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承受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优秀的作家，留下了优秀的作品。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翻译工作者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才能使我们更多的人来享受。我国有六万万以上的同胞，不可能人人都懂得许多的外国语文，要使我国人民都能享受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不经过翻译是不行的。
在今天来讲，翻译工作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为是生活的反映，更能使这种相互了解深入。这样，就可以消除人为的障碍，人为的隔阂，所以翻译工作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通过文学翻译，既可以了解各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愿望；更可以促进本国的创作，促进作家的创作欲，作家读了翻译作品，可以学习它的表现生活的方法。通过翻译，也可以帮助我国语文的改进。中国语文固然优美，但是认真使用起来，就感到语法的不够用了，做翻译工作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一点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采取它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我国过去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使我国人民和各国文学作品很少接触的机会，世界上很多古典文学名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翻译过来的很少，今后需要大量介绍，而这个责任是要由翻译工作者承当起来的。
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凡是从事翻译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这一层。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重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翻译工作既然是这样的重要，这样的艰苦，而又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对翻译工作决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能随便抓一本书就翻，他要从各方面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它的影响。在下笔以前，对于一部作品的时代、环境、生活，都要有深刻的了解。翻译工作者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作的时代背景没有深入的了解，要想译好一部作品很不容易。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译过一部《浮士德》，这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积六十年的生活经验写成的一部伟大诗篇。这部作品有上下两部，我二十几岁开始翻译，中同差不多经过了三十年，到一九四六年才把它完成。
第一部是歌德少年时期的作品，我在翻译的时候感到很轻松，原因是作品的内容很像我国的五四时代，摧毁旧的，建立新的，少年歌德的情感和我那时候的情感很合拍，思想也比较接近，因此译的时候很顺利，并不感到吃力。第二部是歌德晚年写的，他的思想感情我在那时候很难体会，觉得简直啃不动它，于是便把它抛在一边，不但不想翻译它，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这样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参加了大革命，又经过了抗日战争，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黑暗，一九四六年到了上海，又在国民党匪帮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生活，这时再回头来看《浮士德》的第二部，情感上就比较接近了，翻译起来也非常痛快，觉得那里面有好些话好像就是骂蒋介石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它译完了。
所以，翻译工作也是需要有生活体验的，不过我们也不必单纯强调这一个条件。不久以前，法捷耶夫为了写一部作品，曾经到钢铁厂去体验了一年多的生活。我们翻译工作者不可能也不一定每人都到钢铁厂去生活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生活体验，这样方能体会原作的内容。
当然，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要的还是文学的修养和语文的修养，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但是仅仅懂得一种外文，也不容易把工作做好。除了一种外文以外，最好还能懂得第二第三种外文，这样不但在研究上方便，翻译时还可以用来作为助手。把别国译文拿来对照，对自己的翻译确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
但是，除这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国语文的修养。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外国诗译成中文，也得像诗才行。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硬译。可是诗是有一定的格调，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诗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这些一律取消，那么译出来就毫无味道，简直不像诗了。这是值得注意的。本来，任何一部作品，散文、小说、剧本，都有诗的成分，一切好作品都是诗，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行的。
又要外文好，又要中文好。但是外文好的人，中文不一定就好。我说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的艰苦处就在于这儿。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在外国生活，外文好了，但结果又等于一个外国人了，中文很难同时学好的。可是一个人在二十岁以后，想学好外文并不容易，就是想学好中文也不容易。拿我自己来说，我二十岁以后在日本过了二十年，生活是日本方式，孩子们在周围讲的都是日本话。在这样环境里，我的日文并不敢夸口，可是我的中文还勉强可以，因为我在母亲的怀抱里接触的就是本国的语文。但是这样能不能说中文就很好了呢？还是不敢说的。
