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也是儒家伦理道德中十分重要的规范。千百年来，诚信一直被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并被视为我们的立身之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诚信的内涵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就已经有了诚信的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诚信的思想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先秦儒家十分重视诚信思想，积极推崇诚信之德，这充分说明了诚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诚信思想随着社会进程如何变化和发展，它都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奉行不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任何人来说，坚守诚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个人而言，它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与处世之道；对社会和国家而言，它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以及国家良性运行的保证。
1.为什么说“人无信不立”？
《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连诚信这样的品质都没有，那便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信”是儒家自孔子以来所竭力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也是孔子提倡的“四教”（文、行、忠、信）之一。
明初文学家宋濂有一篇流传千古的《送东阳马生序》，讲述了自己的求学故事。宋濂年幼时家里十分贫困，但他的求学之心却非常强烈。一次，宋濂去向老师请教问题，不巧那天天气恶劣，大雪纷飞，即便如此，宋濂仍然按时出发，为的是不错过约定的日子。由于家贫，所以宋濂只穿了一双草鞋，便踏着几尺深的积雪去老师家。等到达老师家时，宋濂已经冻得浑身僵硬，身边的人“持汤沃灌”才救了他一命。老师不禁感叹道：“如此讲诚信、坚韧又好学，将来必成大器。”
由于家贫，宋濂没钱买书，只能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去借，借来之后，他就夜以继日地把书抄下来，然后在规定之期把书还回去。有一年数九寒冬，天气异常寒冷，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宋濂的手指也被冻得无法伸直，但是为了不违还书之期，他仍然坚持把书抄完。借书人深受感动，愿意借更多的书甚至是典藏本给宋濂看。宋濂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诚信。如果不是因诚信获得源源不断的书籍，就算他再努力也难以成功。
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美德。从“诚信”二字的组成可以看出，它们都与说话有关，尤其是“信”字，人言也，意味着人说出的话就是信，说出的话就要努力做到，要一诺千金。
曾子的妻子为安抚胡闹的孩子，说如果你能乖乖地待在家里，那么等娘亲赶集回来后就杀猪给你吃。她赶集回来后，见曾子要去杀猪，急忙上前阻拦。曾子说：已经说出口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尤其是对小孩子，更不能撒谎，这是对他们的误导。
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不是孤立的，必须要互相产生联系才能共存。而诚信就是一纸契约，将人与人互相联系起来。一时的失信或食言可能并没有什么，但长此以往养成习惯，必会使自己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壤。
2.为什么说“至诚，圣人也”？
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意思是说，天地精华是最纯良的，也是圣人德行的本质，圣人已经化成天下，就不需要再接受教育了。所以儒家的“诚”，不单单是指诚信这种品质，还有更高一层的哲学意蕴。
一个普通人，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先天不足，不能成为圣人，所以需要被教化，一点一点地取长补短，不断进步，以达到“至诚”的境界。这里的“诚”是混元纯真，不掺杂一丝杂质的干净，是一种“完美的人”的标准，被称作“圣人之诚”。比圣人稍逊一点的是贤人和君子，他们都要经过后天的努力去达到“圣人之诚”的境界，这种需要后天努力的叫作“君子之诚”。具体的步骤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要选择好的、对的那一面，要有接近“至诚”的努力，不因为眼下的利益放弃德行。
其实，我们不需要把“至诚”理解得过于深奥，把圣人等同于神，因为如果永远只能仰望而不能企及，就会放弃自己的修为。其实，这里儒家只是把诚信这种简单的道德约束变成了一种内在的修养，一种高尚的情操。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位老禅师要给门下的弟子考试，但没说考什么，也没说怎么考。一时间，弟子们都慌了手脚，接下来的三天整座禅院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埋头苦读。只有一个叫明慧的小和尚该吃吃该喝喝，按日常作息时间生活。三天后，老禅师出题，让弟子们用一文钱买充满整间屋子的东西。这下弟子们都傻了，因为书里根本就没有写啊！弟子们纷纷自己添补银两，希望能买来稻草、牲畜、柴火等各种东西填满屋子。老禅师呵呵一笑，说你们看明慧买了什么。原来，明慧只买了一根蜡烛，天黑时在屋子里点亮，温暖的光就充满了整间屋子。
与明慧相比，其他弟子的做法都不能算作“诚”，平日里不好好读书修行，为考试抱佛脚不能算作对学习诚心；自己添补金钱，是对其他师兄弟不公平，对同门也没有诚心；师父教育他们的东西都违背了，对师父也没有诚心。而明慧运用自己的才思和至诚之心通过了考试。后来，经过老禅师的一番悉心教导，加之自己的禀赋，明慧终成一代大师。
至诚，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儒家希望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都心思澄澈。至诚是一种极度的真诚，不拘泥于某件事、某个人，而是时时刻刻对人对事都真诚。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就能无往不利。
3.儒家和佛家的“心诚则灵”有何不同？
以往，我们总是把“心诚则灵”当作自我安慰，尤其是求神拜佛的时候，好像心越诚，愿望就越能成真。不少人认为这是迷信的观点，其实不然，因为每个人对“诚”的领悟有深有浅，所以不免会有误会。
