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附录原汁原味，文字均采用原文的表记，未对别字做修改；原作者名均采用郭沫若当时的译法。
致李石岑选自1921年1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上旬）
石岑先生：
……
年来对于我国底文艺界还有些久未宣泄的话，在此一并也说出了罢。去年双十节读先生《吾人第一义之生活》一文，中有“真人生之建设，不能不有待于艺术”一语，最称卓识！“吾国营第一义之生活者甚稀”亦最表同感。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一般在文艺界徂徕的文人概只夸示些邻家底桃李来逞逞口上的风光，总不想从自家底庭园中开发些花果来使人玩味。而一般新闻杂志底体裁亦默默地表示他差别的待遇。凡是外来的文艺，无论译得好坏，总要冠居上游；而创作的诗文，仅仅以之填补纸角。像这种体裁和趋向绝不是所以提倡第一义生活，而鼓舞创造精神的好消息！艺术品既为真人生之建设者，至少当得与其他的论理的评论和研究论文等等得相等之位置，而我国杂志界却不然也。本来这种轻微的问题，对于作品之美恶全不能生若何之影响；然而暗足以使作者灰心，而明足以启读者（俗人）轻视艺术之感。所以我希望我国出版界能打破旧时因袭之成例，凡创作品与评论文尽可间插排去。一以其价值之如何而品其先后；更当打破偶像崇拜之陋习，不宜以人定标准。
我这些刍荛之见，我想热心提倡第一义生活者如足下，当得不至吐弃么？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我们既同为人类之一员，则毕生中种种行为之目的对于全人类社会文化演进之道途上总得有密切之关系才行，进而言之，便是于全人类文化演进上当得有积极的贡献。创作和研究正是完成这种目的的最适手段。翻译底价值，便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底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了，受用罢！”他方面诱导读者说：“世界花园中的花便是这么样，我们也开朵出来看看罢！”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内对于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因之诱起青年许多投机的心理，不想借以出名，便想借以牟利，连翻译自身的消极的价值，也好像不遑顾及了；这么翻译出来的东西，能使读者信任吗？能得出什么好结果吗？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不说对于全人类没有什么贡献，我怕便对于我国也不会有甚么贡献。
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这是久郁不宣的话，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致郑振铎节选自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12月，第194-197页。（1921年6月14日）
西谛先生：
我前日致石岑兄论创作和翻译一函，早希望在国内生些反响；今天在《文学旬刊》第四号上才得见先生的一段短评，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
我那处女与媒婆的喻语本不限于文学立说，信中所有文学云云，只是举的一个例罢了。我国近年来新文化运动勃兴，一般青年都很蓬蓬朴朴，努力向上，这是很可乐观的了；但是令人悲观的地方也很不少。谈社会主义的，今天一篇马克司，明天一篇河上肇，我恐怕连能如河上肇一样，取敬虔的态度，直接向《资本论》中去求马克司的精神者，国内怕没有几个人。谈哲学的，今天一篇罗素，明天一篇柏格森，究竟能从数学或生理学与心理学上去研究他们的，也怕没有几个。谈科学的，争着在介绍相对论，我恐怕我国的爱因斯太研究者都在十二人以外罢——爱氏曾说：能彻底了解他的相对论的世界上不出十二个人。不从根本上用功，只是好高骛远，追影捕空，这么浮嚣的态度，西谛先生！可不令人悲观么？这种态度我国的“乔那里时谟”实有些助长他的倾向，我可不用费力来向你说明了。我想我们青年的时间和能力在这些门面上的虚荣上消耗了，觉得可惜。我希望国内能够多出马克司，罗素，柏格森，爱因斯太那么有独创精神的人物。
文学上的翻译事业，就我最近在上海两个月的经验，其实也就不为不热闹了。请把国内最近出版的杂志和文学书一看，便可以见得我的观察不会错误。翻译自身我并不藐视；对于翻译的功用和困难，自信颇能理解，并且也还有些体验；我所鄙屑——斗胆用这两个字——的是那字典万能的翻译家。翻译须寓有创作的精神，这句话是我所承认的，并且是我所愿意极力主张。翻译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翻译时有创作的精神则对于作者的思想和环境须有彻底的了解，对于作品的内容和表现亦须有充分的研究；所以要做个忠实的翻译家终不是容易的事。我觉得便是专门究案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作品都有可以作为毕生事业的重量。媒婆终是不可少的，只要不狂不暴，我也是极端尊重；但是在媒介上对于翻译事业要求夸张的赞词，我却要踌躇了。
