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续）
弗利格（瑞典）：
鉴于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在瑞典党内进行的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辩论对于执行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我在这里简短阐述一下辩论的过程。在中央委员会围绕从莫斯科返回的代表的报告结束了辩论之后，委托基尔布姆同志和霍格伦同志起草决议。这两个同志在表述上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提交了两个不同的草案。两个草案都被转交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提出的决议最终被接受。这促使霍格伦同志退出他在党内和在国际当选的职务。鉴于他的辞职请求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反对共产国际中的集中制的决议。要求执行委员会为此次会议派来代表的建议最初被中央委员会拒绝。后来在克里斯蒂安尼亚举行了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进行辩论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之后霍格伦同志在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宣布，在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克里斯蒂安尼亚代表会议上做出声明之后可以认为分歧被消除了。在那次会议上他本人参与了起草决议，决议无条件接受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霍格伦反对公布这一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再次采取他以前的立场，要求代表大会拥护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的补充说明，也就是坚持让代表大会反对集中制。
不得不援引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使党成为整个国际最集中的党之一的章程来反对霍格伦关于辞职的书面声明，霍格伦在声明中表示，无论瑞典党、无论共产国际，对于进一步的集中来说还不够成熟。最近的情况表明了霍格伦同志的正确性，他说他赞同集中，但是只赞同在瑞典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集中，而不是赞同在整个国际中的集中。霍格伦同志声明，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样的集中——须知在我们这里联邦主义的传统还如此强大。为了克服社会民主党的联邦主义的传统，就不应该固执地宣传联邦主义，也就是说，可以认为霍格伦同志会毫不犹豫地为了集中制的利益而这样表示。相反，他进行了反对集中制的宣传。
现在关于宗教问题。霍格伦同志说，宗教问题在我们瑞典不对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他干嘛想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贯彻在含义上与他的声名狼藉的文章一致的决议呢？霍格伦硬说，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斯德哥尔摩的党组织举行了对“共产主义和宗教”问题进行辩论的会议。什么是召开这些会议的真正理由呢？理由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加塔·达尔斯特伦在私下里举行关于神智学、佛教和招魂术问题的讲座。在这些讲座里她夸夸其谈活动的椅子、旋转的桌子等等，并且非常激烈地反对青年团和反对党所进行的教育工作。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霍格伦同志，都没有认为需要对这种讲座进行反驳。只是在涅尔曼同志在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加塔·达尔斯特伦的辩论之后，霍格伦同志才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霍格伦说，如果我们展开反宗教的宣传，就会引起瑞典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这不正确。霍格伦同志用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的不确切的、口头的翻译来论证他的观点。在瑞典我们还面临着继续深化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
沙茨金（青年国际）：
霍格伦的《共产主义与宗教》一文提出的问题，是对于青年共产国际而言最重大的问题，尤其是从培养共产主义青年的世界观角度来看。按照霍格伦的文章的看法，那么宗教也对共产党是私人的事情。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彻底错误的。列宁同志早在1905年写道：“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1]
霍格伦的观点与同列宁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接近相比，大大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宽容”。宗教情绪在俄国总是比在瑞典强烈得多，革命党（尽管它进行反宗教宣传）终究没有成为宗派，没有成为霍格伦同志特别害怕瑞典那样的东西。
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法尔克同志捍卫了瑞典反对派的观点，而不是捍卫国际的集中制的根本反对者的观点，像他在挪威做的那样。在集中制问题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差别最紧密地与它们的政治性质联系在一起。
共产国际——是行动的国际，所以需要更加严格地团结和协调它的力量。挪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在汉堡也决定对于国际问题要实行纪律，在国家问题上给予各党自由。青年共产国际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这一经验并不赖。挪威同志关于修改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要求应作为毫无根据的要求加以拒绝。
