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重建中国价值体系的这些上下求索一一落空之后，摆在“五四”一代面前很重要的“思想凭借”，就是“科学”了。虽然科学是外来的，但毕竟是前人的，要彻底摆脱已有的思想凭借，完全“凭空”创造一整套思想、价值体系，几不可能。胡适、丁文江等人，则要把“形下”的科学提升为“形上”的终极价值。丁文江充满自信地要把科学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为了论证“科学的人生观”，丁文江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诠释成一种“道德的”学说：“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所以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他把人类的道德奠基在动物本能这种生物学基础之上，以图为“科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提供依据。胡适根据天文、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理论，建构了名闻一时的“科学的人生观”体系，由于共有十条大纲，被时人戏称为“胡适十诫”。他们的努力确实没有成功，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但放在现代中国重建价值系统的谱系中，可以理解，他们选中“科学思想”来锻造现代中国的终极价值体系，并非没有思想、历史远因的一时之心血来潮。
在这种背景下，论证人类终极要达到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瞿秋白、张申府、陈翰笙、闻一多等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不是出于生计，而是出于信仰走上此路。
三
传承、创造、传播、运用文化，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内在地存在某种矛盾，在社会没有结构性急变的时代，这种内在矛盾并不激烈、凸现。在“大裂变”时代，这种内在矛盾立即尖锐、激烈、凸现出来，而集文化传承与创造于一身的知识分子，身处此种时代，思想、情感的矛盾与痛苦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
1981年，我还在上大学三年级，正好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我发表了论文《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五四反传统”，其实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开始，当时我谨慎地写道：“可以说，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此后，未停对此问题的关注，现在更认为五四时期那些反传统的言论，深度、广度并未超过“戊戌——辛亥”时期，甚至言辞也不比那时更为激烈。而且，当时是从“人的解放”这个角度来分析戊戌——辛亥时期的反传统，现在，进一步认为更根本的原因是“国家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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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梁启超在《独立论》中写道：“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权利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准确。虽然古希腊、罗马已有“公民”，但现代意义的“公民”是伴随现代民主宪政的诞生而出现的，指根据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民”只是草民、贱民，是在君权神授下不具独立性的“臣民”。将“公民”与“独立”联系起来，确实抓住了“公民”的实质。这样，他必然要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俗论动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他强调“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中国四万万人从民到官，一级一级“皆有其所仰庇者”，结果是：“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中国四万万无一“人”，全是奴隶。他认为整个中国历史大都如此：“彼其论殆谓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一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从其摆颈摇尾、涂脂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一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刬除之而化易之也？”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进一步论述道：“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颈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之有人焉，不可得也。”他的结论是：“今之论者，动曰西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苟不尔，则必无人能牛马之奴隶之者。”
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明言：“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在他的话语论述中，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一反中国轻视个人、抹杀个性的传统，大力提倡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个人主义。梁启超还明确地从被儒学严批的“杨朱”哲学中为个人主义找出论据，“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现在却认为杨朱之论与现代政治哲学有某种契合，“故今日不独发明墨翟之学足以救中国，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再次赞扬、阐发杨朱“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理论，认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
1902年梁启超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写分辨中国儒学传统的“仁政”与西方近代“自由”的区别，认为“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因为仁政虽然强调保民、牧民，但统治者仍然权力无限，因此只能论证应当保民却没有如何能够保民的办法。所以，“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舌敝唇焦传播其道，“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仁政只说其“当如是”，而无限制君权的办法，所以中国历史大多是暴君“其行暴也，则穷凶极恶，无从限制，流毒及全国”。只有“贵自由、定权限”，才能长治久安，“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他尤其强调是人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而不是“政府畀民以权也”，因为人民的权力如果是政府所给予，那么政府说到底也可以“夺民权”。他认为孔孟的“仁政”在两千年前确实很好，但那时只是人类的童年期，需要政府掌权保民、牧民，历代政府并不能保民、牧民，所以人类进化到成人就需要以“自由”来定君、民权限。如今要求“仁政”是从成人返回童年，返回“蛮俗”，“犹学呱呱小儿，仰哺于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权者，又岂可终以我民为弄儿也”！他认为，儒家的“仁政”完全过时。
1903年，《大陆》杂志的《广解老篇》一文更为激烈地批判“仁”，批判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思想体系。“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并沉重地叹息：“异哉夫支那，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
1903年，《游学译编》发表《教育泛论》，明确提出应把个人主义作为教育的纲领，强调“人人有应得之权利，人人有应尽之义务”是“颠扑不破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也”，并进一步论证个人能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对自己行为负责才是道德的来源。而且，就权利来源而言，不是“全体”决定“个人”、重于“个人”，而是“个人”重于“全体”、决定“全体”，“个人之权利，即全体权利之一分子也，一人失其权利，则全体之权利已失一分矣”；如果个人失权互相牵连，结果是“全体之权利，遂荡尽无余矣”。文章还以宗教、学术、社会、国家的发展为例，说明个人主义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独立，认为这才是教育的宗旨：“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也！”强调个人主义、独立精神是教育的宗旨，必然与儒家教育思想发生冲突，作者批判说：“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丧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而奉为圭臬，无敢或逾。”
1903年，《童子世界》发表《法古》一文，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为科学真理，指责孔子说：“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称他做‘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那百姓到了日久，自然变做习惯，都入了那些独夫民贼的圈套，一个个都拿‘忠君’当自己的义务，拿‘法古’当最大事体。”
1908年，《河南》杂志发表的《无圣篇》喊出了“破专制之恶魔，必自无圣始”、“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立学界前途之大本，必自无圣始”的口号，公开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几千年来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此文论述中“君”即君王，“子”即继承之后嗣，而孔子所谓“君子”，是要人为君王之后，“士子读书论道，不过为君之子”，“其鄙陋亦何若是？”“《论语》首章第一字言学，末句言成君子，是圣人之学，学为君之子，以承佐其治。换言其真象，岂非认君作父，以助独夫谋万世之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