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两种念法
现代中文里，通常将《论语》书名的第一个字“论”读成二声。这样的读法，来自刘熙的《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将《论语》解释为“有条理地叙述自己要说的话”。
不过传统上也有另外一种将“论”字读为四声的主张。《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段话先解释《论语》的内容，是孔子回答弟子和那个时代其他人提问的记录，以及弟子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话语。为什么称“论”？那是因为孔子在世时，弟子各自记录老师所说的话，等到老师去世了，大家将笔记集中起来，经讨论才编定了这样一本书。
比较这两种不同说法，念成四声好像要比念成二声来得合理些。念作二声，《论语》是一本有条理、彰显条理的书；但念作四声，《论语》书名就提醒我们，这是弟子们比对笔记，经过讨论争议才编出来的书，换句话说，这本书不是成于一手，无法有一个完整设计的结构，也不可能避免书中内容有互相冲突、矛盾的现象。
回归《论语》的文本，我们看到它的确是由一条条短文连接而成。把这本书看作“伦理、条理的语言”，意味着相信书中各条文辞的顺序是经过特别设计的，依循或为了显示某种内在的秩序，使得传统以来，很多读书人花了大工夫去串联解释《论语》的结构。然而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就填塞了许多文本无法支撑的臆测，将后人的主观想法强加在《论语》上，对我们今天理解《论语》，从《论语》中去探知孔子的人格与价值信念，往往非但没有帮助，还制造了阻碍和混淆。
将“论”读做“伦”，还有一个问题，是使我们倾向于将《论语》的内容视为原则、规范和真理，如此就丧失了《论语》原文中其实再明白、再鲜活不过的特性-这是对话的记录，这是讨论过程中的切片，这里明明存在着一种活泼泼的人与人互动的现实精神。孔子当然说道理、谈原则，但他说的方式，永远都是“即事论理”，从来都不抽象、空泛地说。所以，每一句话有其背景，有其不同的对象，因而我们也就不应该抽离了时代或现实的背景，忽略当下发生的事件，架空来读《论语》。
《论语》和《左传》完全不一样。《左传》有着严格自觉的结构秩序，了解《左传》一定要先了解这份编年的结构秩序。《论语》却是相对松散的笔记汇编，没有经过强烈主观的排比，也就不能强求硬解其中的文句顺序，有什么必然的道理。
用这种读法，我们会有较大的空间，得出《论语》真正的最大价值-透过《论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伟大人格，既觉得和这样的人格相亲近，又衷心地为其伟大所感动、所折服。
听孔子说话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去世于公元前479年。《论语》这本书也就应该是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即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编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与公元前5世纪之交，春秋时期的事件与思想。排除一些虽然号称高古、实则成书年代可疑的文献，从时间上看，《论语》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排名非常靠前。比《诗经》《尚书》《左传》部分内容来得晚些，但又比这三本书里面的部分内容，要来得早。
《论语》成书很早，而且成书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对于我们两千多年后来认识孔子，真是件幸运的事。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基本、不容任意窜改的面貌。《庄子》书中曾借名孔子、明显是捏造的故事，用来表示对于儒家的轻蔑嘲笑。然而，比对《庄子》的文章风格，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将这些故事拿来当作寓言，不会和真实存在过的孔子搞混。
像庄子这种论敌，其实相对无害。真正可怕的，往往是孔子和儒家的追随者、崇拜者，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而将部分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删除，或增添他们认为比较伟大比较了不起的记录。早在秦汉之前，就有《礼记》中的部分篇章和《易·系辞》这类文献，塞了很多话到孔子的嘴里。文章中明确引用孔子之言，记录孔子之行，但那样的语言，绝不可能是孔子会说的；那样的行为，绝不可能是孔子会做的。
