装满欢乐的坛子。”
“混杂的欢乐。”主教说。
“您也可以说成混乱的欢乐。可是今天，从那次灾难性的复辟，即所谓一八一四年的复辟以来，可以说连欢乐的影子都没了。可惜，这件事做得不彻底，这点我承认。我们摧毁了旧制度，但没能在思想上把它彻底消灭。仅仅革除流弊是不够的，还应该改变习俗。风车不在了，但风还在吹。”
“你们摧毁了。这也许是有用的，但这种摧毁夹杂着泄私愤，我不敢恭维。”
“主教先生，权力是会发怒的，权力的发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这没什么，不管怎么说，法国这场革命，是基督诞生以来人类向前迈进的最有力的一步。它是不彻底，但非常崇高。它让人看到了一切闻所未闻的社会现象。它使人变得温和。它给人以启迪，使人平静、安宁。它让文明的洪流席卷大地。这是一场有益的革命。法兰西的这场革命，是对人类的认可。”
主教情不自禁地嗫嚅道：
“是吗？九三年[41]？”
议员在椅子上直起身子，庄严的神情中略带悲伤，他拼足临终者的全部力气，大声说：
“啊！您终于说了！九三年！我一直等着您说呢。一千五百年中积起了一片乌云。过了十五个世纪，才云开雾散。您却谴责那声惊雷。”
主教感到自己心中有种东西熄灭了，尽管他不一定承认。不过他仍保持镇定。他回答说：
“法官代表正义说话，主教代表慈悲说话，而慈悲是更高尚的正义。雷霆不应该击错目标。”
他眼睛紧盯着议员，又说：
“那么路易十七[42]呢？”
议员伸出手，抓住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为谁哭泣？为那无辜的孩子？那您就哭泣吧。我和您一起哭泣。是为王子？我就要考虑考虑了。依我看，路易十五的这个孙子，这个无辜的孩子，只因他是路易十五的孙子这条唯一的罪名，而在圣殿骑士寺院里备受折磨，他这个痛苦，与卡图什[43]的弟弟所受的痛苦相比，并不更痛苦；卡图什的弟弟，同样是无辜的孩子，只因他是卡图什的弟弟，却被吊死在河滩广场上。”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用人的名字作比较。”
“卡图什？路易十五？这两个人中，您替谁鸣冤？”
这时出现了沉默。主教真有些后悔来这里了。然而，他隐隐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奇妙的震动。
议员接着又说：
“嗳！神甫先生，您不喜欢赤裸裸的事实。基督却喜欢。他拿起一根荆条，给圣殿清除灰尘。他的鞭子电光四射，赤裸裸地道明了真理。当他大声喊‘让孩子们来我这里[44]’时，他并没对孩子厚此薄彼。他会乐意将巴拉巴[45]的儿子和希律[46]的儿子一视同仁。先生，无辜本身便是冠冕。不是非得殿下才无辜。不管是衣衫褴褛的穷人，还是法国王室的子孙，他们的无辜都不可辱没。”
“这倒是真的。”主教低声说。
“我坚持我的看法。”G议员继续说。“您提到了路易十七。让我们统一一下看法。我们是不是要为所有的无辜者、所有的殉难者、所有的孩子、所有上层的和下层的人哭泣？这我同意。但是，我同您说过了，应该追溯到九三年以前。在路易十七之前，我们就应该流泪了。我和您一起为国王的孩子们哭泣，只要您同我一起为老百姓的孩子们流泪。”
“我为所有的孩子流泪。”
“不分轻重！”G嚷了起来。“如果天平要倾斜的话，也要倾向人民一边。他们受苦的时间更久。”
又是一阵沉默。还是议员先开口。他用一只胳膊支着轮椅，直起身子，用大拇指和弯曲的食指捏住脸颊，就像人们在审问和审判时下意识做的那样，并用凝聚着临终全部力量的目光紧逼主教，向他提出质问。这几乎是一场爆发。
“是的，先生，人民受苦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再说，喂，问题还不止这些，您为什么来这里，向我问这问那，同我谈路易十七？我又不认识您。我来到这个地方后，一直孤独地生活在这围墙里，从来足不出户，除了这个照顾我的孩子，我看不见任何人。您的名字，我的确隐隐约约听说过，应该说名声还不错。可是这不说明问题。精明的人有的是办法让老实的民众上当受骗。对了，我没听到您车子的声音，您把它停在那边路口的树丛后面了吧。我跟您说，我不认识您。刚才您说您是主教，可这丝毫也不能向我说明您的人格。总之，我要再问您一遍。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也就是教会的要人，像您这样的人，穿金戴银，饰纹章，拿年金，受俸禄——迪涅的主教，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收入，一万法郎的额外收入，一共有两万五千法郎——有厨师，有仆役，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黑水鸡，外出坐华丽的马车，前呼后拥，趾高气扬，您有豪华的住宅，借着基督的名义乘坐四轮马车，可耶稣自己却光着脚走路！您是一个高级教士，年金、官邸、骏马、侍从、佳肴，人生的一切享受，您应有尽有，和别人没有两样。您像别人那样享受这一切，这很好，不过，这很说明问题，或者说还不够说明问题。这还不足以使我了解您内在的和主要的品质。您来这里，大概是为了开导我。我在同谁讲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答道：“我是一条蚯蚓。[47]”
