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还有别的问题：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予以湘之，维錡及釜。采来了之后，拿什么去装呢？拿圆的和方的竹篓去装的。装了带回来之后，又是在哪里烹煮的呢？是在大锅子里面煮的啊！“錡”是底下有三只脚、自己可以站着的大锅，“釜”也是大锅，但底是圆的，要放在灶上才能用。
喔，不只从哪里采来的要讲究，进一步就连把蘋和藻装回来煮熟的工具，也都要讲究。四次问答下来，我们就算原本再无知都了解了，采蘋、采藻可不像前面采芣苢，这回不是采着玩的，更不是采下来随便用衣服围一围包回来就好了。
为什么那么郑重其事？诗用最后两句问答告诉我们。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煮好了之后放到哪里呢？到宗庙里，放在窗下。原来采来的蘋和藻是为了用在祭祀上，难怪那么讲究。今天一般祭祀中，我们是以神主牌或神像来代表受祭的对象，周代却不是如此。神主牌上写着列祖列宗的名字，就代表列祖列宗，这其实正是文字神圣性的一种衍伸产物，至少西周时还没有。这首诗中最后一句，那个“尸”字，指的就是周代的祭祀风俗中的做法，要找一个人，通常是女性，来代表受祭的祖先。要作“尸”来代表祖宗，这个人显然要具备特别干净、特别漂亮的特质。
所以最后问：是谁在典礼中扮演“尸”的角色呢？是从齐国嫁来的年轻女孩啊！于是前面对于采蘋、采藻过程的种种讲究，自然就也投射在这位从齐国来的女孩身上，不必再多用字词言语形容她，一路读下来，就感受得到她的洁净与美丽。
诗以问答体呈现，而问答又不只是表面形式，它和诗中要营造的情境大有关系。一句句仔细地问，表现了对“采蘋”这件事的重视，不敢掉以轻心。一连串的问句，为了追究要用在祭祀典礼上的东西，是否干净、够不够干净。蘋和藻来源要干净，本身要干净，装盛的容器要干净，烹煮的锅子要干净，就连摆放的地方，都是在光线能透进来的明亮的窗下。这样的主题从头贯穿，一直到选出来的年轻女孩身上。
诗一共也只有六句，前五句都用“于以”开头，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句，不再问“在哪里”，而问“是谁”，声音与语意的转折，都诱引我们特别注意这一句，于是我们也可以将前面所有这些对干净、明亮的讲究，看作是拿来陪衬、凸显“有齐季女”的，让人强烈感受到她的干净与明亮。
熟读《诗经》的太子
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里面收录了许多过去的故事，在其中《奉使》篇，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
魏文侯的长子击，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击，在他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击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到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面。击有一个幕客，叫赵仓唐，他对击说：“作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作父亲的，三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个使者去见父亲呢？”
中山君击说：“我早想这样做，但能派谁去呢？”赵仓唐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击：“那你知不知道父亲喜欢什么？”击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晨凫。”赵仓唐于是带着北狗和晨凫前去见魏文侯。
到了魏国王廷，赵仓唐谨慎地请门房传话，说大儿子击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又将晨凫送进厨房里，北狗则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
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仓唐。魏文侯问：“击好吗？”赵仓唐“唯唯”，意思是嗯嗯了两声。魏文侯又问：“击没有什么问题吧？”赵仓唐仍然“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对我问的问题，你怎么如此敷衍呢？”赵仓唐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以是于礼我不能回答。”
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口气，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仓唐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击被封到中山时，年纪还很小。赵仓唐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穿起来应该很合身。”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击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
“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魏文侯问。赵仓唐回答：“他读《诗》。”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仓唐显然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晨风》和《黍离》。”听了这答案，魏文侯就念起《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经验虽美，却抚慰不了因为见不到你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
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仓唐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接着又念出《黍离》诗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这样，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
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仓唐：“中山君在怨我吗？”赵仓唐用完全同样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于是将一套自己的衣服装好了，交给赵仓唐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仓唐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裳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都去见我父亲了。我的君侯召见我。”
赵仓唐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要你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中山君入国都，魏文侯大喜，摆出宴席来，接着就将击立为太子。
贵族的对话基础