法尔克指责我恢复了反党的挪威青年团是不公正的。挪威青年团坚持共产国际的观点，因此成为党的反对派，关注于使共产主义青年今后也支持共产国际的观点是我们的义务。
反对****的工作至今完全落在青年组织的肩上。这种局面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加以改变：共产国际必须使它的各支部参与这项工作，以便加强它。
在社会党青年和共产主义青年的联合方面，我们在意大利取得了比意大利同志更大的成功；共产主义青年没有暗中抵制联合。在意大利，在社会党青年的代表大会上我们获得了80％的票数赞同联合。这是由于更加积极的青年策略。
工农政府的口号应该建立在广泛进行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政治教育运动基础之上。非常希望布哈林同志以不大的小册子形式对这一口号进行理论论证。在加强共产国际的各党在农民中的鼓动工作的情况下，必须不能忽视党的成分应该仍然是无产阶级占优势。
埃韦特（德国）：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人书刊中，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特兰美尔同志在关于莫斯科的极端要求的访谈中，讲到动用武器的问题，并且援引德国的卡普暴乱[2]作为工人没有武器也能够取得胜利的例子。这是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此外，它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卡普暴乱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拿起了武器，只是在解除武装之后才被打败。
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特兰美尔同志认为执行委员会的高压政策阻碍德国党改善的观点。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集中制还远不发达。无论如何，负有对各党的策略、政策和任务进行指导性干预的总参谋部不可能是偶尔成立的。它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确立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工农政府的口号。这个问题不仅对于农业国，而且对于工业国都具有巨大意义。在德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人口的主要部分，但是它如果不能至少使二百万的小农保持中立，它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工农政府的问题对德国并不新鲜，因为“斯巴达克同盟”小组早就向小农提出过这个口号。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可以使工人群众理解这个仅指劳动农民的口号的表述。
关于民族问题讲两句。这个问题在鲁尔冲突出现时并没有被给予充分的注意，加之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直到最近才被消除。这个问题在德国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资产阶级自己在向协约国出卖德国并且把它一点点地卖光。这个问题对其他国家更困难些。鲁尔冲突表现出法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之间的最早的合作萌芽。这一合作还伴有许多缺点，但这没有降低它作为朝着这个方向的第一步的意义。
拉狄克（苏联）：
扩大全会的辩论与国际无产阶级在汉堡所能观察到的情景完全不同。至今有人在使我们相信，在共产国际里完全没有活生生的思想交流。我们看到，在汉堡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公开辩论，在讨论鲁尔问题时发言的莫迪利扬尼不得不简直是勉强地能够阐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只有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工人才真正能够评议争议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志在提出集中制的问题时了解一下我们工作中的这一情形，会没有坏处。我很想知道，法尔克对此如何设想的：执行委员会对国际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对地方问题，也就是民族问题不作任何干预。如果法尔克同志反对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也对涉及个别党的问题作出决定，随便他检查和纠正各共产党的工作。两位今天发言的德国同志可以证实，并且每一个听了他们的讲话的人都感受到，他们确实表达了全体德国党的信心——他们的党在前进、他们的党有理由记录成功和胜利。同志们，请在脑海中再现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同德国党在三月行动问题上发生了争吵。我想，找不到任何一位德国同志会不承认，国际（不是执行委员会，而是代表大会所体现的整个国际）当时的干预、广泛辩论，这帮助他们使现在的——比在1921年3月还大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挑衅——即今年的挑衅在遇到了党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之后化为乌有。
同志们，好像关于宗教的问题是由于霍格伦的一篇文章而完全偶然地出现的。我想，辩论已经部分地表明，并且在继续展开的辩论中会更多地表明，我们通过一小片纸、通过霍格伦的文章认真地对待可能对我们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问题。我重申——对这种具体情况的意见交流有助于我们克服危险和清楚地看到具有国际意义、具有对每个党的意义的一些东西……
我们面前是两个性质的问题：巩固单独的、已经现有的共产党的问题和继续扩大我们的基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