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岛屿在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页民主的斗争史。
从民主转型的理论来说，并不是民间先挑战威权导致威权体制解体，而是既有的统治集团因为遇到某种危机而出现分裂，因此给予民间力量崛起的机会，而这正是台湾1970年代初的情况。
这个岛屿在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页民主的斗争史。
从1920年代开始，出现各种政治运动：有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立宪主义，有为工人农民争取权益的左翼斗争，还有追求民族解放的运动。
当然，并没有成功。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许多台湾人原本兴奋地期待回归祖国，没想到新的政权仍然如殖民统治般歧视与压迫他们。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本地民众武装起义，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屠杀成千上万民众，其后更进一步进行“清乡”，肃清许多政治与知识精英。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年底迁移台湾。就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来台之前，5月20日台湾开始实施全面戒严，为战后台湾政治拉下了浓厚沉重的巨大黑幕。
在那个黑幕下，是一条坎坷蜿蜒的民主抗争长流，水上漂着的是腐烂的青春之花，沉在河底的是流淌着鲜血的肉体。
数千人因为政治理想，或因为错假冤案，死于独裁体制的暴力之下；另外几千人被囚禁、被虐待，耗尽他们的青春与生命。更多没有被囚禁、被消失的人，是在巨大的伟人铜像前，在无数的“爱国”标语和比标语更多的特务前，沉默噤声、心怀恐惧。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这片黑幕。
在这条历史之河中，黑潮退却了，但河中那些不断被历史冲击的小岛仍背负着无数悲伤与苦痛，或者理想与激情。你决定一一拜访那些沉默之岛。
首先，你来到台湾东南方外海的绿岛。
这个迷人的小岛现在是台湾的旅游胜地，充满青春、阳光与欢笑，拥有美丽的珊瑚，以及台湾独一无二的海底温泉“朝日温泉”。
但曾经，这是一座恐怖的岛屿。海岸边是两座白色恐怖时期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1951-1965年），和“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1972-1987年，通称绿洲山庄）。
现在，这些牢笼和外围区域成为绿岛人权纪念园区。在刺人的阳光下，你会先看到海边的“人权纪念碑公园”，这个公园成立于1999年12月10日。在广场中有一块垂泪碑，上面刻着曾被囚禁于此的柏杨先生的句子：“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在公园坡道的墙上，刻着一千多名为追求民主、人权而遭到政治迫害者的姓名。你轻轻摸着那些早已被无数人摸到发亮的名字；是的，这些名字正是那历史之河中最闪亮的光芒。
两座监狱现在则改为展示厅，展出白色恐怖的历史资料与相关文件，并让人们感受当时囚犯的生活状况。在那些依然幽暗的囚房中，你仿佛还听得见那些暗夜的叹息之声。
比囚禁绿岛更悲哀的，当然是生命的消逝。
你来到台北，走到新店溪畔的“青年公园”。现在这里是人们散步玩耍的地方，洋溢着幸福的味道：青年人谈恋爱，爸妈带着小孩散步，老人坐着享受时光。
但这里曾是最森冷痛苦之地：新店溪畔的草地是1950年代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日治时期这一带叫做“马场町”，现在这里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
在公园的纪念碑上写着：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内战加剧，国民政府退守到台湾，为了坚壁清野大肆拘捕异己分子，当时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的热血青年，皆因触犯戒严令法而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枪决身亡，因血流满地不断铲土覆盖，最后竟形成一座土丘；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一历史事迹，特为建造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追悼千百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然而，公园中并没有一一刻上这些受难者的姓名，当时的历史也没有被完整书写。
一如台北市的另一座纪念公园。
你从马场町来到台北六张犁的一座小山上，你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在马场町消逝的灵魂飘荡的路线。
1993年5月，政治受难者曾梅兰多年追寻1950年代同案被处以死刑的异姓哥哥徐庆兰尸首，终于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发现了他死去兄长的墓碑。这里不只是他哥哥，还有二百多位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坟冢。
这些墓碑分布于六张犁墓园三个地方，一人一小块立石，上面刻着姓名、死亡年月日，有的刻有死亡地点如“马场町”。当年被处以死刑的政治犯，若无亲属领回尸体，多埋葬于此。徐庆兰当年被枪决后，因其家境贫穷，家人无钱领尸，遂被草草葬于此。
