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批西方作家，大都有一种哲学的野心，他们不满足于观察和再现生活，而是试图对生活给以本体论的解答。他们当中自然有不少人流于空疏、抽象，甚至玄妙，但也的确有人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例如萨特和加缪。这两个人的名字常常被人摆在一起，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实在不可以道理计。如果说萨特以其艰深复杂的体系令人敬畏，加缪则以其生动朴实的经验使人感到亲切。萨特曾经指责加缪“痛恨思想的艰深”，对他的抽象思维能力颇有微辞。这当然不能完全归之于两个人的反目。虽说加缪也曾在大学中主修哲学，但阿尔及尔大学显然不能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相比，他也没有跑到德国去研究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加缪对哲学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本来也很有理由指责萨特背离了法国哲学的传统。加缪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很早就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因此，他始终在具体经验的描述中寻求哲理，用生活智慧的探求代替抽象概念的演绎。有人说加缪的书是写给中学毕业班的学生看的，话虽说得尖刻，透着浅薄甚至恶意，却也道出了几分真实，即加缪试图为步入生活的人提供某种行为的准则。因此，《西绪福斯神话》一出，立即受到在战争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年的欢迎，成为他们在人生旅途上继续奔波的某种指南。
加缪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他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源或人的本质之类的问题，而是诸如人生是否有一种意义，人怎样或应该怎样活下去等伦理问题。我们读他的《西绪福斯神话》，得到的不会是思维的快乐和逻辑的满足，而可能是心灵的颤动和生活的勇气；我们记住的不会是有关“世界是荒诞的”等哲学命题的论证，而可能是“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等格言式的警句。作为一部哲学论著，《西绪福斯神话》也许缺少思辨的色彩，但是作为一种人生智慧的探求，《西绪福斯神话》显然不乏启迪的力量。
有些以乐观自得的人读《西绪福斯神话》，很可能一开始便会被加缪的立论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么？“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人生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不是过于阴森可怕了吗？不是过于悲观绝望了吗？也许某些训练有素的哲学家更会跳起来，他们会说加缪偷换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用生死观取代了宇宙观，抹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我奉献一句加缪本人说过的话：“希望和希望不同，我觉得亨利·波尔多先生的乐观的作品特别使人泄气。”亨利·波尔多（Henry Bordeaux，1870—1963）是一位倾向保守的作家，以维护传统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自命，他的希望自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中。对于后者，我则劝他们不必动肝火，应该允许有人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生死的问题，而不管什么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绝人寰的浩劫的人们难道没有权利问一问：这样的人生值得过还是不值得过？加缪是一个与蒙田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的作家，后者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无疑是“认识自我”的一种努力，是关于人和人生的一种探索。他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的命运是什么”，已然存在的人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命运。
在西方，西绪福斯的故事由来久矣，他一直被当做勇气和毅力的象征。波德莱尔有诗曰：“为举起如此的重担，得有西绪福斯之勇；尽管人们有心用功，可艺术长而光阴短。”这“重担”的名字叫“厄运”，西绪福斯纵使举得起，心中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哀。然而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不同，他不但有毅力和勇气，还有一份极难得的清醒，他知道他的苦难没有尽头，但他没有气馁，没有悲观，更没有怨天尤人。于是，西绪福斯成了一位悲剧的英雄，成了与命运搏击的人类的象征。
据希腊神话，柯林斯国王西绪福斯在地狱中受到神的如下惩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屡推屡落，反复而至于无穷。神以为这种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是最可怕的惩罚。关于西绪福斯为什么受罚，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西绪福斯捆住了带他去地狱的死神；有的说他泄露了宙斯的一桩艳遇；有的说他生前犯了罪，如劫掠旅行者；还有的说他死后从冥王那里获准还阳去惩罚不近情理的妻子，然而，“当他又看见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尝到了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海，就不愿再回到地狱的黑暗中去了。召唤、愤怒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于是，神决定惩罚他。
诸种原因之中，加缪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而在这最后一种中，他的兴趣又专注于西绪福斯的重返人间之后。加缪告诉人们，使西绪福斯留恋人间的，是水，是阳光，是海湾的曲线，是明亮的大海和大地。他所以受到神的惩罚，是因为他不肯放弃人间的生活，而人间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究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
然而，加缪无意深究西绪福斯受罚的原因，他要探索的是受罚中的西绪福斯。请看在他的笔下展开的是一幅多么悲壮、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一个人全身绷紧竭力推起一块巨石，令其滚动，爬上成百的陡坡；人们看见皱紧的面孔，脸颊抵住石头，一个肩承受着满是泥土的庞然大物，一只脚垫于其下，用两臂撑住，沾满泥土的双手显示出人的稳当。经过漫长的、用没有天空的空间和没有纵深的时间来度量的努力，目的终于达到了。这时，西绪福斯看见巨石一会儿工夫滚到下面的世界中去，他又得再把它推上山顶。他朝平原走下去。”好一个“他朝平原走下去”！极平淡，极轻松，极随便，然而这高度紧张之后的松弛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感到，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哲学家的冷静牢牢地控制着濒于爆发的小说家的激动。这时的西绪福斯是一个勇敢地接受神的惩罚的人，是一个与注定要失败的命运相抗争的人，是一个使神的意图落空而显示出人的尊严的人。他没有怨恨，没有犹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劳而无功，却仍然“朝平原走下去”，准备再一次把石头推上山顶。
然而，加缪真正感兴趣的还不是把石头推上山顶的西绪福斯，因为这还不是惩罚的所在；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化为泡影却又重新向平原走下去的西绪福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惩罚：“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加缪写道：“我感兴趣的是返回中、停歇中的西绪福斯……我看见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这时的西绪福斯是清醒的、坦然的，准备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无数次的胜利后面接着的是无数次的失败，他不以胜喜，亦不以败忧，只是每一次失败都在他的心中激起了轻蔑，而轻蔑成了他最强大的武器，因为“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
就这样，加缪把西绪福斯的命运当做了人类的命运，把西绪福斯的态度当做了人类应该采取的态度。他的结论是：“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这就是说，人必须认识到他的命运的荒诞性并且以轻蔑相对待，这不仅是苦难中的人的唯一出路，而且是可能带来幸福的唯一出路。对于西绪福斯来说，“造成他的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原本是一个东西，使它们分裂为两种经验的是盲目的希望，而使它们化合为幸福的则是冷静的洞察力。有了这种洞察力，人就可以在奋斗的过程中发现幸福，而不把希望寄托于奋斗的终点，因为终点是没有的，或者说终点是无限的。加缪指出：“失去了希望，这并不就是绝望。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西绪福斯的幸福在平原上，而不在山的顶峰上；在他与巨石在一起的时候，而不在巨石停留在山顶的那一刹那间。
西绪福斯的喜悦表现为沉默，他在沉默中“静观他的痛苦”。西绪福斯的沉默和静观包孕着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完整的幼芽，这棵幼芽将通过他的另一部著作《反抗的人》而长得枝叶繁茂。这是后话，我们这里面对的还只是西绪福斯和他的巨石，即人和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