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春秋》从来无法独立存在。要发挥彰显封建应然秩序的作用，《春秋》至少需要两个配套——一是相应的事实记录，让人家了解原来鲁去打了邾娄，而晋国是当时负责维持秩序的霸主，鲁昭公是碰壁而回的；二是对于实然与应然差异的解释，说明：事实是这样，记录却是那样，中间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
因而，《春秋》应该一开始就是经传并存的，经的本文附随着解释经的文字，同时构成王官学的内容。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一开始，《春秋》的传文，应该就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像《左传》这样，补充事件实然记录的；另一种是像《公羊传》，专注于整理应然与实然间差距规则的。
传是解经的。而在诸经之中，《春秋》成文的年代，明显晚于《易》《尚书》《诗》，但《春秋》的传却出现得最早，而且构成了发达的传统。据汉朝的记录，就有五家解释《春秋》经文的传——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后面两家后来失传了，前三家则得以流传下来。
《左传》虽然也有对《春秋》文字上的解释，但那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的部分，是以事解经，将实然的事件铺排出来，可以供人和《春秋》经文的记录方式互相参照对应，如此来显现《春秋》正名的精神与手法。
谁是左丘明？
《左传》书名来源的一种说法是：其作者为左丘明。从《左传》内容及文字风格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有一个作者，从庞大的材料中，选出这些部分，并且予以剪裁齐整。贯穿两百多年漫长时间的记录，如果不是经过悉心整理，不太可能自然呈现出这么统一、漂亮的面貌。
然而，这个作者不太可能是依靠个人之力完成《左传》的。他必须要能看到、能够运用庞大的文献，而且还不只是鲁国一国两百多年间的文献。《左传》中的记录跨了两百四十二年，十二个鲁国国君，要能完成这样的记录，这位作者应该是一个源远流长传统的继承者、集大成者。
左丘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很难说。因为传统上，连他的名字都没搞定。究竟他是姓左名丘明，还是姓左丘名明，没有定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姓丘名明，前面的“左”字则是他的官名，来自“左史”的简写。这是出自《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言则右史书。《左传》记的大部分都是事件，符合“动则左史书”的说法。
左丘明可能是史官传统中特别优秀的一员。早在商代就有了世袭的史官。若说左丘明出身世袭的左史官家族，那么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他能掌握、运用范围广泛、丰富的文献材料。
不管左丘明是谁，我们今天都要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左传》比任何其他文献都更清楚、完整地保留了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东周列国间所发生的事。这也就是今天被通称为“春秋”的历史时期。“春秋”之名源自《春秋经》，不过若是光看《春秋》经文，我们只能对那个时代雾里看花，很难谈得上认知了解，“春秋”的人与事，今天我们能够谈论“春秋”的历史，其实主要靠的是《左传》所提供的札实内容。
《左传》帮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都能够具体感受到什么是封建秩序，封建秩序中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事，也能够具体感受到，这样一套存在了几百年的秩序逐步衰颓瓦解，对这些人的生活、感受，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当然，《左传》也有其限制。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什么平民百姓的活动。《左传》的核心，和《春秋》一样，是这个时代的列国关系，是在封建秩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那就无可避免以国君、卿士大夫的贵族阶层为主角。
第二章 封建秩序崩坏史
霸主崛起的关键时刻
《左传》大不同于《尚书》，其文字风格和后来的中文紧密相接，而且其描述、议论，有着特殊的感染力量。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散文的源头，也是一两千年来，中国士人必读、必学的文章范本。一直到21世纪，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没有断绝从《左传》中选文来教文言文的做法。