经由政治受难者团体争取，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决议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纪念公园，并进行相关历史研究。后来在马英九市长任期内，先后成立“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的“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
只是，虽然公园落成，此地却仍是一片荒烟蔓草，一如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是一段被人们遗忘的记忆。显然，我们的政府仍是如此轻忽那些白色恐怖受难者以及那段历史！
离开城市边缘，你回到台北的中心地带：忠孝东路的“喜来登饭店”。这里附近有“行政院”、“立法院”，是台北的权力核心区。但1968年，这个饭店和附近区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和看守所的所在地，意即台湾恐怖统治的核心。不论后来是送去绿岛，还是送往马场町，被逮捕的政治犯都会先送到这里来拘押、审判，甚至行刑。1968年之后，这个单位搬移到景美，附近还有负责侦防、逮捕和侦讯的调查局，负责军事审判的“军法处”和“军法局”，执行监禁的“军法处看守所”和“新店军人监狱”，以及枪决死刑犯的安坑刑场。连成一气的死亡地带。
几年前，景美的“军法处”和“看守所”改制为“景美人权园区”。你在一个无人的午后来到这里。一切都很安静，天空有些阴暗。
园区保留了当时的建筑如法庭、牢房、接见室、洗衣场等等，并且有几个展示区：一区是政治受难者的文学、艺术与电影的文化展，包括他们出版的书籍与影片；另一区是台湾人权历史与史料文物展；还有一栋独立屋舍是为涉入“江南案”而被软禁的前“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特别建的“高级”牢房，内有书房、客厅与寝室。
在园区中的“第一法庭”，曾经进行了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审判：1980年3月的美丽岛军法大审。
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八人被以叛乱罪提起公诉，并在3月进行九天的军事审判。
你不知道看过多少次那八个人走进军事法庭前的照片，他们的从容、坚定与勇气总让人落泪。但落泪的不只是你。国民党因为受到国际压力，且以为可以让民众看到他们俯首认罪的样子，所以这场审判当时对媒体公开；没想到，许多记者却得以首次完整听到这些民主运动者的理念，一面记录一面落泪；而透过他们的报道，民众眼前所见的，是这些受刑者或悲壮或无畏地走进法庭，侃侃而谈他们对政治改革与台湾前途的理念。
最后，八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
在前美丽岛的历史，除了被处死被囚禁，还有更多人失去了自由。
你从景美来到台北最具艺文气息的街道：温州街。
温州街的一头是无数的文青咖啡馆、小书店，但在这一段住宅区，你如果拐两个弯，会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片日式住宅区。这一带大都是当年台大教授的宿舍，最特别的是殷海光故居。
你当然知道殷海光。他的名字和雷震、《自由中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自由主义在台湾的重要传承者，但也因此不容于国民党。
殷海光晚年一直居住于此。在庭院中，有他自己挖掘的“愚公河”和“孤凤山”（其实只是一座小丘）。1960年，雷震被以匪谍罪逮捕后，殷海光很难再发表言论，并被特务严密监控。1966年，台大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9年，殷海光在此郁郁而终。
但就在殷海光过世的历史时刻，时代正要改变。
从殷海光故居走五分钟，你会来到台北市现在重要的文化地标“紫藤庐”。许多人来这里品茶，看饶富味道的建筑，也感受丰富的历史。
这是一栋日治时期建筑，1950年后成为“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先生本身是哈耶克学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1950年代时，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经常在此聚会讨论。1970年代中期后，此屋由其子周渝居住；由于周渝参与党外运动，因此许多党外人士与文化界人士经常于此聚会，举办活动。1981年，正式改为公开经营的茶馆，有更多思想与文化座谈，迄今如故。
这个场所真正见证了台湾从1950年代至今的民主与思想的火光。
你沿着这条历史之河，已经来到1970-1980年代爆发的民主运动。你必须再次离开台北，来到高雄，去见证威权体制如何反扑1970年代的改革力量。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了一场示威游行，从《美丽岛》杂志社来到新兴分局派出所前的圆环举办演讲，警方强力镇压引发警民严重冲突。政府说警察对民众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反对人士则指控警方“未暴先镇”。更重要的是，事后军警单位展开了大规模逮捕。
当年的新兴分局如今还在，前面的圆环街道当然不复见当年的烟硝。高雄捷运站则设立了一个“美丽岛”站，并且有美丽的玻璃艺术“光之穹顶”。当年的美丽岛事件受刑人陈菊现在是高雄市市长。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关键的转折点。整个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风潮，到美丽岛事件画下了一个黑暗的句点，而可能让台湾陷入更肃杀阴冷的气氛。然而，民间社会崛起的力量已非“党国”威权体制可以压制得住，它将在1980年代更沸腾地展开。
