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重大时刻华伦斯太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中将奥克它弗皮柯乐米尼。皮柯乐米尼表面是华伦斯太的心腹人物，但暗地里却是皇帝安插在华伦斯太身边的卧底。皮柯乐米尼决定先下手为强，他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段，成功地把华伦斯太身边的将领一个个地拉到了自己的一边。特别是为了分化布特勒，皮柯乐米尼不惜伪造文件，说布特勒之所以没有擢升为伯爵，全在于华伦斯太暗中作梗。布特勒因此对华伦斯太怀恨在心，这也为第三部中华伦斯太死于布特勒之手埋下了伏笔。皮柯乐米尼还向他的儿子麦克司上校说明了华伦斯太通敌之事，要他远离华伦斯太。麦克司一方面是华伦斯太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又是个忠君思想严重的年轻军官，他不相信华伦斯太会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此外他还同华伦斯太的女儿处于热恋之中，于是打算找华伦斯太当面澄清这个问题。华伦斯太秘密派往瑞典军营的联络人被忠于皇帝的军队所截获，帝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
在第三部《华伦斯太之死》中华伦斯太把自己的计划向麦克司和盘托出，希望他站在自己一边。麦克司力图劝说华伦斯太放弃背叛的行动。但华伦斯太决心已定，麦克司只得悲伤地离开了华伦斯太，之后，他率部冲向瑞典军队，战死沙场。此时，皮柯乐米尼已被皇帝任命为新统帅，他的任务就是要诛杀华伦斯太。军营里传出了华伦斯太变节的消息，大家顿时乱作一团。尤其是众将领得知了华伦斯太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他们在效忠书上的签名，愤怒中纷纷率军离开。众叛亲离的华伦斯太只得带着亲信和家眷逃往奕曷尔城堡，在那里等待瑞典援军的接应，以便东山再起。
布特勒假装忠心率队随行。在城中布特勒诛杀了华伦斯太等人。全剧以皇帝宣召使一声“给皮柯乐米尼侯爵大人”而告终。郭沫若对此点评道：“皮柯乐米尼本为伯爵，此语表示其因功封为侯。作者以此一语作为全剧结束，含有讽刺，有‘一将成功万骨枯’之感。”
作品的创作背景
《华伦斯太》是席勒最长的戏剧，是他历经8年才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的巅峰之作。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犹如火山喷发一般，猛烈震撼了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大小封建王朝。在法国，旧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血统和门第不再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出生低微但才华出众的人现在也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勇士，凭借赫赫战功而被擢升为元帅的大有人在。 这些新时代的英雄们，在法国乃至在欧洲大陆的舞台上天天都上演着气壮山河的英雄史剧。相比之下，处于封建割据下的德国犹如死水一潭。
处于封建桎梏下的德国知识分子徒有才华和抱负，难有施展的空间。席勒就是这些众多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对法国革命取得的成就十分羡慕，曾一度有过举家迁居巴黎的想法。席勒痛恨德国人浑浑噩噩的市侩生活，决心在戏剧舞台上借德意志民族的英雄人物的悲壮事迹来唤起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振奋他们的精神，使他们敢于为拯救日益衰落的德意志民族而流血牺牲。既然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就只能在历史中寻找。席勒在德国历史中上下而求索，把目光投向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的悲剧性人物——德意志帝国军队的统帅华伦斯太。三十年战争是在德国土地上发生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卷入其中的王朝战争。
