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非自传，亦非回忆录。我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将生命历程中发生的种种写入我的作品。有时一段经历可做主题，我就虚构一系列的事件来表现这个主题；更为常见的是，我会把浅交或近友作为自己作品中人物塑造的原型。在我的书里，事实和虚构相互交织，以至于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即使能记起那些事实，我也没有兴趣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已经将它们派作更好的用途了；再加上那些事实本身看起来也相当乏味。我这一生丰富多彩，有时还充满趣味，但它称不上是冒险的一生。我记性很差，一个精彩的故事如果不再听一遍就永远都想不起来；但即使再听上一遍，还来不及把故事讲给别人听，我就又把它忘得精光。就算是自己讲过的笑话我也从来都记不住，我只好继续编新的笑话。如果没有这一缺陷，我很清楚，人们与我的交往大概会更加惬意吧。
我从来不写日记。现在想来，在作为剧作家初尝成功后的那一年，我要是留下日记该有多好，因为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的日记该会是一份有趣的文字记录。那时贵族和地主在南非造成了混乱局面，人们对他们的信心也因此瓦解；但贵族和地主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旧保持着过去的自信。在我经常前往的几个政客的宅邸，他们谈话的口吻就好像经营大英帝国是他们的私事。大选尚未举行，他们就讨论诸如汤姆是否应当执掌内政部，狄克去爱尔兰是否满意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讨论让我听来觉得很古怪。我想今天不会有人去读汉弗莱·沃德太太[1]的小说了，尽管也许很无趣，但我记得有几本小说还是很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统治阶层的生活。当时的小说家对此还是相当关注，即使是连一个贵族都不认识的作家们，也觉得有必要对有地位的人多施笔墨。现在如果有人拿起当时的戏单，看戏里有多少人物是有贵族头衔的，任何人都会觉得惊讶。那时的戏院经理认为这样的人物才能招徕观众，演员也乐于出演。不过，随着贵族政治影响力的衰减，人们对他们的兴趣也不如从前了。戏迷们开始乐于看到表现他们同阶层人物的情节，这些人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要么是处理国家事务的专业人士。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开始流行：如果对于主题而言并非必要，作家就不该在作品中引入有衔人物。在当时，让公众对下层阶级产生兴趣还不大可能。与这一阶级有关的小说和戏剧通常被认为是肮脏污秽的。如果这一阶级取得了政治权力，人们是否普遍会像他们长久对贵族生活，以及一时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那样，对下层阶级生活产生同样的兴趣呢？这一问题饶有趣味。
在这一阶段，我结识了一些人，从他们的阶层、名望或地位来看，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注定会名垂青史。我发现他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杰出。英国人热衷政治，我经常受邀前往一些人的宅邸，在那儿，政治是居主导地位的兴趣所在。也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著名政要，在他们身上，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出的才具。我于是总结出，或许太轻率：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非凡的智慧。自那以后，我在不同的国家认识了相当多身居高位的政客，对我而言，他们思想的平庸还是使我感到疑惑。我发现他们对生活中的普通事务所知不多，也很少能在他们身上发现精妙的思维或是生动的想象。我曾一度认为，他们之所以身居要津乃得益于他们的口才，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如果你无法抓住公众的耳朵，那你就几乎不可能爬上权力的宝座；而众所周知的是，辩才未必常与思想力相伴。但我见过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聪明的政客，处理公共事务都相当成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事实一定应该是这样的，统治一个国家需要特别的才能，而这一特别才能即使不包括一般才能也能很好地存在。同样，我认识一些事务型人才，他们获财万贯，企业兴隆；但一碰到和他们的工作无关的事务，他们就显得甚至连常识都至为缺乏。
我在这一阶段所听到的谈话也不像想象的那么机智，其中鲜有令人玩索回味之处。谈话通常轻松（尽管并不一直如此）、活泼、友好且流于表面。严肃话题不在谈话之列，因为他们觉得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些话题令人不自在，害怕太过专业似乎也使得他们不去谈论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就我的判断，那些谈话基本上止于高雅的打趣，听到值得重复的妙语的机会并不多。有人会以为教养的唯一用途就是让人堂而皇之地说废话。总的来说，我所知的最有趣、最能给人以持续愉悦的谈话者是埃德蒙·戈斯[2]。他读书虽然看上去不精，却也博览群书；他的谈话尤其充满才智。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强烈的幽默感，以及恶毒的辩舌。他是斯温伯恩[3]的近交，讲起这位诗人来使人入迷；他虽然不可能认识雪莱，但他谈及雪莱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曾为至交。他已和名流们交往多年。我想他是个虚荣的人，他心满意得地观察着那些名流荒谬的举止。我确信经他之口，那些人要比实际上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