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时认识了这两位姑娘——科学姑娘和文学姑娘——实在是陷到了叫我左右做人难的苦境，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我，这几年来叫我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踱来踱去。文学搅厌倦了，又想去亲近一下医学，医学刚好达到了一个接吻的目的，又要被文学拖回来了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我的生活可以因此多生些变化，我今后对于这两位姑娘也再不存偏爱的心事了。
那就是民国十年的四月一日，我第一次读屠格涅甫的这部著书。那时和我同船回国的是我的朋友成仿吾，他也和我一样，太被文学的引力牵引很了，竟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没有受，我们竟约着同回了上海。他学的本是造兵科，但结果终和我是一样，他没有把他的枪炮去杀过人，我也没有把我的丸药去杀过人。
我们那时在船上同住了两天两夜，同睡在一个比地狱怕还要苦的三等舱的一只角上。风浪很大，我睡在船上不敢起来，他还好，他还时常要到头等舱去照料他朋友的家眷。
他那时候带着有好几本德文的屠格涅甫的小说，我在船上睡了两天两夜，便把这本《新时代》读了一遍。这本《新时代》，就是这样对于我是有两重意义的小说呢，我除去喜欢它的本身之外，就还有这一段怀旧的幽情。去年四月我重渡日本去的时候，我特别把这本书向仿吾要了来，做我永远的纪念。七月初间我重读这部书的时候，竟起了翻译它的志愿，费了四五十天的工夫，也就把这部书译成了。这部书的自身我很喜欢，我因为这书里的主人翁涅暑大诺夫，和我自己有点相像。还有是这书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
社会革命的两个主要的条件：政治的和经济的，在屠格涅甫是认得很清楚的。他把马克罗夫代表偏重改治革命的激进派，把梭罗明代表偏重增加物质生产力的缓进派，他自己是倾向于后者的，所以他促成了马克罗夫式的失败，激赏着梭罗明式的小成，他的思想明明是修正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过五十年后的今日的俄罗斯，所成功的不是梭罗明，却是大规模的马克罗夫呢？“匿名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了“列宁的俄罗斯”了！
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稳慎只觉得日暮途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
农奴解放后的七十年代的俄罗斯，诸君，你们请在这书中去觌面罢！你们会生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想——不仅这样，你们还会觉得这个面孔是你们时常见面的呢。我们假如把这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国的，把雪茄改成鸦片，把弗加酒改成花雕，把扑克牌改成麻将（其实这一项就不改也不要紧），你看那俄国的官僚不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僚，俄国的百姓不就像我们中国的百姓吗？
这书里面的青年，都是我们周围的朋友，诸君，你们不要以为屠格涅甫这部书是写的俄罗斯的事情，你们尽可以说他是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去改头换面地做过一遍的呢！我译成了这部书后，把我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
《约翰？沁孤的戏曲集》译后选自《约翰？沁孤的戏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我这儿译的六篇剧本是爱尔兰的文士约翰·沁孤(John Millington Synge)做的。他生于一八七一年，死于一九零九年，他在爱尔兰文艺复生的运动中是一位顶重要的作者。他短短的一生之中只有二十七首诗，六篇剧，还有些散文和翻译，以下依着年代的顺序，替他表列出来：
*Riders to the Sea (1903)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1905)
*The We11 of the Saints (1905)
*The P1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1907)
The Aran Islands (Prose，1907)
*The Tinkers Wedding (1908)
Poems and Translation (1909)
*Deirdre of the Sorrows (1910)
他的全部的著作只有这八种，顶端附有标记的六种，便是我这儿译出的他剧曲的全部了。最初的一篇《戴黛儿》是他未完成的作品，他死后经他的友人格雷哥里夫人(Gregory)们纂集起来的。
他的一生仅仅三十八岁，而他活动于文艺上的岁月又仅七年，但他的成就是怎么样？他的生命是不是为这简短的时间所限制了？这些问题，我想读他这六篇剧本的人便会自行解答的。
他的态度是很谦逊的，他所同情的人物都是下流阶级的流氓和乞丐。他的每篇剧本里面都有一种幻灭的哀情流荡着，对于人类的幻灭的哀情，对于现实的幻灭的哀情。但他对于现实，对于人类也全未绝望，他虽然没有积极的进取的精神鼓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人类的社会，但他至少是指示了我们，这个虚伪的，无情的，利己的，反复无常的社会是值得改造的。他的世界是很狭隘，但是世间上那一处的世界和他这儿所表现的是两样的呢？在这个世界未能根本地改造以前，他所藉以为唯一的安慰，唯一的解脱的，是人类心中尚未完全消灭的一点相互间的爱情。爱的力量他是极端地尊重着的。《谷中暗影》里面的那个浮浪人，便是他这个世界中的救世主，虽然是消极的，但也不容你不消极。