我们怎么知道？一方面可以透过春秋时期的相关文献，考索出那个时代的语言、风习，找出后人窜入的破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用《论语》来当作基准，和《论语》中的用语、思想、价值不相符的，大概就不能尽信。
《论语》书中，少有窜乱的痕迹。这显然是因为《论语》流传得早、流传得广，在有人想对《论语》动手动脚之前，其主要内容已经深入人心固定下来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大致保留了公元前5世纪编辑形成时的原貌，成功抗拒了两千多年的修改变乱。
《论语》不是一本大书，字数并不多，然而在有限的篇幅中，竟然多次出现重文，完全一样的字句，这里出现一次，那里又出现一次。会有这种现象，最有可能就是当初辑录时没有注意到，不小心让同样内容多抄录了一遍。这么明显的错误，照理说很容易发现，也很容易改正，却到今天都还留在书中，一定是因为《论语》早早便已取得崇高地位，阻却了任何想要修改的做法。连这么基本的错误都没改，《论语》被重编增删的概率，显然不高。
还有，虽然经过上千年的解释努力，《论语》的篇章次序究竟有什么统一的安排，从来没有得出可信的答案。看起来，《论语》真的就像是弟子们在第一时间将各人笔记聚集在一起，谁都无法垄断编辑权力，因而保留了相对凌乱的面貌。这样的凌乱反而让我们放心-毕竟若是经过有意识的改动、伪造的话，首先会被改动的理应就是表面的凌乱，会被伪造的理应就是一套更明确的次序逻辑。
汉代之后，《论语》的流传史上，出现过“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等不同家派，然而这几家教授的《论语》原文，顶多只有几百字的差异，且相异之处，多半是字句写法，不影响内容意义。像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那种一差差了几十篇，或像《春秋左传》和《春秋公羊传》解释方向完全不同的现象，从来不曾发生在《论语》的教授流传上。
今天通行的《论语》，称为“张侯论”，是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综合鲁、齐两家而编定的版本。到东汉灵帝时，“张侯论”的字句就已被刻在了熹平石经上，彻底固定，不再变动。
如此，《论语》一方面让我们读来格外安心，不必像读其他上古经典那样谨慎提防中间有后来伪造、掺杂进去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们读来格外不安，因为编撰者没有给我们一套明确的次序逻辑，我们得通过排比来决定这些散乱对话和文句，彼此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学生的共同笔记
依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也符合在《论语》书中看到的内容特性，我们知道孔子的弟子们有做笔记的习惯。学生们做笔记，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不，放到两千多年前的东周环境里，这是件难得、了不起的事。门人在老师去世后，立刻能集合笔记编成《论语》，先决条件是弟子们平常就写字，就有以文字存留记录的习惯。
在一个绝大部分的人不懂文字，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语言而非文字来沟通的时代，孔子身边聚集了一群都懂文字、都娴熟于运用文字的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西周王官学传统的贵族教育内容，拿来教给许多照出身和身份来说不见得有资格受这种教育的弟子。这是“有教无类”在那个时代真正的意涵。
书写原本是贵族教育的核心，但在孔子手中获得了扩大传扬。结果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私家著述。在《论语》之前的其他文字记录，都和王官有着直接的关系。《诗》《书》《春秋》都是以贵族教育内容的形式存在的，因为是重要的贵族教材，才用文字慎重其事写下来。《诗》和封建官员到异地了解民情的采风有关，和贵族间的宴饮酬酢有关。《书》是朝廷官方文书的总汇。《春秋》则是史官依照职务立场所做的大事记。
一直要到公元前5世纪，孔子借他的教育打破了原本官方对于书写的垄断限制，也才由他的弟子写出了第一本非官方内容的《论语》。
说得再精确些，这是第一本用文字写私人记录的书，却还不是第一本由私人写成的书。放在王官学传统中看，《论语》有着暧昧的地位。一方面，书中记的既非天子亦非国君，而是甚至不具备世卿身份的人；但另一方面，孔子所言所行毕竟还是环绕着贵族教育的基本条目-如何做个君子，如何称职有效地治理国家。换句话说，书的内容继承延续了王官学传统，但书中说话的声音，却出自一个不具备传统王官发言身份的人。