有一个“心诚则灵”的故事，一直激励着学子们诚信求学，尊师重教，这个故事就是“程门立雪”。宋代学者杨时拜程颐为师之前，已经考取进士，并在程颢门下学习多年。程颢去世后，杨时转拜当时的大学者程颐为师，以继续求学。杨时到书院拜见程颐，程颐正瞑目而坐。杨时怕入内打扰到老师，便决定站在门外等候。时值腊月，突然变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杨时还是静静地等在门外，没有一丝要离开的意思，直等到程颐醒来。听童子说有学生拜访，程颐连忙将杨时请进屋里，而此时杨时的肩头已落了厚厚的一层雪。程颐感于杨时尊师重道和求学之心虔诚，遂将平生所知倾囊相授。后来杨时到南方传播程朱理学，自成一派。
诚，在这里是“至诚”“虔诚”的意思。有人去庙里求财，想着心诚则灵，但做人做事依然不守诚信，所做的一切只为求财，格局如此之小，实在算不得“诚”。而灵也并不是神明“显灵”，而是通过努力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在儒家看来，“心诚则灵”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比如，杨时立志在学问上有所精进，成为大学者，即便功成名就也不满足，依旧谦虚求学，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佛家也讲“心诚则灵”，只不过更偏重精神方面的专注和专一。六祖慧能听讲《涅槃经》，幡被风吹起，有两位僧人辩论，一人曰是风动，一人曰是幡动，而慧能却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意思是说，是因为人心在动，所以才能看到动。佛家推崇的是意识世界的修为，虽是意识世界，但也需要慢慢地修习，一点一点地悟道。慧能不为名利所累，一心只为佛法真理，遍访名山大川，著书立说，讲道行善，最终开南方禅宗的一派清明。
4.“诚信就是金钱”是源于儒家思想吗？
虽然诚信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但诚信思想并不是儒家原创的思想。在儒家学派诞生之前，诚信的思想就为历代君王和贤者所重视。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就非常重视诚信品德，他“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中“允恭克让”的“允”，就是指诚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尧帝不仅懂得诚信恭敬、自我约束，而且懂得谦让，是一代明君。舜帝顺承尧帝意志，对诚信也十分看重，并将“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作为治理天下的座右铭。《荀子·尧问》中对禹帝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说他“其言可信”。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在剿灭夏王朝时立誓：“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意思是说，你们可以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在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原始社会，人们刚刚进入文明社会，树立起道德的标杆，就将诚信看得如此重要，可见，诚信品德的养成是金钱和文明积累的基础而不是结果。
儒家宗师孔子也非常重视诚信，所以才得出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结论。因为太重视诚信，所以将诚信纳入了“五常”之一，并将诚信发展成了一种符合天道循环的思想体系。明后期，我国的商品经济开始萌芽，自此，诚信成为历代商家奉行的铁律，尤其是那些百年老店，传承和经营的就是一份诚信的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是金钱”的观念已经在商业竞争中传播开来，究其根源，也是儒家诚信思想的延续。可能有人会质疑，说有些不法商家弄虚作假却得到了巨额利润，而那些诚实守信的商家却屡屡亏损甚至破产。这种事情在社会中的确存在，但这和诚信价值观无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监管存在漏洞、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倘若一个企业没有诚信，产品质量不好，那最终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如果只是没有科学管理导致的失误，产品本身还是好的，那这个企业还是有可能重新回归大众视野，最终赢得市场的。可以说，诚信能带来独特的商业价值。
5.诚信品质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吗？
诚信并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标准和约束力，它除了是对自我的要求，还是对择友的一种要求。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意思是说，要结交正直的、宽容大度的、见多识广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才能对你有所帮助。“友直”排在第一位，说明我们需要结交的首先是诚实守信、刚正不阿的朋友。同时，孔子还用对比的方式说：“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意思是说，不能结交阿谀奉承、绵里藏针、花言巧语有害人之心的朋友，这样的人只会带给自己无限的损害，后患无穷。
交友不慎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古往今来数不胜数。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有不少英雄都是因为友人的背叛被逼上梁山的，其中最悲惨的当数林冲。林冲的好友陆谦被贼臣高俅收买，把林冲骗到高府，结果林冲被高俅诬陷，下狱流放，最终被逼上梁山。
反之，汉朝末年的管宁则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管宁与华歆原本是同窗，两个人一起在院子里锄菜。忽然，他们从地里刨出来一些金子，管宁对这些金子视而不见，而华歆对这些金子却很感兴趣，捡起来据为己有。两人入室内读书，这时候有一位达官贵人乘坐华丽的马车经过门前，管宁依旧不为所动，安心看书，华歆却受不住诱惑，把书扔掉出门看热闹去了。最终，管宁对华歆说：“子非吾友也！”说罢，他把二人连在一起的坐席从中间切断，意为从此泾渭分明。这就是管宁割席的故事。
很多人质疑管宁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了，其实不然，从贪恋金子和喜好奢华这两件事足见华歆是个对金钱和权力有贪婪欲望的人，而不是一个正直纯良的人，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正直的管宁若不及时割席表示立场，只怕日后会酿成悲剧。