透过选文的方式读《左传》，可以读到好的文章，还能读到好的故事，却没有办法获得对《左传》较为全面的观照，尤其是无从掌握《左传》作为传，和《春秋》经文之间的关系。
要弥补这样的缺憾，最好的方法是选一个大段，而不是单独故事来读。不只看《左传》中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文章，同时看一下《左传》用什么样的顺序排列文章，有什么样的结构。
让我们试着从鲁庄公元年读起，按照《左传》原文顺序，对照《春秋》经文来读。鲁庄公年间，正是春秋五霸崛起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周天子权威陵夷，号令难行，于是齐、晋、宋、楚等几个古国、大国，借由军事和外交的操作，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其他国家之上，代替周天子来维持封建规矩，阻止各国任意互相攻伐。
鲁庄公即位之初，还没有霸者。到鲁庄公三十多年后去世时，齐国已经明确据有大家共认的霸主地位，而晋国正经历一场大乱，乱后即位的晋文公，不久后取代了齐桓公。成为新的霸主。过去读历史，我们早早就知道东周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我前面简单的导论介绍，多次提到封建秩序的崩坏，但春秋五霸如何形成，封建秩序又以什么方式崩坏，很难抽象地理解，若是能依循《左传》的记录，随着《左传》的时间流变，就会有比较具体的感受、掌握。
庄公这三十多年时间中，列国间发生的事，依照先后顺序，一件件在我们阅读中展开，不用刻意解释，我们就能看出“霸”这个角色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个时代条件下的必要性，同时也就能看出封建秩序如何露出种种破绽，愈来愈难维系下去。而这两件事，封建秩序崩坏和霸者的兴起，在这样的记录中，很明确是因果相连的，旧秩序收束不住，所以需要新角色来压住场面，但是新角色的所作所为又必然继续毁坏旧秩序残剩的基础。
实力与旧制度的对抗
鲁庄公元年，《春秋》经文第一条是：元年春王正月。相应的传文是：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这是从文字上的解释，表示《春秋》通例，一个新的鲁君上台即位，写法要像鲁桓公元年这样：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对照之下，鲁庄公元年的记载，明显少了“公即位”三个字。为什么？因为庄公的生母、鲁桓公的夫人文姜，这个时候留在娘家齐国，没有回到鲁国。这是“文姜出故也”的意思。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姜不在鲁？又为什么文姜不在这件事那么重要，以致改变了《春秋》记录庄公即位的写法呢？这段事件始末，《左传》记录在前一年，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这年春天，鲁桓公有外出行程，是和夫人姜氏，就是文姜，去了齐国。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鲁国的一位大夫申繻特别对鲁桓公说：“女人有丈夫，男人有妻子，不相违背，如此叫做有礼。如果不遵从的话，一定会带来祸患。”这句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一点深意都没有。夫妻为亲族的起源，必须彼此遵守婚约，才算守礼，这样的话，需要申繻来说？鲁桓公会不知道？
继续读下去就明白了。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鲁桓公和当时齐国国君齐襄公在泺这个地方正式会面，然后带着文姜到了齐国。结果齐襄公和文姜私通，鲁桓公知道了，痛骂文姜，文姜就去跟齐襄公哭诉告状。
齐襄公和文姜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人私通，不只是让鲁桓公戴绿帽，还是乱伦的行为。更糟的是，私通不是第一次发生，许多人早有耳闻，几乎是公开秘密了，所以申繻才会一听鲁桓公要带文姜到齐国去，会给他那样的警告。申繻实际上是要劝鲁桓公改变去齐国的主意吧？传闻纷纷的情况下，让文姜回齐国，岂不是鲁桓公自己在替她制造和齐襄公幽会的机会？
接下来：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发生疑案了。初夏这一天，齐襄公宴请鲁桓公，派公子彭生去替鲁桓公驾车，没想到鲁桓公竟然就死在车上！从上下文看，《左传》对这件事其实已经提供了从动机到死因的解释了。