从另一个角度看，《论语》并不是表达这些弟子私人意见的书，甚至不太能算是表达孔子私人意见的书。孔子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不是随便讲讲的，那代表了他深刻的内在信仰。那些以“子曰”开头的每一句话，对孔子来说，都是他在传递、顶多是解释周公以降的王官学理念，不是他自己推断发明的主张。在这里，又有一层公与私之间的暧昧。
师生关系的起点
从历史上看，《论语》的开创性还不只这些。一项更有革命性、更具突破性的特色，却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论语》呈现了一种在此之前不存在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
前面一再说《论语》由孔子的弟子、门人所记录，但弟子、门人是什么？这是孔子开创出来的一种新的人间角色。在孔子之前，我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有老师和学生这样的相对关系存在。
传统上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先师”的本意，就是第一个老师、最早出现的老师，而这样的称号，不同于“至圣”，是有明确历史根据的，不是夸张浮泛的推崇。
在孔子之前，有教育，但没有专职的老师。一直到春秋时期，都是贵族教育，贵族教育在贵族的系谱网络中进行。前代的贵族将自己受过的训练，不管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传给同属贵族身份的下一代。这是封建体制的一环。教育是封闭、垄断的，只有在这套体制里的人才能受教育，也只有在这套体制里的人才有办法提供训练传承。
有资格教的人，教给有资格学的人，而这中间的资格，是以血缘身份来定义的。所以到了战国的文献中，我们都还能看到“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样的套语反复出现，显然是从过去普遍都由父兄教子弟的教育习惯而来的。
孔子和他所教的人，没有血缘关系。孔子的许多学生，甚至在原本的封建秩序中，根本不具备可以接受这套贵族教育的合格身份。孔子开创的角色，事实上是破坏封建秩序的，或者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在封建秩序动摇的春秋时期，才给了孔子这样一个空间，违背旧的体制规范，将原本封闭、垄断的贵族教育内容，拿出来“有教无类”提供给更多的人。而这些无法从父兄亲族纽带中获取教育训练的人，跟随孔子，就成了他的弟子、门人。
《左传》中有太多具体的事实，让我们看到每个国的内部，都面临礼遭到忽略、破坏的状况。相应地，国与国间的固定关系也动摇了，无法持续在原来的礼上正常和平地往来，于是就出现愈来愈多诉诸权谋乃至武力压迫的事件。那是一个之前未有的新兴竞争局面。国内公子与公子竞争、大夫与大夫竞争，外面国与国也进行着愈来愈激烈的角力竞争。
竞争的胜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才。孔子给予弟子、门人的教育，用今天的话说，是教他们如何去当官。回到春秋的历史情境，应该说是教他们如何在变动、混乱的环境中“有用”。新的变化所创造出的对于人才的需求，无法在原有的社会架构下得到满足。要有能够打仗的人才，这时要应付的，不是过去单纯的贵族与贵族间有礼有节的射、御之战，而是指挥成百上千士兵的布阵对垒。要有能够进行外交折冲的人才，这时要应付的，也不是和平的宴饮盟会，加强友好联结；常常是强弱有别的紧张谈判，谈判结果轻则增损几座城，严重时甚至引来灭国危机。
孔子是“圣之时者”，他比谁都更能认清时代的需求，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扩张，训练这种可以在政治、外交、军事场合发挥作用的人才。
虽然孔子以周公为偶像，梦想能够恢复周公建立的礼乐秩序，然而吊诡的是，如果孔子的梦想真的达成了，回到周初的封建体系，那里可是没有孔子这种人的位子的。历史上的孔子，是个大矛盾，他所做的事，实质是违背、破坏周代的封建文化，但他所向往的，却是回归旧封建体制，一个取消他自己这种老师角色的环境。
孔子在世时就成其大名，部分原因在于他将贵族教育教给广大弟子的革命性行为，另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教出来的弟子真正“有用”，真正符合春秋时局的需要。从这一点看，孔子是最早的杰出人力资源专家，他看出了当时人力资源所需，也勇于突破窠臼，找到了提供适切的人力资源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