总之，诚信是择友的一条重要标准。结交一个正直的朋友，他会让你的格局变大，视野开阔，扬浩然之正气；结交一个损友，则会像中毒一般，沉溺于猥琐之事中不能自拔，最终毁灭自己。
6.儒家的诚信思想有什么政治目的性？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的特点，主要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对家国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这也是儒家思想成为古代帝王首选思想的原因。诚信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同样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儒家诚信思想呈现出的政治目的性主要体现在：人要谨守诚信品质，锻炼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通过奉献来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才是君子之道。对于君王来说，以德治国是最高境界，以德治国就是君臣和百姓能够互相信任，一派和谐。
孔子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诚信的含义：诚信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人应该坚持的行为准则，是人生求学的前提和基础，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行和素质，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准则。诚信是个人修身处世的必要前提，而诚信修身的目的在于治理国家。《礼记·大学》中提到以天下为己任的八个步骤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儒家的诚信思想最终服务于“平天下”的政治目的，突出反映了儒家诚信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对于君主而言，以德治国更要讲求诚信。诚信是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以德治国的思想正是儒家诚信思想积极入世的具体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德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稳定，武力只能换来暂时的和谐，暴政只会加速灭亡。而德治的关键又在于为政者自身的官德修为。由此可见，儒家主张为政者要对百姓讲诚信，从而取信于民，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其统治。正如孔子所言：“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意思是说，为政者自身带头信守承诺、讲求诚信，那么百姓也就不可能不讲信用了。这些都说明了诚信对保证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也突出了儒家诚信思想的政治目的性。
孟子曾将君民关系比作水与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要君主仁德，能够取信于民，民众就会爱戴他，这样自然能保千秋基业。倘若君王暴虐，必将引起反抗。陈胜、吴广当年揭竿反秦，就是因为慑于秦朝的严刑酷法才不得已而为之，而后世的文景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君爱民、民爱君的结果。而这些都是以“信”为纽带相连接的。
诚信是立人之本，是处世之道，是经商之略，是治国之基。而儒家的诚信思想因为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常常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
7.为什么诚信具有道德至上性？
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事无巨细的要求，其约束力较强，道德的力量至高无上，已经融入华夏儿女的血液里，而儒家的诚信思想自然也具有这一特征。
首先，诚信并无明文规定，但人人都应遵守，是人内心的道德自觉。儒家先哲们认为，诚信思想主要是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自律完成的，是一种自发的个人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不需要法律的约束和制约。这种自律的诚信是个人最高层次的道德标准，人们要想做到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要在物质诱惑面前做到面不改色。也就是说，遵守诚信，讲求大义，需要人们进行强有力的修行。那如何使我们的诚信达到内心的道德自觉呢？儒家先哲们认为，实现这种道德自觉的唯一途径就是“修身”。《大学》中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道德修养高尚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内心的诚意，人的诚信道德自觉也是如此。
东汉杨震是一个清官，当年他升任东莱太守，走马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正是受杨震举荐入朝为官的。当夜，王密带着十斤黄金，密会杨震。王密此举不仅是为了报答杨震当年的举荐之恩，更是想贿赂他以便得到更大的好处。杨震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当场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你还是不了解我，我不是一个会接受贿赂的人。但王密误以为是杨震故作客套，说这大晚上的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杨震立刻生气了，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王密只得羞愧地拿着礼物离去。显然，杨震已经将诚信品质奉为至上道德，即便无人看见，无人监督，他也会按内心的规则行事。
儒家的诚信是一种道德诚信，带有十分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它注重义气，追求道义，超越物质和功利。在义利之间，儒家以超越物利的道德至上性，遵循“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原则，坚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求诚实无欺的“堂堂君子”形象。同时认为，在追求物利的过程中，诚信是检验君子品质、品性的法宝。它要求我们在道德伦理上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在追求物质和利益时，决不能“见利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