“一条坐四轮马车的蚯蚓！”议员咕哝了一句。
现在轮到议员变得仁慈，主教变得谦恭了。
主教和气地继续说：
“就算是吧，先生。不过，您给我解释一下，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的马车，我的美味佳肴和星期五吃的黑水鸡，我的两万五千法郎的年金，我的官邸和仆役，这些怎能证明仁慈不是美德，宽容不是义务，九三年不是冷酷无情呢？”
议员把手放到额头上，仿佛要驱走一块阴影。
“在回答您之前，”他说，“我先要请求您原谅。刚才我不该那样，先生。您来我家，您是我的客人。我应该以礼相待。您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我只应该反驳您的论据。您的财富和享受，是我在辩论中可用来反驳您的有利条件，可是，高雅的做法是弃之不用。我向您保证不再提那些事了。”
“谢谢您。”主教说。
G接着又说：
“您刚才要我作解释，那就来解释吧。我们谈到哪里了？您刚才说什么了？您说九三年冷酷无情，是不是？”
“对，冷酷无情。”主教说。“马拉[48]为断头台拍手叫好，您怎么看？”
“龙骑兵迫害新教徒时，波舒埃[49]高唱赞歌，那您又怎么看？”
回答毫不留情，有如一把钢刀直插目标。主教为之一震。他没有反击，但G以这种方式提到波舒埃，使他很不舒服。最优秀的人也有崇拜的偶像，有时，当他们的偶像做出不合逻辑的事时，会隐隐感到受了伤害。
议员开始喘气了。他已奄奄一息，临终的呼吸不畅使他说话断断续续。可从他的眼睛看，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他继续说：
“再随便扯扯吧，我很想聊一聊。那场革命，从总体上说，是对人类的极大肯定，可惜九三年后退了。您认为那一年冷酷无情，那整个君主制度呢，先生？不也一样吗？卡里埃[50]是强盗，那您怎么称呼蒙特韦尔[51]呢？富基埃坦维尔[52]是无赖，那您又怎么看拉穆瓦尼翁巴维尔[53]呢？马亚尔[54]可恶之极，可是请问索尔塔瓦纳[55]呢？迪歇纳老头[56]残暴凶狠，那么，您怎么形容勒泰利耶神甫[57]？屠夫儒尔丹[58]是个魔鬼，那卢瓦侯爵[59]也不比他逊色呀？先生，先生，我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和王后深表同情，但我对那位胡格诺派的可怜女人也很同情。先生，那位妇女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一六八五年，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她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丢在一旁。她的乳房涨满乳汁，她的心里充满忧虑。孩子饿得脸色苍白，看见母亲的乳房，喘息着，啼哭着。刽子手要那位既是母亲又是乳娘的妇女发誓放弃新教，让她在放弃孩子和放弃信仰中作选择。用惩罚坦塔罗斯[60]的手段来对付一位母亲，您对此有何感想？先生，请记住：法国革命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愤怒，将来会得到宽恕的。它的成果是创造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在它最可怕的鞭挞中，包含着对人类的爱抚。我简要说一说。我不继续了，我的道理很充分。再说，我就要死了。”
议员将目光离开主教，用几句心平气和的话来结束他的想法：
“是的，进步的暴行叫作革命。暴行结束后，人们会承认，人类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可是却前进了。”
议员全然不知，他刚才的一席话已把主教心中的堡垒一一冲破了。然而还剩下一个，这个堡垒是比安维尼大人进行抵抗的最后一招，他坚守这块阵地，又像开始时那样生硬地说：
“进步必须信仰上帝。善事不能由不信教的人来侍奉。无神论者引导人类只会引入歧途。”
老议员没作回答。他打了个颤。他望望天空，眼中慢慢生出泪水。当泪水蓄满眼眶时，就沿着苍白的脸颊往下流，茫然的目光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穹，他几乎是语不成声地喃喃自语道：
“你啊！理想！只有你才存在！”
主教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震动。