我译他这部剧曲集很感困难的便是在用语上面。因为沁孤的用语多是爱尔兰的方言，据他自己说，剧中人物的说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他自己创作的。萧伯纳有一篇独幕剧“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他是有意嘲弄着沙士比亚的；他说这位诗人记性不好，每逢和人对话，一听着有甚么警策的语句，便立刻写到钞本上，以备做戏剧时采用。萧伯纳这个莫须有的想象虽是出之讥嘲，但其实根本上是道破了伟大的作家的秘密。沁孤的态度便几乎全盘是这样。他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杜撰（当然是经过作家的“综合的再现”——这个字是我自己想出的，我的意思是说由种种的经验的有机的组合），每个人物所用的话几乎都是由实地得来，所以我们读他的著作，一点也不觉得矜持，一点也没有甚么不自然的地方，他写出的全部的人物都是活的，一个个的心理、表情、性格，一点也没有虚假。他是把写实主义(realism)的精神，彻底地应用在戏曲上而成功了的。
但是我一移译他时便要感不少的痛苦了。我们中国的语言是有千差万别的，究竟该用哪一种方言去译他？要单用一种方言移译时，又恐怕看的人不懂。没有法子我只好仍拿一种普通的话来移译了，这在使多数人能够了解上当然可以收些效果，但于原书的精神，原书中各种人物的传神上，恐不免要有大大的失败了。不过我在这儿想出了一个调剂的方法，便是沁孤这些剧本，假使在我国各地方有上演的机会时，我希望各地方的人再用各地方的方言来翻译一遍，我想在舞台上是定可以成功的。
爱尔兰人的发音和英文大不相同，譬如“Synge”我译成“沁孤”，或许便会引起读者的怀疑，但这正是爱英两地发音不同之一例。剧中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我也不十分知道爱尔兰的正确的发音——我大概依我自己的方便，任意音译了。我想在翻译的工作上有一种“翻案”（adaption）的办法已是一般承认了的，这些小的随意想来不会成为问题。
还有我译用的语气，只从我们中国人的惯例，很有些地方没有逐字逐句地照原文死译的。
至于有力量不到或许疏忽了，以致有错误的地方的时候，我希望有见到了的人能够加以指正。
一九二五年五月廿六日志于上海
《异端》译者序选自《异端》，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以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于德国Schlesien之Obersal zbrunn他现在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作家了。他本以戏曲见长，小说可以说是他的余艺。前年他满六十岁的时候，德意志全国的人都祝贺他，全国的戏场都排演他的作品，他不仅在艺术上收了成功，便是世俗的光荣，他也算是及身享受了的。
（3）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6)
他这部小说异端——原名是Der Ketzer Von Soana（萨拉的异教徒）——是一九一八年出版的，要算是他新近的作品。我们假使知道他做这部小说时已经是行将六十的老人的时候，我们怕谁也是会生惊异的？他的取材是那么大胆，他的表现是那么浓艳，他这决不是我们中国的一些未老先衰的道学大家们所能梦想得到的呢！大凡伟大的艺术家，在精神上是长春不老的青年，他的天地永远没有秋风肃杀的时候。
西洋文化中有两种本质不同的潮流含混着，一种是尊重人性的希腊文明，一种是主张禁欲的耶教主义。两者时相冲突，在社会的或个人的生活上生出种种的葛藤，种种的悲剧。欧洲的文艺便大多取材于此，以求一最后之解决。解决的方式不外三种：（一）希腊思想之胜利，（二）耶教主义之胜利，（三）两者之调和。
霍氏这篇小说的作意，很鲜明地是表示的这两种思潮之葛藤，而他的解决是偏于希腊思想之胜利的。我译这部小说已经是两年前的工作了，我是因为赞成他的这种作意，而且喜欢他的一笔不懈，一字不苟的行文。他全书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心理的解剖，性欲的暗射，真是精细入微。精细入微之弊易流于板滞枯涩，而此书独无此弊。霍氏自己说他书中的插话像一朵山野中生出的可怜的龙胆花，他这个批评刚好可作他全书的写照了。
人本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竞争，虽是欧西文明的局部问题，但是灵肉的竞争，或者是既成道德与人性的本然的竞争，却是人类普遍的，而且是永远的烦闷。这个烦闷的解决，由霍氏的这篇小说提供出一个方法来了，我相信对于我国现代的青年不无相当的援助。
此书英译和日译本都有，可惜英译本在上海书肆里不能寻出。日译者是中岛清氏，我现在整理我的旧译稿时，曾将中岛氏的译本来作过一度的参证。书中的注解尤多取借于后者。译文庸或有错误的地方，最后我希望识者指摘，以便于再版时更正。
《争斗》序选自《争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戈斯华士又译为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是英国现存作家之一。他生于一八六七年。他在文学上活动的范围甚广，诗小说戏剧均所擅长，他自己曾经有首诗叫着《灵魂》(The Sou1)，说他自己的灵魂如像天空，如像海洋，如像春天，如像市镇一样，这的确是他自己的一个写照。他的诗和小说在国内曾经有人介绍过，但是他的剧本的介绍恐怕要以我这篇为嚆矢罢。
我这篇翻译是以Scribner（斯克莱伯）出版的《戈氏戏曲集》为底本的。《戈氏戏曲集》已经出到第六集，合计作品已经在二十种以上了。戈氏的戏曲，在我看来，恐怕就是表现他的灵魂如像市镇一方面的；他的戏曲可以说都是社会剧，他不满意于现社会之组织，替弱者表示极深厚的同情，弱者在现社会组织下受压迫的苦况，他如实地表现到舞台上来，给一般的人类暗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路径。他的倾向不消说和萧伯纳（Bernard Shaw在英国和戈氏并驾齐驱的戏曲家）是完全一致，但他们的作风却迥有不同。萧氏的社会剧都是他自己站在舞台上说话，他是积极的一位宣传家；而戈氏则不然，他是取的纯粹的客观的态度，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假借，而社会的矛盾便活现现地呈显了出来。照言辞的雄辩，思想的焕发上说来，戈氏诚不如萧氏；但从结构的精密，表现的自然上说来，戈氏却不仅超过萧氏，即是欧西的近代的社会剧作家中均罕有其俦匹。
我国社会剧之创作正在萌芽期中，我以为像戈氏的作风很足供我们的效法。他的作品除本篇而外，如《银匣》，如《长子》，如《白鸽》，如《正义》等，均其杰出之作，以后我想逐次移译出来，以贡献于读者。
《少年维特之烦恼》增订本后序选自《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