你再度回到台北。就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到次年3月景美的军事审判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台湾民主运动史的巨大悲剧地点，你必须去。但记住，你必须忍住泪水。
1980年2月28日，当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林义雄还在牢里等待审判时，他在家中的母亲和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女儿，被不明身份的歹徒闯入屋内极为残忍地杀害，长女林奂均被刺六刀重伤。林义雄赴殡仪馆时，用头猛撞着无情的冰柜，痛哭哀号：“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死了……”（此刻，当我写下这些字眼，仍然背脊发凉，眼睛湿润。）
林义雄的住宅后来被基督教长老教会买下，建为“义光教会”，每年“二二八”早上都会举行追思礼拜。
你知道，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以和平著称，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讽刺的是，整个1980年代转型是以林宅血案拉开序幕，而以郑南榕的自焚结束。
那是1989年4月7日。
党外人士郑南榕办过一份又一份的党外杂志，并一再被国民党查禁。他的杂志社的口号是“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1989年1月，郑南榕因为言论不为国民党所容，收到“高等法院检察署”签发“涉嫌叛乱”的传票。他公开宣布“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并开始在杂志社里展开自囚行动，拒绝出庭应讯。
4月7日，警方前往《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准备拘捕郑南榕，郑以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而亡，留下妻子与女儿。
1999年，在这间郑南榕当时自焚的原址成立了郑南榕纪念馆及基金会。你来到这一间寻常台北社区的公寓楼房，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这么一场悲壮的大火。小小的纪念馆中当然有许多历史文物与资料，但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郑南榕自焚后被保留下来的办公室。
郑南榕自焚的一年多前，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但这只是开启政治自由化的大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还非常远：基本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仍大受限制，“国会”也尚未改选。
于是，1990年，爆发了“三月学运”。
你来到“中正纪念堂”——这是为了纪念蒋介石这个现代帝王而修的庙，而几步路之外就是“总统府”：独裁者总是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然而，建造者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广场会成为一座人民的广场，抗议的广场。
1990年3月，数千名学生来到他们戏称为“中正庙”的广场展开大规模静坐，提出四大诉求：“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并以“野百合”作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青年的火焰在广场上燃烧着历史的新页。
一周后，在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的次日，学生宣布撤退。某种程度上，当年野百合学运的前三个诉求都达成了，尤其是“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在进入1990年代的门槛时更往民主体制的架构迈进一大步。但这当然不全是学生的功劳，而是民主运动长期推动累积的社会能量，学生们只是扮演了关键的临门一脚。
走出“中正纪念堂”，你来到旁边这条通往“总统府”前的大道。在野百合学运时，这里还叫做“介寿路”，但1990年代中期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曾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域，多停留几分钟就会被密布的宪警盯上；1980年开始，许多抗争游行都以此为终点，1994年陈水扁任市长时在这里举办一场舞会，被称为“空间解严”。
这里曾爆发一场又一场的抗争，气氛或紧张或温馨；例如1997年，数万人为了抗议治安败坏而游行到这里，用镭射光在这栋代表最高权力的建筑上打上两个字：“认错”。这是以高度创意进行意涵深远的反抗。2006年，“红衫军”曾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集会多日，也创下纪录。这两年仍不断有许多抗议活动，如农民连续两年高喊“土地正义”。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温驯而有礼的，不像1980年代的剑拔弩张。以背后的“总统府”为布景，人们在这里演讲、唱歌、喊口号，有时席地而坐，直至天明，然后平和地结束。
的确，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时候的抗争剧目你都已经熟悉，少见激烈冲撞。但能在“总统府”前守夜抗争，能用镭射光羞辱这个“最高权力中心”，这不正是那些被囚禁的青春、被牺牲的生命，用他们的一生所争取而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