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郭沫若最早的翻译投稿活动。由于要和上海的报社联系，夏社定了一份《时事新报》，它的副刊《学灯》吸引了郭沫若，并且给予他很大的鼓舞。之后，他开始向《学灯》投稿，并由此结识了宗白华，又由宗白华结识了田汉。
大革命时期（1923-1928）
1923年4月1日，也就是拿到毕业文凭的第二天，郭沫若携家带口从日本起程归国，4月2日抵沪。他拒绝了重庆一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的高薪聘请和去北京大学讲授日本文学的邀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著译契约，决心留在上海和成仿吾、郁达夫一道继续经营创造社。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创造社除了继续发行《创造季刊》外，还先后推出了《创造周报》《创造日》作为宣传革命文化的阵地。创造社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郭沫若主要活动还是在文化战线上继续着五四运动以来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编辑刊物的同时，他继续零星地翻译歌德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诗：
《迷娘歌》1923年5月3日译，载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1号；
《五月歌》1923年5月20日译，载1923年7月26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
《牧羊者的哀歌》1923年7月22日译，载1923年7月24日上海《中华时报？创造日》；
《湖上》，载1923年7月31日上海《中华时报？创造日》；
《图勒国王》，载1923年10月23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
《弹琴者之歌》载1925年10月16日《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3期。
郭沫若在创造社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工作当属他翻译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钞》。《创造周报》自1923年5月13日至1924年2月13日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郭沫若所译该书的第一部全部二十二节和第二部的第一至第四节。1928年6月15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第一部的二十二节，书名为《查拉图司屈拉钞》。
由于资方的盘剥，处于鼎盛时期的创造社成员在经济上仍然赤贫，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同时又遭受着来自京沪报刊的种种攻击。1923年10月5日，郁达夫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决然离沪，北上任教，创造社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更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公众的注意力已经从文艺转向了政治，专注于文学的《创造周刊》影响力在逐渐下降。成、郭二人自知没有能力使刊物转向政治，又不愿做别人的附庸，一时间陷入了困顿之中。成仿吾打算南下另谋出路。在窘困生活的逼迫下，1924年2月中旬，郭沫若不得已只能让安娜携子女先去日本，自己打算等《创造周报》停刊后再去。同年4月中旬，郭沫若不等《创造周报》停刊就带着一腔凄凉匆匆去了日本。1924年5月19日《创造周报》停刊，前期创造社活动停止了。
1924年4月至1924年11月，郭沫若在日本住了七八个月。在此期间，郭沫若翻译了标志着他思想转变的最重要的著作——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郭沫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罪恶还有着朦胧的认识的话，在前期创造社的这番经历让他对这个制度有了切肤之痛。一到日本后，郭沫若便立即着手翻译该书。他无钱购买家具用品，便以皮箱为案，以砖块作砚，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用了50天左右的时间，于1924年5月下旬翻译完了这部20万字的著作。他一边翻译一边检讨书中的观点，既对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的观点深有认同，又为书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所吸引，同时他也对书中的宣传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表示不满。正是这本书激起了郭沫若进一步研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雄心壮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于1925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住日期间，郭沫若还把他曾经多次读过的德文版的屠格涅夫小说《新时代》翻译了，此外还翻译了德国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霍普特曼的小说《异端》和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戏曲集。
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举家回到了上海。此时他已经抱定献身革命的决心，准备积极投入到革命实践活动中去。郭沫若刚回到上海就有学艺社的成员来联络，原来学艺社打算筹办一所大学，先请郭沫若进入筹备委员会，准备将来让郭沫若出任文科主任一职。而当时除郭沫若外的筹备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既然离大学的开办还有一段时间，郭沫若为维持家计，便向学艺社提议由他来翻译《资本论》，译好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期间商务出版社每月供给他生活费若干。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认为这事不成问题，只待编审会上通过便可定下合同。编译所的庶务主任何公敢最为积极，甚至从东方图书馆中借来了资本论的英译本供郭沫若参考。郭沫若当时感觉着十二万分的愉快，并拟订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然而事违人愿，翻译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没有通过。理由是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译《资本论》却有所不便。至此郭沫若翻译《资本论》的计划就停留在了计划阶段。
计划不能实现，郭沫若只好在上海滩靠卖文生活。在日本期间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新时代》《异端》《约翰？沁孤戏曲集》都在1925年间卖给商务印书馆化作面包了。1926年1月28日译讫的高尔斯华绥的剧本《争斗》也进入了卖文之列。
