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转译”的缺陷，郭沫若自然是深知的，但出于阵营团结的考虑又不便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只好通过这样的声明来曲折地表达他的观点。这是他的苦衷。类似的声明在他以前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序中都出现过。由是我们可以反观其作为译者对于原著作者对于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也是他一贯强调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品简介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一部著作。原文书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a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该著作在马、恩生前并未发表，仅有手稿存世。在遗留下来的手稿中，由于部分章节的遗失，有些地方已经受到“老鼠的牙齿的批判”，从而给后人编排出版手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迄今已有不下十个版本问世。该著作的版本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1924年，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开始主持编撰《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至1930年共出版五卷。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是此书的第一册，即“马克思与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德意志观念体系》之第一篇”（Marx und Engels uber Feuerbach. der erste Teil der deutschen Ideologie）。这个“第一篇”只是原著第一卷第一章中涉及的“费尔巴哈”部分，但同后期所出版的完全本第一卷中的相关内容相比较，这个“第一篇”却包含了“费尔巴哈论纲”部分。
在这个章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在批判中又系统地阐明了自己新发现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制定和阐明唯物史观观点体系的大概全貌。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因此，这一章是全书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起着全书总导论的作用。
由梁赞诺夫编撰的“费尔巴哈”部分于1924年出版了俄文单行本，1926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版。这个版本还载有梁赞诺夫撰写的八千字的《编者导言》。在《编者导言》中，梁赞诺夫详细介绍了他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了手稿的过程以及他对手稿的整理成果。郭沫若翻译的就是这个德文版。
翻译出版情况
据《沫若自选集》(1934)的记录，该书译讫于1931年，原书名为《德意志观念体系》。又据郭沫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译者弁言》（1938）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序》(1947)中所述，1931年译稿完成后交神州国光社，“因时局关系历久未能出版”。1938年11月才由言行出版社初版。1947年3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时改书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翻译背景
郭沫若是中国较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译介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跟当时国内其他马、恩经典著作的译者不同的是，郭沫若是直接从德语原文来翻译的。他是在个人思想转变和积极参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论战两方面的背景下从事这项重要的译介工作的。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学界公认，对该书的翻译是郭沫若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思想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不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个转机，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个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指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50年10月，郭沫若为商务印书馆再版《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写的《序》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翻译该书对他的影响：“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我自己，可以说是以这书作为垫脚石，而迈进了一步。” “垫脚石”一词是郭沫若对《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十分形象而且准确的评价：既赞扬了该书的启发性，又指出了它的局限性。郭沫若正是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起点，开始了比较集中地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是中国较早研究《资本论》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
他在1928年春作的文艺散文《桌子的跳舞》文收《沫若文集》（十）。就是受了《资本论》脚注的启示。据“左联”东京支部的成员林林先生回忆，早在“对着东海”之前，郭沫若就有翻译《资本论》的想法，因商务书馆不愿承印而只好作罢。1935年郭沫若又动了翻译《资本论》的念头，并找到林林先生商量，因经济条件不成熟而作罢，但仍然继续研读《资本论》。1936年秋他著文《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纠正了中日名译家对王茂荫的误译。1930年郭沫若译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的《经济学方法论》，1931年他又译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读以致翻译，更是直接受了河上肇的启发。河上肇曾明确地指出这本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要是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什么都必须先理解它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如果不学唯物辩证法，那就一辈子也不用想真正理解《资本论》这部巨著。。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以及关于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三次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和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意义就大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土地上进一步传播和中国化。
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
《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为郭沫若提供有生以来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在他后半生的众多著作中，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金文考古方面所取得一系列成就中，还是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战斗性文论中，抑或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无一不闪烁着唯物史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