一阵静默后，老人向天边伸出一根指头，说：
“无限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假如无限中没有我，那我就是它的界石，它就不再是无限了。换句话说，它就不再存在。然而它却是存在的。因此，它之中就有我。无限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临终的人说这最后几句话时，声音非常洪亮，还有一种心醉神迷的颤动，仿佛看见了什么人似的。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因为说话太用劲，耗尽了他的力气。显然，他所剩下的几个钟头的生命，就在那顷刻之间消耗殆尽。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缩短了他同就要去会合的那个人的距离。最后的时刻到了。
主教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他是以神甫的身份来的，从最初的极端冷淡，渐渐变得激动不已。他凝视那双紧闭的眼睛，拿起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向临终的人俯下身子：
“这一时刻是上帝的。如果我们这次见面一无所获，您不觉得遗憾吗？”
议员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严肃而忧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缓慢地说，与其说是因为衰弱，不如说为了保持尊严，“我的一生都是在研究、思索和冥想中度过的。六十岁时，祖国向我发出召唤，命令我参与国家事务。我服从了。有陋习，我斗争过；有暴政，我摧毁过；有权利和原则，我宣布和承认过。国土遭受侵犯时，我保卫过；法兰西遭到威胁时，我挺身而出过。我过去不富，现在很穷。我曾是国家的主宰之一，国库里堆满了货币，墙被金子和银子挤得快要倒塌，只好用支柱来撑住，可我却在枯树街上吃饭，每餐二十二苏。我帮助受压迫的人，安慰受苦的人。我撕毁过祭坛上的桌布，这是事实，但那是为了替祖国包扎伤口。我从来都支持人类向光明前进，有时我也无情地抵制过进步。必要时，我也保护过我的对手——你们这些人。在弗兰德的彼得热姆，就在墨洛温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个都市派的修道院，名叫圣克莱尔昂博利厄修道院，一七九三年，我就拯救过它。我尽我力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尽我所能做了善事。后来，我遭到驱逐、围捕、追赶，受到迫害、诽谤、嘲笑，我被人起哄，被人诅咒，被剥夺了人权。我白发苍苍，多少年来，我感到许多人认为有权蔑视我，在无知的可怜的群众看来，我是个该下地狱的罪人。我不恨任何人，但是，既然人们恨我，我就离群索居。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就要死了。您来要我做什么？”
“为您祝福。”主教说。
说完，他跪了下来。
当主教抬起头时，议员的脸已变得异常庄严。他刚刚停止了呼吸。
主教回到家里，陷入难以名状的思绪中。他祈祷了一整夜。第二天，有几个正直而好奇的人想同他讲讲G议员，他只是指了指天空。从此，他对弱小和受苦的人更加亲切和慈爱。
只要有人影射那位“姓G的老恶棍”，他都会感到异常不安。谁能说得清楚，那位老人在他面前坦露的思想，那崇高的意识在他的意识中引起的反应，对他的自我完善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
主教的这次“走访”自然在当地的小圈子里引起了议论：
“这样一个临终者的床前，也是主教该去的地方？让他皈依宗教怎么可能呢？所有的革命党都是死不悔改的。去那里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他对被魔鬼摄取灵魂的人就那么好奇？”
一天，一位自以为幽默的老太太，冒冒失失地同他开了个玩笑：“大人，有人问主教阁下什么时候戴红帽子。”主教回答：“啊！啊！这可是一种强烈的颜色。幸亏鄙视红帽子的人倒还崇拜红法冠。”
十一 一点保留意见
若凭以上所述，就断定比安维尼主教大人是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主教”或是“拥护革命的神甫”，那就错了。他同G议员的会面，或称做同G的会合，不过给他带来了一种惊讶，使他变得更加和蔼可亲罢了。
比安维尼大人绝不是政治家，但在此有必要简单说一说他在重大事件上的态度——假如他想过要有态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