这场旷日持久的欧洲王权间的武装冲突给欧洲各国人民，特别是德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战败，神圣罗马帝国遭到彻底削弱。华伦斯太便是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杰出将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以华伦斯太的能力和信念，他极有可能领导当时德国走向统一，如果他不被刺杀，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日耳曼人一方获胜，那样的话，德国的统一将比实际提前三百年。在1791年－1793年间，席勒广泛搜集并深入研究了三十年战争的史料，撰写了史学专著《三十年战争史》。1796年秋他开始撰写鸿篇巨制《华伦斯太三部曲》。席勒在创作该剧的过程中与歌德常有书信往来，也参考了歌德的意见。三部曲的第一部《华伦斯太之阵营》于1798年12月12日在魏玛初演，1799年1月30日第二部《皮柯乐米尼父子》上演，同年4月20日第三部《华伦斯太之死》上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戏剧所述众多情节中，除了青年军官麦克司·皮柯乐米尼跟华伦斯太女儿特克拉的恋情属于作者虚构外，都与真实的历史相吻合。可以说，《华伦斯太三部曲》是一部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真实高度统一的优秀作品。1799年3月13日，歌德在读完了《华伦斯太三部曲》之后，在给席勒回信中高度评价该剧“对于德国舞台来说将是难以估量的馈赠，人们会连续多年演出它们。”
翻译背景
《华伦斯太》是郭沫若在1936年6月至8月间翻译完成的。在该书的附《译完了〈华伦斯太〉之后》（1936年8月15日）中，郭沫若说自己“译完全剧费了将近两个月的工夫；译完后通读一遍，费了两天；今天费了半天工夫来写了这篇译后感。1936年的猛热的夏天，就在这译述中度过了。”译书的地点是他流亡日本时期（1928年2月24日—1937年7月25日）居住地千叶县的市川市。
考察郭沫若翻译《华伦斯太》的动机，有如下四个。前面的两个动机是他在《译完了〈华伦斯太〉之后》中提供的，后面的两个是他不曾提及的，但对于该书的译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是完成友人成仿吾的未竟之志。这是他在《译完了华伦斯太之后》中开门见山讲到的：
最初和席勒的《华伦斯太》接近，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译者还是日本一处乡下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与译者同学的成仿吾，他是尤其欢喜席勒的人，每每拿着席勒的著作，和译者一同登高临水去吟咏，在译者心中是留下有隽永的记忆的。仿吾后来曾存心翻译这剧的第三部《华伦斯太之死》，在“创造社”的刊物上曾经登过预告，这也是十年前的事了。但仿吾不曾把这项工作做出，我相信他以后也怕没有兴趣来做；因此我便分了些时间来替他把他的旧愿望实现了出来。
二是《华伦斯太》折射了中国的现实。同在《译完了〈华伦斯太〉之后》一文中，他说：
尤其对于时代的教训，在欧洲虽然是过去了，而在我们中国却正好当时。因为剧本所表现的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末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还没有十分脱掉封建时代的皮。请读《序曲》中的下列几句吧：全国都是悲笳刁斗的战场，都市萧条，城堡化为了灰烬，职业和工业区域扫地无存，市民无事可为，万般只有武弁，没忌惮的厚颜无耻嘲笑义廉，无赖之徒屯集在驻兵的地点……在长久的征战中已荒谬滔天。……那儿所刻画着的骄奢淫纵的佣兵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在我们中国不是依然还活着的吗？ 阴谋，暗杀，卖国，卖友……这些高贵的品德，在我们似乎也并未失掉他的光辉。这儿正刻画着它的生成、发展和失败，这对于我们也好像是大有效用的。
三是重译的必要性。郭沫若并不是第一个翻译《华伦斯太》的人。最早的中译本当属胡仁源胡仁源（1883-？）前清进士，后留学英国，1914-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于1932年翻译的《瓦伦斯丹》，收入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胡仁源一生译著颇多，除了翻译西方的科技文献外，他对译介西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也有广泛的兴趣，译作又以德国名家的著作居多。除了席勒的《瓦伦斯丹》外，胡仁源还翻译过歌德的《哀格蒙特》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学界普遍认为，胡仁源所译德文著作应当是从英文转译来的，这是分析他翻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得出的结论。就胡仁源的译本《瓦伦斯丹》来看，也应当是从英文转译得来的，其译文与德语原文出入颇大。现举胡仁源的译本中，该剧第十一场中凯骑兵甲的一段话（请参照前文中郭沫若的翻译）与席勒原文相对照来说明。
席勒原文：
Erster Kürassier.
