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马粪石》当中，一名兽医将一农民家病马身上取出的马粪石要去用作大学的医学实验。之后，有人谣传说马粪石价格昂贵，农夫信以为真，不顾兽医的多方解释，执意要索回马粪石，最终，在他几乎要不惜付诸武力逼迫的情况下，兽医设法将已送到大学的马粪石归还给了农民。大学失去了宝贵的教学素材，而农夫只得到了一块对他来说一钱不值的结石，却自以为得计地坐在家里等着将其待价而沽。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嘲讽了近代科学知识普及之前的愚昧、偏执，以及人性中怀疑、固执、无知的丑恶。《马粪石》的作者葛西善藏生于青森县，青少年时代当过报童、铁路乘务员、淘金工，生活贫困，常靠借贷度日。大的作品很多都取材于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作者贫病交加、惨淡一生的自画像。内容充满哀愁、辛酸和痛苦的感情，蕴涵着对金钱支配一切的社会现实的嘲讽和憎恨。
翻译背景
《日本短篇小说集》一书译于1934年。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署名高汝鸿选译。本书共选译了日本近代15位著名短篇小说作家的19篇短篇名作，较为全面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日本近代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
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在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之后，进入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后毕业于九州大学医学部，后弃医从文。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并于1918年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和他最早的新诗《死的诱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创作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和《炉中煤》等诗篇。其中特别是其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3年，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回国继续编辑《创造周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正是在这个时期，郭沫若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译作评价
在郭沫若的翻译作品当中，日本作者的作品，特别是日本文学作品数量不大，郭沫若的译作中更多的是英国、俄国、德国等西方各国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西洋文学的传世之作，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尽管在其译作中日本作者的作品所占比例不大，但是，郭沫若作为将日本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先驱之一，在翻译史上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日本短篇小说集》是郭沫若翻译的唯一一部日本文学作品，它一经出版，立即吸引了大批的中国读者。中国读者从日本的短篇小说当中了解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全新的写作手法，获得了耳目一新的崭新的阅读享受。由于日本先于中国引进和接受了西方文明，包括政治、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中国读者在阅读日本短篇小说的过程当中开阔了视野、间接地了解了世界，了解了当代最新的文学样式，这无疑对中国国内的文学创作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郭沫若在译者识当中强调说，“这个集子所选的不能够说都是日本现代文坛的代表作”，但是，很显然译者在选题上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中国传统小说中所缺乏的题材、缺乏的写作手法是作者选择的重点目标。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尽管郭沫若只是从浩如烟海的日本短篇小说中选译了19篇作品，但是，通过这19篇作品，一扇通向世界文学的窗口仿佛在中国读者、中国作家面前打开，一股清新的文学之风飘然而入，给近代甚至是现代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郭沫若的《日本短篇小说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隋唐燕乐调研究》作者与作品
《隋唐燕乐调研究》是林谦三研究唐宋燕乐的专著，因“愿意先用汉文来发表”，便托“多年所兄事之畏友”郭沫若“以数年来之友谊自行为后进之余执此小著移译之”。郭沫若1935年将其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11月出版。因各种原因，该书此后并未在日本出版过，仅有此中文版本。
