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5年之后，1936年，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再次对他的“媒婆论”的原委进行了阐述：李石岑编《学灯》，在又一次的双十增刊上登了文艺作品四篇。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短篇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四篇是茅盾译的爱尔兰的独幕剧。我很欣赏《头发的故事》，而不知道鲁迅是谁。但把《头发的故事》排在译文后边，使我感到不平。因而便激起了我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时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的话。这话再经腰斩便成为“翻译是媒婆”。这使一些翻译家和非翻译家恼恨至今，一提起这句话来，就像有点咬牙切齿的痛恨。恨这句话的人有好些自然知道是出于我，但有大多数我相信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来源，只是人云亦云罢了。但其实“翻译”依然是“媒婆”，
这没有过分的“捧”，也没有过分的“骂”。“媒婆”有好的有不好的，翻译也有好的有不好的。要说“媒婆”二字太大众化了有损翻译家的尊严，那就美化一点，改为“红叶”，为“蹇修”，或新式一点，为“媒介”，想来是可以相安无事的吧。但是说翻译，拿字数多寡来说，能够超过了我的翻译家，我不相信有好几个。拿着半句话便说我在反对翻译，或创造社的人反对翻译，这种婆婆妈妈的逻辑，怕是我们中国文人的特产。
纵观郭沫若的前后论述，我们发现，郭沫若其实并非鄙视翻译，或者说贬低翻译而尊崇创作。事实上，郭沫若鄙视的是那些“不好”的翻译，尊崇的是那些“好的”创作。这与郭沫若后来所提出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的论述并无矛盾。
1954年郭沫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详细论述了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提出了“好的翻译等于创作”这一著名论断：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郭沫若，对翻译与创作有更深的体验。他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一文中曾推荐过一个苏联的经验：苏联译一首中国诗时，懂得中文的人先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让懂得诗的人把它加以诗化。这第一步就是翻译，第二步就是创作。这两步到了郭沫若那里，是由他一人完成的。郭沫若本人的译作，正是将原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与他自己的创作相结合进行艺术再创造的产物。
堂堂正正做个投炸弹的健儿：郭沫若的翻译批评观
对于翻译批评的作用，郭沫若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指摘一部错译的功劳，比翻译五百部错译的功劳更大：因为他的贡献虽微而他的贡献是真确的。这种人不独译者当感谢，便是我们读者也当感谢。”他还以误服鸦片为喻说，“误服了鸦片以为是健骨金丹，医生提醒我们说鸦片是毒药呀！我们豁然惊悟时，还是感谢医生？还是感谢鸦片贩卖者呢？”
对于如何进行批评，郭沫若有自己的见解。1921年6月14日，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开门见山，对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四号上有关郭沫若与李石岑讨论创作和翻译的短评表示赞赏，“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中对当时国内批评家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扬，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我们可以各人自己表扬一种主义，我们更可以批评某某作家的态度是偏向于何种主义，但是不能以某种主义来绳人，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在此基础上，郭沫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批评不可冷却，我们今后一方面创作，一方面批评，当负完全的责任，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健儿！
同时，郭沫若建议《创造》杂志出版后，每期宜专辟一栏，登载同人互相批评的文字。郭沫若在提出自己对翻译批评见解的同时，也对当时译界的问题投出自己的“炸弹”。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翻译界出现过粗制滥造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郭沫若强调翻译事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译者必须认真对待。他指出：所以翻译终于是件难事——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是不许人轻易着手，如像我国的译书家今天译一部威铿，明天译一部罗素，今天译一本泰戈尔，明天又译一本多时妥逸夫司克，即使他们是天生的异才，我也不相信他们有这样速成的研究。我只怕他们的工作多少带些投机的性质，只看书名人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滥译。郭沫若在对当时译界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还提出自己的“救济之方”：对于译者，应该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望真有学殖者出而为完整的翻译；对于读者，应该从教育着手，劝知识未定的青年先从事基础知识的储积，读者要注重语学的研究，多养成直接读外籍的人才，同时希望国内各大书场多采办海外的名著。郭沫若特别强调“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认为这“尤是当今之急务而易见特效”。这对当时整顿译界是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这“炸弹”如果投向译界不正之风，指出译作的错误，其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如果不注意批评方式，逞意气，吹毛求疵，用语夸张，甚至于流于刻薄的谩骂就不足取了。鲁迅便批评过创造社作家专找文学研究会作家译品的错，“倘被发现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的做法。