至忠实，至能有创作精神的翻译家总不过是在把他人的头脑和心情在创造，佛教总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佛经总不是玄奘的创作。总之，我对于翻译，不求其热闹，宁求其寂寥；不愿在量上图多，宁愿在质上求好。我也不是一概抹杀翻译事业的人，我自己有暇时，也每每想做了忠实的翻译者；不过国内有些人实在太把翻译看重了，或许是太看容易了；有的说创作不容易，不如翻译（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有这么意思的话）；有的说中国人还说不到创作，与其嚣嚣焉空谈创作，不如翻译（耿济之《甲必丹之女》序文中有这么意思的话）；像这样的放言，我实在不敢赞可。国内创作界很寂寥。我相信人在努力的时候，总会有不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不能如人意便不去努力。譬如演算一道数学问题，演算错了的总比交白卷的好些罢？
……
致郁达夫（三）选自1922年5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题《海外归鸿？二》。（1921年11月6日）
达夫：
国内的文艺译品，我少有读过。间或新闻纸上有些短简的译诗，每肯无意识地读他一遍，但是令人可以满意的，却是寥寥无几。现在有两首被人误译了的歌德的诗，我想再来译一次。一首是《放浪者之夜歌》（Wandrers Nachtlied），我前函中译过的那首。这诗是一七八○年九月六日或七日夜歌德三十一岁时所作，写在几克翰Gickelhahn山上的猎屋中的木壁上的。壁上的手迹他在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六十四岁）重新缮写过一次。这座猎屋是在一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歌德死后三十八年烧了的。《放浪者的夜歌》倒有两首，但是还有一首是一七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弈特尔司堡——Ettersberg的山上做成的；在此顺便把他译出了罢。
你从天上来的，
慰解一切的烦恼与心疼，
加倍可怜的，
你加倍以醍醐灌顶，
唉，我已倦于奔驰！
人生的悲乐何谓？
甘美的平和哟，
请来，唉，请来入我心扉！
还有一首是《对月》（An den Mond）我昨晚在睡觉之前，把他译了。不消说也是不甚满意的。
又把你缥缈的清辉，
静泻遍林丛溪涧，
把握的魂灵儿，
终久又溶解完全；
你把你和蔼的光波，
洒遍了我的周遭，
好像是友人的青眼，
慈恺地替我忧劳。
我的心弦感觉着，
欢时苦日的语音，
介在悦慰与痛楚之间，
我在寥寂之中屏营。
流罢，流罢，可爱的溪流！
我是再也不能欢慰，
虐浪，亲吻，都已消亡，
一片至诚，也已如此流去。
那样可贵的殊珍，
从前我也有过！
人纵在轲之中，
再也不能忘它！
淙鸣罢，溪流，
沿山涧而莫辞捞，
淙鸣罢，溪流，
悄声地和我哀调，
无论你在冬寒之夜，
激涨你的惊涛，
或许在春阳之时，
萦润那含苞的花草。
幸福呀，这样的人儿，
心无所憎而遁世，
拥一友人在胸，
同他共享乐趣，
享受那人所不曾知，
人所不曾忆，
通过胸中的迷宫，
夜里逍遥的。
歌德这诗本不是一时做成的。初稿是一七七八年在偎马Weimar郊外“角上园”起的。作此诗的动机，是因为偎马宫廷中有一宫女因失恋溺死于野尔牟河Ilm，衣囊中藏有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诗中第四、五、六、七诸节是十年以后加的，注家有以为是对于将来与芳遂坦Von Stein夫人绝交之预感，有以为是对于惹忍海牟Sesenheim的少女服侣德里克Friederike之追怀。全首歌咏的是失恋的情绪。
前三节叙述在月光之下屏营，中四节追述失恋之情，向河流而诉哀感，末尾二节出欣羡之意，确是一首极妙婉的抒情诗；但是我看得中国报上有一处的译文，太不像样子。我们国内的创作界，幼稚到十二万分（日本的《新文艺》杂志本月号。有一篇《支那小说界之近况》笑骂得不堪），连外国文的译品也难有真能负责任——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的产物；也无怪乎旧文人们对于新文学不肯信任了。那样的译品，说是世界最大文豪的第一首佳作，读者随自己的身份可以起种种的错感：保守派以为如此而已，愈见增长其保守的恶习；躁进者以为如是而已，愈见加紧地粗制滥造。我相信这确是一种罪过：对于作者蒙以莫大的侮辱，对于读者蒙以莫大的误会。这样地介绍文艺，不怕就摇旗呐喊，呼叫新文学的勃兴，新文学的精神，只好骇走于千里之外。
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扬，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我们可以各人自己表扬一种主义，我们更可以批评某某作家的态度是偏向于何种主义，但是不能以某种主义来绳人，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批评不可冷却，我们今后一方面创作，一方面批评，当负完全的责任，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健儿！我尤希望《创造》出版后，每期宜专辟一栏，以登载同人互相批评的文字，用六号字排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