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这篇译文是麦克斯·斯迭纳（Max Stirner）所著《唯一人者与其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一书的序。1923年6月16日发表在《创造周报》第六号上，载于郁达夫所作《Max Stirner的生涯及其哲学》之后。登载该文的原始刊物已不易寻觅，但全文以《自我狂者须的儿纳》的题名收在了《郁达夫文集第五卷：文论》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41-148页。中。郁文在叙述了斯迭纳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后，写道：“最后我们若要窥测Stirner的思想，只要把他的序文一看，就可以知其大概，现在我把它译在下面……”以下便是郭沫若翻译的原书的序《我的分内事不放在什么上面》。郭沫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译者弁言》中提到了这篇译文：
只是关于斯迭纳的大略，在从前的创造周报，郁达夫有一篇文字介绍过（题名我已经记不得了）。那篇文章后面有斯迭纳之主著《唯一人者与其所有》序文之翻译，那本是我的手笔……
麦克斯？斯迭纳（1806-1856）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生于巴伐利亚的拜洛伊待，成年后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哥尼斯堡大学，听过黑格尔讲授的课程，受到深刻影响，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积极分子以及柏林“自由人”团体的重要成员。斯迭纳于1844年发表的《唯一人者与其所有》一书是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从“自我”，“唯一者”出发，认为“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幻的。而唯一者的行为准则便是利己主义。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为了肯定自己是“唯一自我”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为了实现“全能的自我”，凡是束缚自我的东西，如上帝、真理、道德等都应当抛弃，国家、法律、社会秩序等约束力量也应当否定。恩格斯因此称斯迭纳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涉及对斯迭纳的观点进行批判的篇幅占了全书的百分之七十。
《美术考古一世纪》作品简介
《美术考古一世纪》是德国著名考古学家亚多尔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1835—1910)的代表作。1906年初版，书的内容主要是他在1904至1905年间讲演的底稿。全书详细叙述了欧洲19世纪在美术考古方面，主要是对古罗马和古希腊美术考古发掘的成就，又特别是德国考古学家在这个方面的突出贡献，并以此为基础，厘清了人们对于希腊美术知识的勃兴以及增长与考古学关系。不仅如此，该书还教导人们要注重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做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且留心着全体，为如何进行考古在方法上“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该书在1906年初版时的书名是《第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现》（Die arch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鉴于书的内容有溢出19世纪范围，米海里司在1908年再版时把书名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之一世纪》（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eologischer Entdeckungen）。
翻译过程及出版情况
郭沫若于1929年翻译完成此书，并于同年7月交友人张资平创办的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书名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再版时，郭沫若为该书作了序。《序》中记述，译本并非从德语原文翻译来的，而是根据日本考古学家滨田青陵博士的日译本，书名采用了日译本的书名《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又叙，在翻译的同时，自己委托友人成仿吾从德国购买德语原文作为出版前的校对。然而张资平出书心切，竟将未校对的译稿出版了。这是译者深感遗憾和不安之处。趁这次再版之机，又有德语原文在手，花了两个礼拜对照原文将此书校读了一遍，“把所有的笔误和印误的完全改正了”。1946年12月郭沫若为改版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作序《美术考古一世纪》。新序记述，此次改版自己既无日译本又无德语原书作对照，“我算尽了我的能事把文字改得更顺畅了，虽不敢说到了可以满意的地步，但比起初版来应该要好读得多了”。又，觉得滨田的日译本书名与原作书名有出入，遂改书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改版后的《美术考古一世纪》于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翻译动机
郭沫若在《〈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中详尽地叙述了翻译该书的动机。总结起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因自己在1929年初，“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考古学上的准备知识是不可缺少，我便选读了这部书”。郭沫若称，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的教益，确信此书很有价值。
第二是深感中国学术研究同欧洲和日本相比之下的落后状况，尤其是考古学方面。他说：
近时西欧各国有所谓“支那学”（Sinolog）的勃兴，各国政府或财团不断地派遣学术探险队来踏查中国……新起的日本，新起的日本考古学界……其足迹已经达到了满蒙山东等地去了。但落后者也有它的便宜，便是可以借鉴于他人……就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把这部考古学上的良好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一定有特殊的效用。
第三是友人张资平来信约稿，便起心翻译这部书。这是他翻译此书的经济原因。这一原因不容忽视。据郭沫若《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八），第348页。一文的记载，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
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及到生活。于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
翻译背景