任何翻译家的翻译往往不可能一贯正确。他本人对翻译的看法也是如此。郭沫若不仅经常为别人校改翻译，还撰文批评别人在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别人对他的批评也虚心接受，并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对于他本人的译作，他也希望得到别人指正其错误之处，以便以后更正：
在《〈约翰？沁孤的戏曲集〉译后》中，郭沫若指出，“至于有力量不到或许疏忽了，以致有错误的地方的时候，我希望有见到了的人能够加以指正。”在《〈异端〉译者序》中，郭沫若指出，“译文庸或有错误的地方，最后我希望识者指摘，以便于再版时更正。”
在《〈浮士德〉第一部译后》中，郭沫若说：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是很紧要的关键。我看有许多人们完全把这件事情忽略了。批评译品的人也是这样。有许多人把译者的苦心，完全抹杀，只在卖弄自己一点点语学上的才能。这是不甚好的现象。不过这样说，我也并不是要拒绝任何人来纠正我的误译的，只要不是出于恶意，我是绝对的欢迎。
在《〈浮士德〉小引》中，郭沫若再次提道：可惜我的德文程度实在有限，没有可能很好地传神。有些地方译得太呆板，同时也一定还有好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希望精通德文的朋友，对于这部作品曾深入研究的朋友，严格地指责，以便有机会时再加以琢磨和修改。译完《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在译者弁言中说“译者不敢相信这是最完善的译本，误解或误译之处恐也难保，希望有明白的人能够指正他，更希望有比本译更完善的译本出现”。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共鸣说
郭沫若主张，译者的思想感情和所译作品的思想感情要有某种共同之处。如果译者对于原作有着深刻的理解，那么在感情上便会和作者产生共鸣，这样才能把作品译好。
雪莱是郭沫若最敬爱的诗人之一。他认为“雪莱的诗歌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因此，1921年，他在翻译雪莱的诗时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郭沫若曾这样描述他译屠格涅夫的《新时代》的感受：这部书的自身我很喜欢，我因为这书里的主人翁涅暑大诺夫，和我自己有点相象。 我们假如把这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国的，把雪茄改成鸦片，把弗加酒改成花雕，把扑克牌改成马将(其实这一项就不改也不要紧)，你看那俄国的官僚不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僚，俄国的百姓不就像我们中国的百姓吗？这书里面的青年，都是我们周围的朋友，诸君，你们不要以为屠格涅甫这部书是写的俄罗斯的事情，你们尽可以说他是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去改头换面地做过一遍的呢！
对于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二十几岁开始翻译，到1946年完成，中间差不多经过了30年。由于《浮士德》第一部是歌德少年时期的作品，内容很像我国的五四时代，摧毁旧的，建立新的，少年歌德的情感和郭沫若当时的情感很合拍，思想也比较接近，因此译的时候很顺利，并不感到吃力。当时的郭沫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差不多是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中，我把第一部翻译了。当时的翻译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的一样，我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
而《浮士德》第二部是歌德晚年写的，对于他的思想感情，年轻时的郭沫若很难体会，他“不但不想翻译它，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但是，经过了将近30年之后，郭沫若生活经验不断丰富，他经历了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黑暗，1946年到了上海，又在国民党匪帮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生活，这时郭沫若在情感上就与《浮士德》第二部比较接近了，因此，他翻译起来感觉“非常痛快”，“觉得那里面有好些话好像就是骂蒋介石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它译完了。
凡是一种良书是不妨多得几种译本的：郭沫若的重译观
对于重译，郭沫若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译者弁言中说：“译笔主在力求达意，然也极力在希图保存原文之风格，因而有无数语句是逸出了中国语法之范围。译者不敢相信这是最完善的译本，误解或误译之处恐也难保，希望有明白的人能够指正他，更希望有比本译更完善的译本出现。据作者所知道的，本书之日文译本，竟已经出到三种了。凡是一种良书是不妨多得几种译本的”。
在如何看待重译的问题上，郭沫若持宽容态度。他认为译者各有所长，译文各有千秋，不同的译本可供不同读者自由选择。他坚决反对翻译上的专卖行为，认为“翻译不嫌其重出，译者各有所长，读者尽可以自由选择。”他在1922年6月写的《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中，再次表述了这一观点：
歌德的《浮士德的悲剧》译成英文的有二十多种。译的人各人的见地不同，各人的天分不同，所以译的成品也就不能完全一致。我国的翻译家每每有专卖的偏性，拟译一种著作，自家还没有着手，便预先打一张广告出去，要求他人勿得重译；这种无理的要求，这种滑稽的现象，怕是我们国内独无仅有的了。
另外，郭沫若非常关心后辈的成长。他在《给陈明远的信》中鼓励明远小朋友：这些译诗，还是我早年的试笔，今天看来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希望你阅后具体地指摘出来或者干脆重新改译。用不同的语言译写原诗，有点像是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乐曲，甚至改成变奏曲，总含有某些“再创造”的成分。对于同一首外国诗，如果能收集几家不同的中译文加以比较分析，那倒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由此可见，郭沫若毫无自恃为翻译权威的想法，而是主张并鼓励多译重译经典作品以适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群。读者也可比较分析不同的译文，博采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