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两大部分，主题的复杂使篇幅浩大在所难免。前一半又分为第一和第二部分，讨论马基雅维里时代的佛罗伦萨思想，把他与他的同代人和同事——萨伏那罗拉、圭恰迪尼、詹诺蒂等人——放在一起，采用了英语世界过去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在这种讨论中，我力求把佛罗伦萨共和主义置于第一部分的三章所分析的语境之中。我在这里认为，公民人文主义者对共和主义理想的复兴，给一个社会带来了问题，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人之政治天性要在这个社会中得到实现，而它却力求生存于否认任何世俗完满之可能的基督教时间框架之中。我还认为，这一时期的欧洲思想只有几种有限的方式能够使世俗时间变得可以理解。在“习俗”（custom）、“神恩”（grace）和“命运”（fortune）这一组标题下，我在前三章讨论了这些方式。共和国在时间中存在的问题，只能以这些方式加以解决，舍此别无他法。正是16世纪最初二十多年里，佛罗伦萨人——特别是马基雅维里——表述和探索当时提出的这一问题的方式，赋予他们的思想以鲜明的特点。
“马基雅维里时刻”这一短语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阐释。第一，它是指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出现的时刻和方式；在此恳请读者记住，这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最后岁月的“政治思想史”，不管它可能是什么；也不是该时期佛罗伦萨人的政治经验史，它无意“解释”他们对本书所研究的观念的具体表述。对于这里所说的“时刻”，是做了有选择的和基于主题的界定的。本书断定，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中某些持久的模式，导致了认为共和政体的出现和公民对该政体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历史中自我理解的问题，可以看到马基雅维里及其同代人或明或暗地与之对抗。这个问题在他们的时代变得至关重要，并且（主要是由于他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里依然如此。他们与该问题的对抗被描述为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虽然只是作为从他们思想的复杂历史真实性中选取的一个方面；他们的“时刻”被界定为他们遭遇这个日益重大的问题的时刻。
其次，“马基雅维里时刻”也表示这个问题本身。它是概念化时间中一个时刻的名称，在这个时刻可以看到共和政体要应付本身的时间局限性，它在不断出现的、理性无从知晓的事件之流中，试图维持道德和政治的稳定，而这些事件则被认为对一切稳定的世俗体系有着实质性的破坏作用。在为此目的而形成的语言中，这被说成是“美德”（virtue）同“命运”（fortune）和“腐败”（corruption）的对抗，而研究佛罗伦萨的思想，也就是研究马基雅维里及其同代人如何探究这些字眼的意蕴，其背景则是前几章所探讨的那些涉及时间的思维方式。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物全神贯注于共同探究这一问题，马基雅维里便是其中之一；在力求揭示这一点时，我也希望揭示，这是研究马基雅维里思想的一个合适语境，并且这种研究方式可以减少它所遭受的夸张而笼统的解释的数量。
我进一步断定，“马基雅维里时刻”有其延续的历史，即世俗的政治自我意识在不断提出历史自我意识方面的问题，这构成了西方思想从中世纪的基督教模式走向现代历史模式之旅程的一部分。就这些问题而言，马基雅维里及其同代人、佛罗伦萨理论及其有关威尼斯实践的形象，留下了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遗产：平衡的政府、动态的“美德”、武装及财产在塑造公民人格中的作用等概念。在本书的后一半，即第三部分，我追溯了“马基雅维里时刻”在17和18世纪英美思想中的历史，力求表明英语世界的政治传统继承了共和主义的和马基雅维里的观念与价值，正如它继承了立宪主义、洛克和柏克的观念与价值一样。可以断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詹姆斯·哈灵顿，他实现了公民人文主义思想与英格兰政治和社会意识的综合，实现了马基雅维里的武装理论与普通法对自有地产（freehold）之重要性的理解的综合。第三部分前三章所讨论的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表述如何在英国内战这一本来不可能的背景中成为适当的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与佛罗伦萨的情况相比，都铎时代的君权论同清教的宗教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之间的斗争，确保了更多相互竞争的思想方式和语言的存在。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政治观——某种程度上是清教千禧年主义的遗产——的稳步成长，及其在18世纪英美两地的得势，是一个需要予以探索的现象，这就是本书其余部分所要提供的内容。
“马基雅维里时刻”在18世纪的形式是最后几章的主题，其重心更多地转向美国。“美德”与“腐败”的对抗，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和历史哲学中被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其人文主义的和马基雅维里式的词汇，表达了对早期现代资本主义一种根本上敌视的观念——其基础是对公共信用的精巧法则而不是对更为直接的市场交换的认识。“命运”的角色日益由“信用”和“商业”等概念来扮演；这使得思想家们更多地从动态的而不仅仅是失序的角度去理解世俗时间，但是同时，“美德”与“腐败”（或“美德”与“商业”）的对立也继续作为工具，表达着以其最初的现代和世俗形式出现的争论：一方面是价值与人格之争，另一方面是历史与社会之争。就18世纪而言，这种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欧洲出现了一种辨证的历史观，在美国出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全球空间观，而从后者可以看到，一种本质上是文艺复兴的时间意识延续到了19世纪。可以断定，能够追溯至莱奥纳多·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所开启的事业，对于塑造现代的历史意识和摆脱历史的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书的缘起是，诺曼·坎托（Norman F.Cantor）请我为他那时正在编辑的一套丛书写一本研究16和17世纪欧洲宪政思想的著作。这本书写了将近十年，大大超出他和我本人的最初设想；但我绝不敢忘记感谢他当初的鼓励，以及他当时就职的出版社（John Wiley and Sons）的宽怀大度，它免除了我原已承担的义务。
一些学者的著作使我写作本书时受益匪浅，在列举他们的名字时，汉斯·巴隆（Hans Baron）虽有争议（而且完全没有得到他事先的承认），他对我的精神影响却无处不在。我直接求教其著作和交谈的人士众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有：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唐纳德·温斯坦（Donald Weinstein）、威廉·J.波斯马（William J.Bouwsma）、约翰·M.华莱士（John M.Wallace）以及格登·S.伍德（Gordon S.Wood）；与历史学家研讨会的学者有更密切的接触者，如赫斯特（J.H.Hexter，耶鲁大学）、彼得·莱森伯格（Peter Riesenberg）和约翰·M·穆林（John M.Murrin，乔治·华盛顿大学）、理查德·福拉特曼（Richard E.Flathman，华盛顿大学）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剑桥大学）阅读和评论了不同阶段的手稿的不同部分。当然，他们并不为本书的内容承担责任。昆廷·斯金纳先生甚至推荐了书名，然而他不应因我所写出的东西而受到指责。我还要感谢我在政治思想研究会圣路易斯分会的同事彼得·福斯（Peter Fuss）、马克斯·奥肯福斯（Max Okenfuss）和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他们为了我的工作任劳任怨；爱妻在我们忙于其他许多事务时编制了索引。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和历史系八年来一直是我获得的物质、道义和智力支持的不竭来源。
J. G.A.波考克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197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