《美术考古一世纪》是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下翻译的。如果不对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因作出一番解释，便无法理解该书的翻译对于郭沫若本人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以中国国情不同，大肆诋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反对中国革命。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究竟适不适合中国？这成了中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郭沫若从1928年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正是想用自己的研究向国人证明，中国社会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它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以此作为在革命的低潮期坚定革命者的信念，反击形形色色敌人的挑战。
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在日流亡期间完成了十四种关于中国古代史和金文甲骨文研究的著作。对于他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在1945年给他的亲笔信中称赞道：“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周恩来在庆祝郭沫若五十生辰的著文《我要说的话》中称赞他有“深远的研究精神”，是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对于郭沫若在流亡时期的研究工作，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赞扬道：
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
郭沫若把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完全归功于《美术考古一世纪》。他在《序〈美术考古一世纪〉》中写道：
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这本书赐给我的。……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我得的教益太深，故我不能忘情于这部书，而希望和我有同好的初学者也能从这儿得到深厚的教益。
译作对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的出现和传播大约始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然而“美术考古”这一概念系郭沫若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正是随着郭沫若翻译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进入中国考古界的。中国的美术考古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显现出了一个较为科学而系统的面貌，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学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士，没有读过郭沫若译本的恐怕是没有的。郭沫若的译著中，至今仍然再版的，恐怕也只有《美术考古一世纪》了。
《经济学方法论》作品简介
《经济学方法论》原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著的《总导言》（allgemeine Einleitung），写于1857年8月底至9月。1902年由卡尔·考茨基（KarlKautzky）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1903年第一次在柏林由《新时代》杂志用德文发表，之后又收在1922年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全书之前。郭沫若在1930—1931年间全译了考茨基编辑的这个版本。他把这个《总导言》抽出，单独发表在了1930年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自拟标题《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导言》是马克思阐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要文章。该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出发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单个的孤立个人作为出发点以及抽象地谈论“一般生产”的观点。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强调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思维的具体性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起点。还论证了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以及各种艺术形式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有一段重要的话：
我已经草就了的一篇一般的导论，我抛弃了，因为过细想时，对于将要证明的结果先行表示，觉得很不妥当，并且想全般地追随于我的读者，须得放下决心，由个别的升到一般。摘自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
《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所载的十二篇译论文的十名译作者，即朱镜我（“荫”是他的笔名“谷荫”的简署）、吴黎平、林伯修（即杜国庠）、柯柏年、郭沫若、潘东周、冯乃超、柳岛生（即杨贤江）、李德谟（即李一氓）都是左联的负责人。其中朱镜我、王学文、吴黎平、李一氓、杨贤江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科刊物《新思潮月刊》的主要编者和撰稿人。 以他们为代表的“新思潮派”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负有特殊斗争使命的文化理论团体。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又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潘东周、吴黎平也与后期创造社及其主要成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郭沫若、成仿吾相继出国后，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取代张资平、王独清而成为创造社的领导核心。1929年2月创造社遭到国民党查封后，活动转入地下，但他们仍然同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郭沫若曾在《新思潮月刊》第二三期合刊上以“杜荃”一名发表文章《读〈中国封建社会史〉》（1930年1月20日出版）。
早在筹建“左联”期间，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彭康和杨贤江、吴黎平、杜国庠等即已开始酝酿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社联成立，在同年9月通过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中规定社盟的任务为：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经济政治，促进中国革命。
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
三、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
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