经瞿秋白推荐，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由上海去广州去应聘广东大学文科学院院长一职。广州是当时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和北伐的策源地，因此时人普遍认为，南下广州就是投身革命。郭沫若在广州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革命实践活动中，积极参加群众集会，频繁发表革命演说，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彻底的革命精神。郭沫若于1926年7月随革命军北伐，先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代主任、副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3日郭沫若又追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在潮汕地区遭遇强敌与起义部队失散。之后，由组织安排，1927年11月初郭沫若经香港回上海。
由于郭沫若曾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撰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回到上海后，郭沫若只好潜居在窦乐安路一所弄堂房子里，在这里做着支持后期创造社的工作。在潜居期间，郭沫若把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进行了通盘的校译和润色，于1927年11月上旬完成了改译工作，并作《译后记》。说明近十年来翻译本书的过程，此次既补译好损失了的部分，又彻底润色了残存的旧稿。指出“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是很紧要的关键。”
流亡十年（1928-1937）
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政府的通缉，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携家眷从上海出发，化名南昌大学教授吴诚前往东京考察教育，于27日抵达神户，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翻译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文学创作并列为郭沫若的三大工作。
本节将根据郭沫若翻译的作品类别，从文学作品翻译、科学著作翻译和社科文献翻译三个方面来介绍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间的翻译活动。
文学作品翻译
流亡期间的郭沫若先后翻译了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1928）、《屠场》（1929）和《煤油》（1930），总字数在100万字以上。1929年，和李一氓合译出版了《新俄诗选》。1931年8月5日，所译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分册(上)出版，又于1932年9月和1933年3月出版了第二、三分册。由于“书店经营困难，不能继续出版，就把译笔停止了下来”。所以该书并未完全译完。1935年出版了《日本短篇小说集》，1936年8月翻译完成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太》，同年11月又译出歌德的诗剧《赫曼与窦绿苔》。
科学著作的翻译
《生命之科学》是郭沫若翻译的所有著作中篇帙最为浩大的。1931年3月开始着手翻译，到1932年译至一半近60万字时，手稿在商务印书局编译馆中被“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焚毁。1934年又重新着手翻译并于同年10月陆续出版，至1949年11月才出齐，前后经历了近19年光阴。郭沫若翻译这本科学巨著的原因在于它的“综合化”、“大众化”和“文艺化”显著之特点，尤其是第三化。
理论著作的翻译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在翻译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1928年到日本后他便开始翻译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这篇译文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论部分。同年８月１日被东京刑士（警察）搜查住处时抄失。之后又进行了重译，1930年5月5日完成，作为马克思诞辰112周年的纪念，收入1930年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讲座》。紧接着郭沫若便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931年1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与此同时，郭沫若又翻译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被神州国光社积压未能及时与读者见面，直到1938年11月才由言行出版社初版。1936年2月郭沫若译出了《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这本马克思关于文艺理论的著作，被列为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丛书第一种”。
1928年郭沫若刚到日本时对考古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9年他翻译出版了德国著名美术考古学家米海里司的代表作《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以此作为自己向西方借鉴的途径，并大力向国内有志于此的人士推荐。此外，郭沫若还于1935年9月翻译了他的日本友人林谦三的著作《隋唐燕乐调研究》，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出版。
归国以后（1937-1969）
1937年7月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后旋即投身于抗日洪流中，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又始终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前线，新中国成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翻译逐渐淡出了他的工作范畴。梳理他自1937年7月25日归国以来至他1978年6月12日去世的41年中的翻译活动如下：1940年9月与高地联名发表所译《搬家与救护伤兵——〈战争与和平〉断片》，载重庆《文学月报》二卷一、二期合刊。
1942年5月，发表译诗歌德的《给迷娘》，见重庆文林出版社版《春草集1945年6月4日，郭沫若以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的名义，约请茅盾、戈宝权、葛一虹等人翻译的《高尔基》（苏A·罗斯金著）一书，并为之作序，“至为简明扼要，善能传神”。1947年5月底翻译完成歌德巨著《浮士德》第二部，同年11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郭沫若再没有比较集中地从事过翻译工作了。
1969年3月至5月间，郭沫若从日本学者山宫允编选并加日文译注的《英诗详释》一书所收的近60首英美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中，选译了50首，就在原书的空白处译成了中文，并对其中的部分诗作加有附白。郭沫若去世后，于1980年由其女郭庶英、郭平英整理出来，1981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