所以，想把外文学好已经很不容易，再加上本国的语文难以掌握，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就难上加难了。不过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毛主席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这一句话对我们翻译工作者也同样通用。在这儿我想向各位推荐苏联的一个经验。苏联译一首中国诗时，懂得中文的人先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让懂得诗的人把它加以诗化。集体翻译在苏联已经普遍推行，我觉得这一个方法很值得学习。在我们中国，大多只做了第一步，这就是把意思译出来，第二道的加工，根本就没有做，或者很少做到，而这一步工作正是少不了的工作。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杂些泥沙，那就不好领教了。
总之，在翻译工作上，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准备周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请教，尽量地琢磨。所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实际上就是马虎了事，不负责任。
在旧时代，人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翻译工作上你争我抢，把它当成名利双收的事情，这一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我们来做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我们必须大家来商量，来计划，来进行，使我们的翻译达到理想的地步。互相校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纠正错误，发现问题；我们也应该在翻译界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
1954年8月 致《俄文教学》编辑选自1922年5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题《海外归鸿？二》。（1955年3月14日）
《俄文教学》编辑同志：
你们二月十九日给我的信早接到了，本想写一篇文章来回答你们，因忙着其他的事不能执笔。现在不久又将出国，更无暇执笔了，只好简单地写这封信，来表达一点意见。
翻译工作很重要而且很费力。原则上说来，严复的“信、达、雅”说，确实是必备的条件。但也要看所翻译的东西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文学作品，那要求就要特别严格一些，就是说您不仅要能够不走样，能够达意，还要求其译文同样具有文学价值。那就是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苏联翻译诗，采取两道手的办法，即通外文者先直译原文，再由诗家根据俄文韵律把它诗化。我看是值得取法的。
所翻译的东西如果是科学著作，条件便可不必那么严格，能够正确达意就是好的。当然如果能做到信、达、雅，不消说是更好。法国科学家同样讲究文章风格，科学文字能够带上艺术价值那是会更加引人入胜，对于科学活动有好处，决无害处。因此要说信、达、雅的提法“不科学”，似乎又把科学与文学看成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了。
信、达、雅三字，如果嫌其太简单了一点，也可以说成更通俗、更现代化的话。不信就是乱译，错译，不达就是死译，硬译，不雅就是走到极端的不成话。那恐怕才是该反对的吧。草草不备。
敬礼
郭沫若三·十四
《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附白选自1920年3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顾简陋如余，读歌德诗，于其文辞意义已苦难索解，说到他的风韵，对于我更是不可把捉中之不可把捉的了。寿昌兄既叫我献拙，我也只得勉强移译了出来。我想这不过是替读者诸君散布一番Lachgas（德语，笑料）罢了。
《屠尔格涅甫之散文诗》序选自1921年2月16日《时事新报？学灯》。
屠氏（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文艺业已介绍于我国者已不少。余兹所译乃其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二年四年间之小品文，连载于杂志《欧洲报知》Wjastnik Jewropy（即《欧洲导报》）中者，“散文诗”之名即为该报编辑者所肇赐。此诗集最脍炙人口，或者国内已有译品亦未可知，但是余意以为翻译不嫌其重出，译者各有所长，读者尽可自由择选。歌德所著《浮士德》一剧之英译，便单就第一部而言，已有二十余种之多。即此屠氏诗集之东译，亦不下四五种。此（一）足以证明原作之可珍，（二）足以征考国民读书之能率，所以重译一事决不能成为问题；不过在译者自身须存一“崔颢在上李白不敢题诗”之野心，——故意用野心二字，我想这是当具的野心，莫有罪过的野心——不译则已，即家肇译书总要前不负作家，后不负读者，总要使自提的译品成为典型的译品。余今即抱此野心，从事此诗集之移译。
《雪莱的诗》小引选自1923年2月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汎神宗（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贾谊（西汉政治家，时称贾生）。但是贾生的才华，还不曾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雪莱的诗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3）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4)
他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诗比风。风有拔木倒屋的风(Orkan)，有震撼大树的风(Sturm)，有震撼小树的风(Stark)，有动摇大枝的风(Frisch)，有动摇小枝的风(Maessig)，有偃草动叶的风(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风(Still)。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时的种种诗风。雪莱的诗风也有这么种种。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Baudelaire，Verhaeren，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Alexandrian。是诗的无论写成文言白话，韵体散体，他根本是诗。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的诗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不是Sollen的问题（注：Sein，存在；Sollen，应该；意为诗的形式是存在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做诗的人有绝对的自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诗流露出来形近古体，不必是拟古。他的诗流露出来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不必是强学时髦。几千年后的今体会成为古曲。几千年前的古体在当时也是时髦。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却是亘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