林谦三(1899—1976)，原名长屋谦三，日本音乐学家和雕刻家。1899年5月1 日出生于大阪，1924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雕刻专业。林谦三于1927年至朝鲜参观学习古迹美术，从此对东方古典音乐发生兴趣。郭沫若称他“是一位雕刻家，但复擅长音乐，对于中国音乐之史的发展，更透辟地研究了将近二十年。他以艺术家之资格既能接近日本所保存的渊源于我国的乐典及乐曲，时时手制古乐器以作实地试验，又旁通梵文及英法等国文字，于西邦新近学者关于东方文化的业绩也多所涉历”，1949年获朝日文化奖。1972年任东洋音乐学会副会长。林谦三是研究日本传统音乐和东方音乐的专家，曾对奈良正仓院所保存的古代乐器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对日本、中国古代音乐及其乐器、乐律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在敦煌琵琶谱和五线谱对照研究上有突出成就。其主要论著有《隋唐燕乐调研究》(1936)、《明乐八调研究》(1957)、《东亚乐器考》(1962)以及《正仓院乐器研究》(1967)、《雅乐（古乐谱的解读）》(1969)等。林谦三在《隋唐燕乐调研究》的前言部分，对燕乐及本书的研究内容作了如下阐述：
燕乐是燕飨时所用的音乐，不问是胡是俗，凡隋高祖之七部乐，炀帝之九部乐，唐之九部乐（后为十部乐）及坐、立部伎等，皆可称为燕乐。燕乐诸调可大别为清乐（一名清商）、胡乐、俗乐的三种，就中除掉清乐而外，胡、俗二调几乎是一体，在唐代可以说并没有区别。因为胡乐调，尤其是龟兹乐调，传入中国后稍稍汉化了，而有所增损的便是俗乐调；胡、俗是同源，所谓俗乐二十八调，其中过半沿用胡名，或冠以渊源于胡名的用语者，正不外此故。清商亡于唐，后世的燕乐调只是出于由胡乐调所演化出的二十八调。宋、元以来所见使用的渐次减少，到了近世仅传有九宫（九调之意）之名而已。又在唐代传到日本的约十调，到近世虽然也减半了，但偕数十种乐曲，直至今日都还保存着命脉的。
自清人凌廷堪的《燕乐考原》以来，从事燕乐诸调之阐发的颇不乏人，如陈澧《声律通考》其杰出者也。但关于（一）调之性质，（二）调名之由来，（三）调律之高度，前人所论尚大有未尽。关于这三种的阐明，潜心苦思者数年，虽于调之性质与调名之由来有所弋获。而于各调相互关系之解释，遭逢着了很困难的问题，便是把隋、唐乐调假想为相通的，由唐代的资料追溯时，我们可以予想着两种相矛盾的调式组织之存在，其一是求于北宋及日本所传者合致，把当时的正调名解为“之调式”（例如“黄钟商”是黄钟之商），其他是与此对立。把正调名看做与当时的雅乐调名相同，解为“为调式”（例如“黄钟商”乃黄钟为商），还有名目是“为调式”，但实际可使与“之调式”相应的解法。关于这两说的取舍，大费踌躇，劳心焦思地考究了数月，终于假定着北宋和日本所传的传统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应以合于两传的第一种的调式为主，而以第二种调式副之。就这样草就了本篇的研究，欲于前人的业绩有所增补。因此，所论的大抵是限于上述的三项之新见，其他率简略叙及而已。
翻译背景
郭沫若在《隋唐燕乐调研究》的序中，介绍了本书的翻译背景：
余识林氏在一九二八年，尔来已历八载，他的为人与求学的态度是我所感佩的。他为人很谦和，而为学极专挚，积稿如山，但从不见其发表，因而在日本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笃学。他这次撰述了这部《隋唐燕乐调研究》愿意先用汉文来发表，我便从原稿的形式中替他移译了过来。。
为感谢郭沫若的翻译，林谦三在1936年特意为郭沫若铸制了两尊青铜胸像。据林谦三说：“在创作过程中，曾多次请郭沫若先生到西原的雕刻工作室来做模特。”完成后，又由像主亲自用竹压刀在像的背面镌刻了题词，云：“巧薄天工，化我为铜，影未尝动，瞑绝时空”。该铜像现陈列在日本东京都三鹰市新川的亚非图书馆中国室“沫若文库”。郭沫若、林谦三还曾特意与铜像合影留念，在照片中， 郭沫若的身前身后摆着两尊半身铜像。
1936年10月13日，郭沫若特意为与日本朋友林谦三合摄的照片题字。“相片无单身者，此张乃日友林谦三君为余制作胸像在其制作室中， 所摄右侧即林君， 余则对影成三人矣！ 林君于雕刻外复擅长音乐，于我国音乐史之造诣尤深， 有《隋唐燕乐调研究》之作， 已由余从原稿中移译成中文， 不日即可出版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郭沫若。”
译作评价
隋唐燕乐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座巍然高峰。虽然其启于隋兴于唐，但其对后世的词乐、曲乐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唐宋曲子词之“曲”，宋元曲之“曲”，皆源于隋唐燕乐，也是隋唐燕乐发展衍变的结果。由于年代悠远，古代典籍中燕乐资料所存甚少，且又零散，专论燕乐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近世专论燕乐者，只有清人凌廷堪的《燕乐考源》、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和丘琼荪的《燕乐探微》，世称“燕乐三书”。
日本音乐学家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对我国音乐史学界很有影响，尤其是林氏在此书中创用的“为调式”、“之调式”这一对理论术语常常在国内外的一些音乐论著中被引用。我国古代调名命名方法历来存在“之调”、“为调”两种体系。但最早明确提出燕乐律调名中有“之调”、“为调”两种体系之别者，是日本人田边尚雄，但由于是日文著作，并没有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影响。1936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林谦三的著作《隋唐燕乐调研究》，林氏在书中创用了“为调式”、“之调式”两个名词对燕乐调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此外，自林谦三发表专著《隋唐燕乐调研究》，表达隋唐之俗乐“不外乎龟兹乐调之苗裔”，甚至认为“唐俗乐二十八调，可以说是以龟兹为中介而传入了中国。而稍稍华化了的印度乐调”这样的观点以来，这种观点一直是比较主流的。唐燕乐二十八调，历来被人们所重视。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其中第五章专述二十八调，并制二图以示概况，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