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故意夸大其辞地对父亲讲：“爸爸，昨天晚上，我在街上看见了一大群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500多只呢。”“肯定不可能。”父亲平静地说。“要么就是100只，我真的看见了。”“那也不可能，我们村子里总共也没有那么多狗。”父亲说。“哦，那么我可以保证至少有10只之多。”“10只吗？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因为你说看到500只的时候，口气和现在一样肯定，这两个漏洞足以告诉我，你说的是谎话。”父亲说。“哦，爸爸，坦白地说，我只看见了两只狗，一只是我们的卷毛狗，还有一只是别人家的小狗。”孩子这一次说了真话。
孩子的谎话多数时候能够被我们戳穿，可是，生活中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或者每天都在絮叨“这个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从来没有这么冷的冬天”，他们的话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真实的话语，是人们最愿信赖的。因为它抛弃了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完全依据于事实，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是最受人们欢迎的。
空洞虚假的态度都是缺乏精确性的表现形式，如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保持沉默，故意避重就轻，回避事实；夸大其辞、骑墙观望，人云亦云，不懂装懂；为了不得罪人，只管说好话。这些恶劣行为，都与不精确有关。
在世人眼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真实而不做作，认真而不敷衍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玫瑰或水晶，仍然和创世之初伊甸园里玫瑰或水晶是同一种形状，同一种色彩。一颗水晶，无论形成于地下，还是形成于地表，都不会有什么结构上的差别，一朵玫瑰，无论生长于女王的花园，还是开放在不为人注意的路边，甚至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它都同样受人瞩目，它的美丽，它的芳香，都不会有丝毫改变。行星周而复始地运转，但每次都在同一时间回到同一位置，这种运动的规律性正好证明了上帝意志力的存在。
凡事喜欢夸大、喜欢渲染，这是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滋生的一种不良倾向，这与美国的迅速崛起和资源的丰富密切相关。其实，这个国家真实发生的一切，其精彩程度远远超越了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更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偏爱夸张的叙述？泛泛的溢美之辞远不如实事求是更为有力，这个道理我们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在开口的同时，它又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事实上，今天我们要来辨明美国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财富出自误传。而事实上，真相本身才更有说服力，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误传其实毫无必要，也毫无价值可言。
一个小有名气的昆虫学者求教于美国著名动物学家阿加西教授，希望能够增进自己的学问。教授给他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让他观察一条死鱼。过了2个小时，教授检查这位学生观察到了什么。最后，教授摇摇头说：“你观察得还不够仔细，再仔细看看。”第二次检查，教授还是摇头说：“在我看来，你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眼睛。”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这个学生的心，他一改从前熟视无睹的恶习，对这条死鱼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当教授第三次检查时，他的回答令教授十分满意，最后得到的评价是：“很好，你现在懂得如何用你的眼睛观察了。”
一次，有人请韦伯斯特先生在美国国会即将闭会时对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发表看法。“不行，”韦伯斯特断然拒绝，“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谈论这个问题。”“没关系的，韦伯斯特先生，不管谈论什么，你的发言都很精彩，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那恰恰是因为每次在讲座一个问题时，我总要在头脑中思考一下，不考虑清楚我是绝对不会发言的。诸位，非常抱歉，这次我真的没有时间。”韦伯斯特回答。
埃尔文·克拉克曾经为俄罗斯定制过一架直径达3英尺的双面凸透镜，价格高达6万美元。整个仪器非常精密，动作稍大就会破坏测量的精度，最后只能靠手工小心地抛光。测试时，工作人员每移动它一下，克拉克就会说：“等一等，等它冷却后再移动。”对此克拉克解释说，人手的热量也可能会影响它的精度。克拉克对精确的追求在世界上都十分有名，他的名字几乎成了精确的代名词。
在西伯利亚，一个旅行家发现，当地居民可以用肉眼看到木星。尽管他们的文明程度不高，但是他们的视力却远远超过了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没有一项重大的天文学发现是借助巨型望远镜获得的，这会让人感到很奇怪。然而，那些在这一科学领域对知识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多数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仪器，但是，他们的思想和眼睛却受到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一位著名作家写道：“要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这是因为，究竟什么才事关真正的大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事实上，决定命运的也许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每当但丁走过，佛罗伦萨人就会说：“这个人一定去过地狱。”这是因为但丁对地狱描写太生动、太逼真了，所以不免让人产生这种想法。
鲁弗斯·乔特是美国著名法官，他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有时，他会和一些小商贩，为了一些小事情进行辩论，其认真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演说。
孟德斯鸠曾经因为自己的一部著作对一个朋友说：“我耗费了毕生精力写就的著作，你可以几个小时就将它读完。”在写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清醒读书时，还是夜里做梦，孟德斯鸠想到的只有这本书，这简直成了他全部日程的焦点。乔治·利普雷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尽可能写得最好，那么他就会养成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好好写的坏习惯。”达·芬奇在创作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时，常常会为了一个细节、一种色彩而跑遍整个米兰。历史学家吉本9次改写他的回忆录，《罗马帝国盛衰史》的开头几章修改了18次才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