《说苑·奉使》中的这段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诗》之教”在东周产生的具体效果。拥有贵族身份的人，都必须读《诗》，对于《诗经》中的句子倒背如流，于是这些诗句就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一套coded language（密码语言），让贵族间能够借以表达不方便或不适合直接说出的意思。尤其是在封建制度中，有着很严密的上下次序，为了维持层级尊卑，必定付出的代价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有什么说什么，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由《诗经》句子构成的这套符码语言，因而格外重要、格外有用。
进一步，到了春秋之后愈来愈复杂的列国关系中，这套符码语言自然地被延伸运用在外交上。当时封建礼法不像西周时那么井然稳固，开始逐渐崩坏，不过仍然对一般贵族行为有着高度约束力，不可能像战国之后那样赤裸裸地显示“力”与“利”的追逐对抗，如此而张出一片外交空间来。较弱的国家，还能够靠着巧妙运用封建礼法来阻挡强国的侵夺；另一面，有野心的大国，也必须利用封建纽带关系来发展联盟，拓展自己的势力。
涉身外交折冲的人，都受过传统贵族教育，于是就可以运用《诗经》中的种种典故，在保持礼仪的情况下，暗中角力或暗中拉拢。在这上面，《尚书》或《易经》有时也会被援引利用，但其范围及频率，都远远不及《诗经》。
如果没有对于《诗经》内容的共同熟悉，那么绝大部分的外交辞令就无用武之地了。如果魏文侯不是熟记《晨风》《黍离》，当下有感，那么赵仓唐的奉使策略就注定失败了。如果中山君击不是熟记《东方未明》这首诗里的句子，那他就通不过魏文侯的考验，会以为爸爸就只是送他一套衣服而已。
《东方未明》出自《诗经·齐风》，第一段就是《说苑》中所引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意思是天还没亮就起身穿衣服，因为太暗了，以至于把衣和裳都穿颠倒了，唉，之所以会如此错乱颠倒，那是因为我的国君召见，要去上早朝的关系啊！
第二段：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意思和前一段同样，只是换了字换了韵，“晞”是微光的意思，东方微光都还未显露，我就起来穿衣服，以至于穿错了，都是因为国君下令要召见的缘故啊！
第三段描写出了门，情况比前面更狼狈。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因为天还没亮，一时找不到院子的大门，以至于把用柳条编成的篱笆都踩断了，跌跌撞撞中像个疯子般惊慌四顾。最后忍不住抱怨：搞成这样狼狈，都是因为那个负责管事的人，乱定上朝的时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啊！
所以这首诗原本是齐国卿士借由早起慌乱来指责国政安排不当的，和《说苑·奉使》里的故事，没有一点关系。这就是“断章取义”，将诗的一章或一句，换到完全不同的上下文脉络中来运用。这是春秋时极为常见的做法。“断章取义”的做法，让这些诗句的运用范围更广，可以用来制造巧妙歧义的空间也就更大。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不过普遍的“断章取义”对于后人想要了解《诗经》，却往往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文献中留了很多引《诗》的记录，这些后来都成了“传注传统”里的重要材料，于是许多“断章取义”产生的意义，就被拿来当作是诗原句的解释，尤其是诗句在政治外交上的挪用，使得每一首诗好像都有政治或道德意涵，刺激出了像《诗大序》中的“微言大义”主张，让读者都戴上“大义”的眼镜，很难如实回归诗的本意。
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传统，可以不必抱持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读《诗经》。这些诗的内容，原本没那么了不起，或说，这些诗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里面藏了什么“刺君王”的隐含意义，相传由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写成的，或拐弯抹角在记录评论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不，许多诗就是由民间传唱而来，歌咏的是日常小事件、小情感，里面带着强烈的庶民精神。
透过《诗经》我们得以窥见周人新建的文化，如何降至下层形成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周人取商人而代之，不是单纯、狭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古代中国文明大转型的契机。从一个崇拜鬼神、经常借助饮酒获得狂乱超越经验的文明，转型成一个清醒、冷静、随时保有忧患意识，并且专注关心此世人间的文明。我们也就同时能够窥知、推想，当《诗经》成为贵族教育的核心部分时，民间价值也就回头持续影响、规范周代统治者的基本世界观，如此反复循环，成了封建秩序的关键支柱，联结、锁定上下之间的价值系统，不至于产生阶层落差，也才使得周代的封建秩序能够维持那么久。
旧时我们的课本上说：《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考试时出了题目：“《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我在空格里填了“诗歌集”，结果就没有拿到这题的分数。多年之后，我还是对这个答案不服气，当然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道理。
“诗歌总集”说法的背景是认定《诗经》收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诗歌。如果有人怀疑为什么一整代的诗歌只得三百零五首，大概就会得到“孔子删诗”的回答，意思是本来《诗经》篇幅比现存的多上许多倍，是圣人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精选了其中最好最重要的，留下来为今天所见定本。
“孔子删诗”之说，很难成立。而且就算孔子删过，就算用最夸张的数字版本说孔子将《诗》从三千首删成三百首，也都无法证明原版的《诗经》就是“总集”。
真正的事实是：我们无从确知为什么是这三百零五篇留了下来，不知道是依照什么标准选择的，也不知道留下来的和消失了的之间有什么差距，留下来和消失的过程，各是如何。
我们只能从外围的历史因素猜测、推论：我们看到的《诗经》，当然不是“总集”，中间经过了编选淘汰的过程，编选淘汰后能够留下来、长期成为贵族教育教材的，要么反映了部分周代基本社会、人伦价值，要不然就是贵族有意识地从庶民生活表现中选择了和他们特别相关的部分。
抱持这样的立场，我们来检验究竟《诗经》中都留下了哪些题材的诗作。跟传统的解释刚好相反，大多数的诗，都和国君无关，和大臣无关，和国政无关，和劝谏无关。尤其是“国风”中收录的诗，以及“小雅”的部分，都是如此。《诗经》的主体，是表现庶民关怀的，他们关心什么？关心婚姻、关心家庭、关心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活动仪式及相关情感。以这个角度来读《诗经》，反而可以比传统读法更容易让我们跨越时代距离，对于周代的人与社会，有更强更深的体认。
我们发现，即使在庶民层次，都种下了封建秩序的根基，家庭、婚姻、人伦，如此重要，吸引了那么多注意。家庭为主，整个世界是从家庭扩张出去的一套大秩序，显然是西周上上下下牢不可破的共同信念。这就和甲骨文中呈现出的商人观念很不一样，同时也和近东古代苏美尔人，或古希腊城邦生活中所反映出的基本价值，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