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可以造这种威权体制的反，多少压抑着的闷气在此时倾泻而出，这其实才是台大保钓运动的最大动力。”这是时为台大学生的作家郑鸿生在其书《青春之歌》中的描述。
1970年11月，海外开始出现保钓运动，台港留美学生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保钓游行，并在1971年4月10日于华府的大游行达到高潮。
这段期间，郑鸿生和他的台大同学们收到海外的学长寄来的保钓资料，其中有许多猛烈抨击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文章，彻底震撼了他们。
彼时，他们正处于苦闷之中。整个1960年代，是一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沉默年代。1960年，雷震被逮捕入狱。1962年，台大学生发起“自觉运动”，筹办刊物《新希望》，开始反思现实，但很快被禁。（后来自觉运动中的许多主角都成为岛内或海外保钓的要角。）到了保钓运动发起的前夕，岛内政治气氛高压盖顶，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殷海光去世（1969），社会主义的异议者陈映真被捕（1968）。1971年春天，被“党国体制”封嘴数年的《文星》杂志主编李敖和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入狱；在美国，留学生黄文雄、郑自财在纽约刺杀准备接班“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未成。
但时代正在处于改变的气氛中：1970年底，《大学杂志》改组，增加许多敢言的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1968年首次举行“立法委员”选举，出现了党外人士参选；外交上，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争夺战不断上演，俨然是山雨欲来；再加上美国19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包括摇滚乐和民谣在内的反文化运动，都让有志青年不仅胸涌热血，而且愈加关注国事。
郑鸿生和他的朋友（如台大哲学系的钱永祥）是受《自由中国》和《文星》杂志启蒙的一代。对他们来说，美国政府把钓鱼台送给日本这件事固然激起民族情感的愤怒，但他们看到海外留学生对政府“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严厉批判却更为振奋。
于是，台大侨生率先打破台湾校园的死寂，贴出“钓鱼台是我们的”的大字报，1971年4月，他们在学校一栋建筑挂起了大布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4月15日，以港澳侨生为主的学生走出校园去美日驻台机构抗议——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学生上街示威。在6月17日美国和日本正式签订移交包括钓鱼台群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正式文书前十二小时，更有数千名台湾学生上街游行，分别向美国及日本驻台机构递交抗议文书。
秋天，这群台大的保钓学生决定参与台大学生代表联合会竞选，以在校园内激起更多公共讨论。提出“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的反对派候选人王复苏，第一次击败亲国民党的学生，当选台大代联会主席。之后，当保钓声音在校园中减弱，他们却一面在校园刊物开始论述“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等话题，一面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并将全文陆续刊登于《大学杂志》上。
这些议题是1949年后首次在校园内得到公开讨论，并且都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校园内外的民主声音遂汇集在一起。郑鸿生说，当“海外保钓运动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时，台湾岛内保钓运动的动力则转化成校园民主运动”。
1972、1973年，学生发动“社会服务团”以及以服务农渔村为目的的“百万小时奉献运动”。王复苏说：“青年学子们经过了这两次泪的洗礼，许多青年朋友已经憬悟到校内清谈不足济事……更需要作为‘洗涤社会、拥抱人民’的先锋队。”
这些冲击甚至影响到乡土文学运动。作家王拓说：“从保钓运动一直到退出联合国这一系列的事件……保钓运动使我接触到在知识分子外更为广大的众生世界；譬如我接触到八斗子的渔民。”
当然，“党国体制”不会让这样的声音超出控制，尤其是蒋经国1972年接任“行政院长”、巩固权力之后，更要开始镇压这些异议声音。如党报《中央日报》一个以“孤影”为笔名的作者连续六天刊登《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批判台大学生运动，鼓吹社会稳定。台大教授陈鼓应、学生钱永祥等人先后被警备总部约谈，继而是十四位台大哲学系教授被解聘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这不仅给当时的校园运动最重的一击，也中断了台湾自由主义的火炬。
1972年5月，美国遵循《美日联合公报》将钓鱼岛的托管权正式交予日本。此时，海内外的保钓运动都已经欲振乏力，但他们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海外保钓学生固然有许多转向中国统一派，或者支持国民党的革新保台派，但在台湾这群青年中则有不少人后来参与党外政治运动，或者左翼统派刊物《夏潮》——而这两者都是威权体制下的民主运动。
无论如何，保钓运动已经让一个世代的青年开始政治化，介入社会现实，而为1970年代的改革敲响了钟声，并影响了当时回归现实的文化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