鲁桓公死于齐，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鲁人显示这时鲁国没有国君了，鲁国的国人向齐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国君本来在自己国家好好的，是因为敬畏齐王的威望，和齐国有了龃龉，无法安居，才特别亲自到齐国来和齐王会面，修复两国关系。会面的礼仪完成了，鲁国君竟然无法活着回来，如果都没有人为鲁君之死承担责任的话，在诸侯之间恐怕说不过去吧！至少应该要公子彭生受罚，来消除诸侯对这件事的恶劣观感。于是齐国将公子彭生杀了，算是对鲁国赔罪。
这样一件事，大有助于我们感受时代气氛。一方面是齐襄公如何不顾传统仪节，把异母妹文姜嫁给鲁国国君，都还敢明目张胆持续和她私通，更进一步还会为了维护妹妹兼情人，索性谋杀了鲁国国君。如此嚣张，还不是仗恃着齐国是个大国、强国！
但另一方面，即使恶霸如齐襄公，还是不得不受到诸侯集体评判的压力。当鲁人以“恶于诸侯”为由提出要求时，齐襄公还是必须接受、照办。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两种不同的逻辑、秩序并存着，彼此颉颃、角力。一种是大小强弱的逻辑，强在上，弱在下，强者大者说话大声，小者弱者不能不听、不能不遵从。另外一种是传统的封建秩序，由家族亲疏长幼外扩的伦常关系，来判定行为的是非好坏。两种逻辑、秩序在不同的场合中，会有各种互动、消长、妥协，这也正是《左传》这段记录中最常见的内容。
裁剪编排凸显争议
鲁桓公因为这样的事死在齐国，文姜当然也就没有立场回鲁国去了，干脆留在齐国。《春秋》上破例不写“公即位”，就是为了凸显这件荒诞悖礼的事。
接着，《春秋·庄公元年》又记：三月，夫人孙于齐。《左传》解释：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三月，文姜留在齐国，放弃了鲁国国君夫人的身份。“孙”同“逊”，放弃名位的意思。这里只用了她原来的正式头衔“夫人”，而不称呼比较私人的“姜氏”，是因为她做了这样的事，等于断绝了和庄公之间的母子关系，基于礼，不能用比较亲昵的称呼。
桓公死，文姜不回鲁国奔丧，等于桓公的丧礼没有完成，所以庄公即位于礼有憾。等到三月，文姜正式留在齐，庄公断绝了和她之间的母子关系，才算于礼无亏。
接下来，《春秋》有这么一条经文：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左传》加了简单的解释：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那一年，周平王的孙女要嫁到齐国去，这就是王姬。然而，依照封建层级安排，周天子不能自己主持婚礼，所以要先将王姬送到同姓的鲁国，等于是先过给鲁国国君，再由鲁国国君主持婚礼。鲁和天子同为姬姓，地理上在齐近旁，而且在地位上和齐同属最高层的“公”，所以由鲁来代嫁，最为适合。王姬到了鲁国之后，鲁国为她准备了宫外的房舍暂居（“馆”），这是合乎礼仪的。因为她毕竟不是真正的鲁国公主，还是王姬，应该要有特别的对待，如果将她迎入鲁国宫中，就不对了。
这一年，《春秋》一共有八条记录，但《左传》只就其中三条作了说明。其他五条为什么不解？一种原因是，事件很单纯、很清楚，不需多说。例如“王姬归于齐”，这是前面一条的后续，我们一看就明白，所以后来王姬就顺利嫁到齐国去了。或者像是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陈侯是个重要的贵族，但他的死没有什么复杂的内情，有《春秋》直接记录就够了。
另一种原因，事件的经过合乎礼，没有疑义、没有问题，《左传》也就不须多做补充。例如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要以周天子的名义将鲁国的爵位交给庄公继承，所以周天子就派了荣叔来担当这样的任务，显然荣叔的地位与能力和这样的使命是相称的。
还有另一种更常见的原因，那就是《春秋》记录的事件，会有后续发展，所以《左传》就不急着在这一年多做说明，而是等到事件出现最精彩、最戏剧性或最争议性变化时，《左传》才一并解释。从这点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与《春秋》经文的微妙差别，《春秋》是严格编年的，《左传》却为了让读者能够掌握事件来龙去脉因果环节，而改以“纪事本末”的方式表出。
国际秩序的连锁反应
庄公二年，《春秋》经文一共记录了五件事，但依照上述的原则，《左传》只选了一条来给予补充说明。唯一解释的一条，经文是：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传文是：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强调《春秋》之所以记录这件事，带有谴责意味，要让人家知道，到了二年冬，文姜都还在和齐襄公幽会私通，没有因为鲁桓公之死而有所收敛。这也同时表明了，庄公即位之初，对鲁国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困扰的事，莫过于文姜与齐襄公之间的不伦关系，造成了齐鲁两国间极难预测、控制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