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而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而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
一、启蒙先驱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期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作为传教策略。从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传教士仍可在中国传教。因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幼小的容闳白天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游戏、捞鱼捉蟹，晚上在油灯下听在私塾读书的哥哥诵读《论语》、《孟子》、《中庸》和唐诗宋词。容闳七岁时，容闳之父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之所以将小儿子容闳小小年纪就送到外国教会学校上学，容父有一个贫苦、普通农民最简单最实际的想法。他供养大儿子读传统的私塾，想让他走中国传统科举功名之路，通过科举当官。但他家贫穷，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无力负担小儿子容闳读私塾。而外国教会学校免除学费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正好可将容闳送去读书。另外，他曾看到邻居就有人因懂得一些“红毛夷”的“番话”而发财，给他以启发，大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的路。这些都说明，与澳门紧邻的广东香山地区的穷苦民众极早破除了“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等传统偏见，接受外来文明已无心理或文化障碍。
在教会学校，容闳学习英语和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又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不久，这所学校停办，容闳回家务农。1840年，容闳的父亲病逝，家中更加贫困，容闳有时做农活，有时挑担沿街叫卖。这年秋天，经人介绍，容闳再到澳门，在一家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当童工，11月进入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这所学校开设中西课程，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书五经为主。经过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他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仑的伟业、纽约的繁华，曾写过一篇题为“溯哈德孙河遨游纽约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对大都市纽约摩天大楼林立繁华盛状的“意想”。这些都表明一种“世界”的知识、观念，正在华夏文化“边陲”的“草根”中一点点传播。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容闳第一个表示愿去，随后又有二人表示愿意去。由于容闳三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设法为他们解决了路费、学费等留学的所有费用，而且还给他们每人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这些，都使容闳十分感动。在容闳的青年时代，勃朗对容闳最为关心，处处提携，对他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大。勃朗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改革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为己任。他提倡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的观点，成为容闳教育观的基础。后来容闳对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中关于教育制度的系统蓝图，就源于勃朗的《致富新书》中有关论述。容闳长期提倡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关于各科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方针的延伸。
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经过埋葬拿破仑于此的圣赫勒拿岛时，船只短暂停留，补充给养，容闳一行也上岸一游。他们来到拿破仑墓地，见墓前有株大柳树在风中摇曳，于是各人折下一枝青柳，带到美国栽植。4月12日，他们到达纽约，容闳没想到纽约的繁华竟超过了自己几年前的“意想”，而几年前的“游纽约”的幻想竟成为事实，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变成事实，促使他此后做事更加坚韧。
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校长哈蒙德的教诲、影响下，容闳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尤其爱读《爱丁堡评论》杂志。在18世纪早中期的英国，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思想家边沁、哲学家哈奇森和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司各特、社会学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跃在苏格兰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思想派别，被称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历史学家伯克虽然来自爱尔兰，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苏格兰，也常被归入这个学派。18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成了当时英国文化繁荣的代表，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作“大不列颠的雅典”。苏格兰启蒙学派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特点，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识，强调社会演化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容闳爱读的《爱丁堡评论》杂志，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还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后来容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也可看到这份杂志的影响，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却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激荡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顿，甚至“夭折”，但又屡屡重生。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一个半世纪过去。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
二、崇洋不媚外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但学费他根本负担不起，这时有关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条件是毕业后要当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虽然容闳在这一年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却拒绝了教会的资助。他表示，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无论选择何种职业，只要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难之时，勃朗先生帮助他找到了一个妇女会提供资助，使他最终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拖着长辫子顺利走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几年中，他学习刻苦，文科成绩优秀，不过数学不好。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半工半读，管理图书，担任二、三年级同学司膳，供应饭菜。他还参加了足球队和划船队，是划船队的主力之一。这些，使他赢得了同学的尊敬，也使他对美国社会了解更深。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1]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但更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快毕业时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2]事实证明，从他1854年回国到1872年办成留学之事，历经十八年，他一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忠贞不渝。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八年的祖国。
他为报国而回，但尴尬地发现自己对汉语已十分陌生，于1855年在广州补习了半年汉语。就在这期间，他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屠杀上万人，尸横遍野，愤怒异常，从而认为农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对太平天国有一定好感。
当年只有“科举”才能进入体制内，他是美国名校毕业的“海龟”却“无人识”，于是只能通过关系给在广州的美国代理公使伯驾当秘书，薪水不高，且为国人看不起，但他想通过伯驾结识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派中国学生出国留洋的建议。然而他根本没有机会结识中国官员，于是在三个月后辞职，来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他勤奋钻研法律，没想到却遭到了香港英国律师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容闳是中国人，会中文又精通英文，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容闳于是愤而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英国人掌管的上海海关处任翻译。海关工作轻松，薪水极高，他曾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自己今后有升为总税务司的机会没有，李泰国明确告诉他中国人绝无此希望。容闳感到这是对华人的侮辱和歧视，于是决定辞职。李泰国认为容闳的真实意图是嫌薪水太低，只是想以此提高薪水而已，于是把容的薪水迅速提高到白银二百两，以挽留容闳。但容闳志不在此，坚决辞职，离开了收入丰厚的海关。他的亲朋戚友都不理解他为何放弃报酬如此优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么工作，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写道：“第念吾人竞存于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真实之事业。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予于所事，屡次中辍，岂好为变迁哉？”[3]
从海关辞职后，容闳找到一家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商公司工作，当起了“买办”。买办收入颇丰，但非他所愿，他一心想的仍是如何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进而改造中国。不过，容闳虽然推崇西方的近代各种制度，却毫无“媚外”之态，他曾两次与欺辱他的洋人较量，在上海滩一时传为美谈。
一天晚上，容闳与仆人从基督堂祈祷归来，碰到一群醉酒的洋人东倒西歪、手舞足蹈、狂呼乱叫迎面而来，路人避之唯恐不及。为容闳提灯笼的仆人也畏缩不前，不知如何是好。容闳要他不用害怕，一直向前。没想到，其中一个人想夺走容闳仆人的灯笼，还有一个人甚至想踢容闳，由于酒醉，站立不稳，并没有踢到容闳。容闳认为他们酒醉，便不与他们计较，仍旧往前走。但是，突然他发现其中有几个人并没有喝醉，反而在后笑看他们胡闹，欺负中国人。容闳顿时大怒，走向前去，要他们告诉自己想抢仆人灯笼和想踢自己的那两个人的姓名。凑巧的是，其中一个人正是容闳1854年回国时所乘“尤里克”号的大副。容闳与尤里克号的船长认识，而且此船此时正由他所在的商行管理。第二天早晨，他就给尤里克号的船长写信抗议，并要船长将此信转给那位大副。船长收到信后，对大副的行为非常气愤，怒气冲冲把信交给大副。大副立即上岸，来到容闳住处，向容闳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