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郭沫若看来，“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很特别，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普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力气。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根据郭沫若当时的成绩表，郭沫若六高在校三年，第一外语德语的平均总得分为78.4分；第二外语英语的平均总得分为79分；三年级开设的拉丁语得分77分。从中可以窥见郭沫若外语能力之一斑。也正是这种“情形”的“不同”，和他“万分”的“吃力”，无形之中打下了扎实的德文、日文基础，练就了他后来做翻译的外文基本功。
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郭沫若翻译的时代背景
郭沫若经历过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走上翻译之路，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郭沫若从开始翻译活动起，就选择了与他所处时代和自己的思想相吻合的作家作品，选择了那些在思想内容上、艺术上对时代和人民有益的作品。
郭沫若的童年处在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一方面，家塾中仍然填鸭式地向他灌输传统的旧学知识。他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接着又读《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周礼》《春秋》《古文观止》等，还接受旧学传统的一些基础训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新文化已在不断地冲击着郭沫若生活的沙湾小镇。从1903年开始，大哥从成都采集的各种新学书籍，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及上海出版的各种新式教本（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数学等），源源不断涌入家塾。新旧学并用的教育，使得郭沫若颇有收益李葆均：《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特别是对新学的涉猎，打破了旧时代的思想禁锢，为郭沫若开启了接受外界事物的思想之门。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郭沫若当时“虽然没有见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和光已经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唤起了”他“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处日本的郭沫若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为配合国内五四运动，他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几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在福冈结成了爱国留学生团体“夏社”。“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于该社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文辞，翻译与撰稿实际上由他一人包办。
正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和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郭沫若着手计划翻译介绍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浮士德》。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说：“我开始翻译《浮士德》已经是一九一九年的事了。那年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我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中着手翻译的。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同是由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差不多是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中，我把第一部翻译了。那时的翻译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的一样，我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
1947年，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第二部也是因为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旧蜕变的艰难，所描写的那个乌烟瘴气的乱世，那个“政治家结党营私，财政到了山穷水尽”的德国现实，那位浮士德博士在神飞鬼驰、云雾缭绕的环境中迈步和艰辛地填海以求建造“自由王国”的情景，都和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吻合，和郭沫若的思想相吻合，使他在翻译时感到了“骨肉般的情谊”
《华伦斯太》是一部以战争史为背景的历史剧。剧中所描写的阴谋暗杀、投机钻营、卖国通敌等丑剧，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相似。显然，郭沫若在1936年翻译这部作品，是针对着当时的时代现实的。
考察郭沫若的译著，我们还发现，他选译的很多是对下层人物寄予深厚同情，可借以控诉和揭露黑暗的社会制度的作品。他翻译高尔斯华绥和约翰·沁孤的作品的出发点便是如此，孟昭毅、约翰？沁孤的剧本对下层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得到郭沫若的充分肯定。高尔斯华绥的《争斗》，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迫剥削与收买的残酷和卑鄙手段，反映了20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及劳资矛盾。郭沫若对此非常赞赏，他说，《争斗》“把弱者在现实社会组织下受压迫的苦况”，“如实地表现到舞台上来，给一般的人类暗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途径”。《银匣》与《法网》也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残酷，反映下层人物悲惨遭遇的。郭沫若十分欣赏作者敢于“不满现实社会之组织，替弱者表示深厚的同情”。
《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代表了当时德国社会中觉醒的青年一代，迫切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脱出来，表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这也正好吻合了中国当时的时代气息及一部分读者的心境，因而受到普遍欢迎。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2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之后，许多出版社争相再版。
1925年4月6日，郭沫若在《〈新时代〉序》中，说明他翻译《新时代》的经过以及喜欢该书的原因“是这书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思潮”，“这书里面的青年，都是我们周围的朋友，诸君，你们不要以为屠格涅甫为保证所引资料的原汁原味，引文均采用原文表记，译名保留郭沫若当时的译法，未做修改。这部书是写的俄罗斯的事情，你们尽可以说他是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去改头换面地做过一遍的呢！”
郭沫若翻译辛克莱的作品，“并不是对于他的全部的追随”，而是因为“他是坚决地立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的立场的”，对丑恶社会的暴露十分“勇敢”而“强有力”。“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中美国是站在最尖端，特别在我们中国我们受他的麻醉受他的毒害最深最剧。你们莫看见有好些受了麻醉回来的瘟狗，瘟不死的小狗仔，不是还在鼓吹甚么‘英美式的自由’吗？这‘英美式的自由’我们没钱去实地享受，但我们可以在纸上来领略领略。这是我在目前要介绍辛克莱的主要的意义。
1929年7月，郭沫若翻译德国米海里司《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目的，是为了在考古学上尽快地借鉴于西方。我们中国，整个落后的国家，别的且不论，单从学问上说来，无论在任何科目的分野，可说都是一个未经垦辟的少女地，因而有许多学问上的问题留待中国来解决的真是不少。关于考古学这一个分科，这个现象尤其显著。中国落后，自然一切都很幼稚，但落后者也有它的便宜，便是可以借鉴于他人，采取最妥当最捷便的道路，而免得作种种暗中摸索与种种无意识的错误与迂回，政治上的道路是这样，学问上的道路也是这样，我们把先进者的最新的方法采用过来，我们所得的利益不仅是事半而功倍。就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把这部考古学上的良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一定有特殊的效用。我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本书移译了出来。
文学家、医学士和考古学家：郭沫若的知识结构
作为一位翻译家，仅有汉外语言基本功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其他相关知识。郭沫若除了作为诗人和作家所具备的国学基础之外，他早期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以及他在日本所学的医学知识加上他后来从事的考古学研究，为翻译科学和考古学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898年，也就是郭沫若入家塾读书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虽历时103天便宣告失败，但这次变法，使得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思想深入人心，迫使当时的清政府推行“新政”，实行一些改革。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些变革自然也影响到郭沫若的家塾教育。家塾绥山馆除讲授“圣经贤传”之外，开始“注重些科学的知识”。塾师沈焕章采用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作教材，开设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等课程，并依据一部《笔算数学》，教授加减乘除一直到开方。这大大开阔了郭沫若的视野，对于儿童时的郭沫若“真是无上的天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