Und weil sichs nun einmal so gemacht，
Dab das Gluck dem Soldaten lacht，
Labts uns mit beiden Handen fassen，
Lang werden sies uns nicht so treiben lassen.
Der Friede wird kommen uber Nacht，
Der dem Wesen ein Ende macht；
Der Soldat zaumt ab， der Bauer spannt ein，
Eh mans denkt， wirds wieder das alte sein.
Jetzt sind wir noch beisammen im Land，
Wir haben s Heft noch in der Hand；
Lassen wir uns auseinandersprengen，
Werden sie uns den Brotkorb hoher hangen.
胡仁源译文：
第一带甲骑兵
因为现在已经做成这样的局面，军人是幸运的骄子，让我们赶快双手捉住这个机会，因为这样的情形已经不能很久了。有一天和平一定忽然实现，现在的局面完全变更，军人势力减退，农民气焰增高，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回复从前的样子，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所以我们手中还有这点权威，若果彼此分散开来，人家立刻就要苛求我们了。尽量从原著来翻译，是郭沫若一贯主张。由此看来，直接从德语原文翻译《华伦斯太》确有必要。
四是郑振铎约稿的可能性极大。出版《华伦斯太》的上海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之一）是邹韬奋1932年7月创办的，郑振铎是当时《世界文库》的主编。据郑振铎1935年5月所著《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一文（《世界文库第一册》），就已经把席勒戏剧列入了“文库”戏剧类丛书的出版计划之中。在文后的 “编例”中还有一段关于名著重译的说明：“有一部分的名著是已经译出来过的。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避免重复。惟过于重要的著作，不能不收入本文库里的，或从前的译文过于不能读的，或失去原意的，我们仍将不避重译之嫌。”可见，《华伦斯太》就是属于应当重译之列的。再从出版的时间上看，郭沫若于1936年8月13日译讫该书，15日作《译完了〈华伦斯太〉之后》，同年9月便出版面世。另外，郑振铎曾经在《世界文库》的出版样本中列出了一份长达119人的“编译委员”名单该名单在正式出书时并未公布。另，后来实际参与此项工作不过二三十人，郭沫若是其中之一。，郭沫若虽然未被列入，但是名单后有“尚有多人在接洽中”的文字。郭沫若很可能也在郑振铎的“接洽”之列。
《华伦斯太》在中国影响甚微的原因
郭译《华伦斯太》在当时中国的影响甚微，除了赫然出现在当年上海生活书店的广告中外，几乎找不到与之相关的信息了。该书虽然于195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但直至今日评介文章甚少。跟席勒其他几部剧作在中国的影响力比较，《华伦斯太》可以说是最不为中国人知晓的席勒的作品了。这跟它在德国戏剧舞台上的地位，以及在席勒作品中的重要性是很不相称的。分析原因如下：
一、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高峰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作品之多，国别之广，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据《上海出版志》所载资料，就郭译《华伦斯太》出版的1936年来说，仅在上海一地出版的国外戏剧译作，就有24部之多。读者的分流，加之又是重译，影响力自然降低。
二、“左联”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翻译界的主力军，他们翻译的苏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在中国社会具有空前的影响力。
三、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不利于《华伦斯太》的流传。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救亡图存，抗御外敌，打击汉奸卖国贼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在华北事变后，民众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对《华伦斯太》产生误解，斥之为“汉奸文学”。这是影响该剧在中国流传的最重要的原因。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版的《华伦斯太》书后，附有郭沫若的题为《改版书后》的短文，其中写道：
我对于席勒的了解不够全面，对于这部作品的了解也不够深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把一九五三年德国出版的佛理德伦代尔编辑的《席勒选集》的序言全部译出了，将出单行本，那会使读者对于席勒能够得到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这部作品的确是值得我们玩味和学习的。
翻译《华伦斯太》对郭沫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