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在清华研究院的交谊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为大学毕业和又有学问根底者的进修之地，因此是一高深的学术机构，目的是培养国学门的通才硕学。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地叫做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吴宓当时担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月薪三百元），四大导师的到职，都经他亲自礼聘。《吴宓自编年谱》在1925年2月13日条下，记载有礼聘王国维的情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4]从而可知吴宓对王国维怀有特殊的礼敬。
陈寅恪的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更是吴宓一手所操办。当时陈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古文字，对应聘颇感迟疑。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载：“陈寅恪复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25]致使吴宓大为失望，在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26]陈寅恪所说的“多购书”，是指创办国学研究院须多购置书籍，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因此虽没有立即就聘，对研究院的发展建设已有所建言。他自己1923年在《与妹书》中，曾因筹措购书款无着而焦灼不安，说：“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27]所以如此急迫，盖由于他需要的藏文《大藏经》和日本印行的中文《大正藏》，还有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如不能购得，“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28]。是否就聘，何时回国，对陈寅恪来说，书籍是个先决条件。
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记载：“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29]8月14日《雨僧日记》又载：“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30]为了解决书款问题，吴宓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申请，特批四千元，其中二千元作为陈寅恪的预支薪金，另二千元为研究院购书。但会计处只准予支出一千元的薪金。1925年9月3日《雨僧日记》：“陈寅恪预支薪千元，按1.76，合美金五六八元一角八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31]9月18日又载：“陈寅恪购书及预支薪金，续汇三千元（连前共四千元）支票二纸。”[32]研究院的购书款，《雨僧日记》10月8日条记载甚详：“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按1.78，合得美金一千一百二十三元五角九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No．25/7790，由本处附函中挂号寄去。”[33]陈寅恪之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确让吴宓耗费了许多心力，至有“难哉”之叹，应属可以理解。
就陈寅恪一方面而言，他的应聘与否完全出自学术的考虑，因而派生出一个购书的问题。至于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所载的“家务”一项，系指寅恪先生的母亲俞淑人和长兄陈师曾先后于前一年逝世，1925年8月在杭州安葬事。陈寅恪离德回国的实际日期为1925年12月18日，《雨僧日记》有明确记载。而到清华报到是1926年7月7日，此时的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改任外文系教授，但迎接陈寅恪到校一应事务，如安排住处，游观研究院环境，看赵元任，访王国维，都由吴宓陪同。7月中旬，陈寅恪身体不适，又回南方养病，至8月25日国学研究院开学前夕返回北京，始正式任教于清华。
1926年9月新学年开始的清华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全部到齐，还有专任讲师考古学家李济，工作人员包括学富才隽的浦江清，真可以说是皆一时之选，风景极一时之盛。陈寅恪的应聘过程虽然曲曲折折，一旦到校，倍增生气。事过四十五年以后，蓝孟博回忆起当时的盛况，写道：“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又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34]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说来着实幸运，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35]，而且有缘享用有“字字精金美玉”之誉的陈寅恪的讲课。
据《清华周刊》披露的材料，当时陈寅恪讲授与指导的学科范围包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以精通多种语言文字之长，使传统国学平添许多现代气息。吴宓经常前去听课。此时之吴宓已开始代理外文系主任的职务，行政事务缠绕着他，但涉及与陈寅恪有关的物事，他总是挺身而出。浦江清是他在东南大学教过的学生，到国学研究院工作也是他所介绍，本欲调外文系当他的助手，因陈寅恪也需要，他就作罢。1926年9月9日《雨僧日记》记载此事：“寅恪不愿失去浦君，乃止。”[36]
可惜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1927年春节过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加快，研究院师生已无法安心向学。1927年4月3日《雨僧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37]4月6日上午则已协助陈寅恪往城里转移暂时不用的西文书籍，“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38]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6月7日，梁启超因肾病复发，同时也由于王死之巨烈刺激，离开北京到天津调养身体，期间两次住进协和医院，国学研究院事，实际上已无法董理。而赵元任，1927年10月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方言调查方面。“四大导师”只剩寅恪先生一人勉力维持，中间曾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三位为导师之议，但章、罗均逊谢不就，陈更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不肯应聘。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入北京，清华由外交部改隶教育部。不久，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吴宓所担心的“解散”虽未发生，但到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又病逝，国学研究院继续办下去已无可能。
就这样，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以造就通才硕学为目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仅延续了四个春秋，终于在“四大导师”凋零其半而“长安弈棋”变幻莫定的氛围中，于1929年正式停办。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这指的是人，对物事和举措恐怕也应作如是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命运，她留给后来者的遗产既包含有光荣和骄傲，也含孕着悲哀与酸辛。
（三）王国维自沉前后的王、陈与吴宓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四天，即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刊出一篇题为《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的文章，对6月2日至6月3日王国维自沉前后一应情形叙列甚详，足可为不知底里而又想探知究竟的好奇的公众解开疑窦。文章的作者没有具真实姓名，只在文末署“清华学校一分子、爱敬王先生之一人启”，因而《顺天时报》发表时，也只是标明：“兹接清华学校某君来函，叙其经过尤详。”文章实为宓所写，1927年6月5日《雨僧日记》载：“上午，作函致《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先生遗嘱原文。”[39]
吴宓与王陈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往来频密。1926年3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而专任外文系教授以后，他与王陈仍保持密切的接触。1926年9月15日《雨僧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久坐”；11月3日：“王静安与陈寅恪来此小坐”；11月11日：“下午，王静安、陈寅恪、刘崇鋐等，悉来此晤柳公（指柳翼谋—引者注）。”12月3日：“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特别是1927年3月份以后接触更为频繁。3月13日：“午，陈寅恪来谈”；3月28日：“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其宅”；4月8日：“晚，陈寅恪来”；4月18日：“夕，约陈寅恪、楼光来、winter来宓室中赏花，并用酒膳”；4月30日：“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等之绞死也”；5月2日：“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借陈寅恪来”；5月19日：“陈寅恪日夕常来谈”；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5月26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40]这最后一次晤谈，距6月2日惨剧的发生只有六天时间，对王国维自沉前的心境和情绪，了解得最透彻的第一个是陈寅恪，第二个就是吴宓。所以王国维的遗嘱特别提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这无异于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交谊之深。
但吴宓与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理解，彼此并不一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当天《雨僧日记》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41]梁巨川是梁漱溟的父尊，名梁济，当1918年11月10日六十岁生日时，投北京净业湖即积水潭自杀身亡，遗书中称是为了“殉清朝而死”，在知识界引起一场讨论，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等都写了文章，梁漱溟也写信给《新青年》倾述己见。但梁济之死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不必像王国维那样具有自觉的文化意义。吴宓把两者等同并列，是对王之死尚缺乏深层了解。
读者也有的认为王是怕北伐军攻入北京遭遇不幸，所以选择了自杀。对此吴宓在同一篇日记中据理据实给予了反驳，他说：“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42]吴宓分析说：“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43]作为王国维的同事和同道，吴宓始终站在替王辩诬的立场。只是他接受了王之死是为了“殉清室”的看法，使得他的辩护带有一定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