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波托茨基（捷克斯洛伐克）：
关于工农政府的问题对我们而言不是一般的宣传口号，它是重要的日常政策问题。这个口号使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面临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发展前景。因为我们不想采取任何与国际的计划不相符的手段，我们认为我们的义务是关注我国的局势。在辩论期间在这里说的那些，对我们来说还不够。我们需要对一般口号的大大具体化。
最近工人运动的力量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斗争的领导相当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关于通过议会途径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的争论，自动地在否定的意义上获得解决。只要提出工农政府的口号，前景就会扩大。在现在的联合组阁的阵营里正在四分五裂。
在克拉马日领导的工业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的党与农业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摩擦。但是在农业党内部也开始了瓦解。它的一部分可能成为我们的天然的盟友。我们越具体地表述工农政府的口号，就越能加快其瓦解速度和加强农民的自我意识。
在敌对阵营里的瓦解进一步加深的特征，是马萨里克与贝奈斯的集团为一方和民族民主主义者与克拉马日为另一方之间的摩擦。矛盾剧烈到甚至因对外政策问题而对资产阶级阵营造成分裂的程度。
但是工农政府的问题也是由所谓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支持者作为口号而提出的，他们还提出了下述的具体口号：工农政府、恢复同俄国的联系、投票赞成10亿捷克克朗的国家贷款用于为对俄出口额担保，等等。
对于这些可能逐渐在我们这里流行的口号，捷克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我们完全意识到，在选举期间的投票可能只是使工农政府的问题具有迫切性的一个借口、一个动机。不言而喻，这样的政府的真正力量并不在议会里，而在议会外，应该建立在群众以及独立的群众性组织的支持基础之上。工农政府还应该在其产生之前思考自身防御的实际手段。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小国，但是它具有国际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为过渡时期制定出明确具体的行动路线，我们党的力量也可能对我们来说成为困难的根源。
在确定过渡时期的任务时的机会主义危险，只有在这些任务遮挡最终目标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来。
在现在的情况下，需要不仅把统一战线策略作为揭露的手腕加以研究。它是真正的斗争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争取新的阵地和走向前进，它能使我们取得值得肯定的成功。
至于民族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公式。我只想指出，不是民族矛盾导致了捷克纺织工人和德意志纺织工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是在红色工会国际问题上的不清楚的状况。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对于工业国，统一战线策略得到了充分研究。但是在农业国，我们对待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农业群众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这些国家，没有他们的积极援助，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保加利亚人口的80％是农民。共产党和追随它的工会差不多是仅有的无产阶级组织。社会民主党和中派组织可以说不算数。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具有阶级性，而后者是不仅联合了贫农、也联合了富农的组织。后者取得政权后会实行保护资本的政策，甚至会镇压工人运动。但是，形势迫使我们几次和土地联合会成立统一战线：为了进行土地改革，结果遭到了从前的部长——战争犯的迫害和资产阶级政党借助弗兰格尔白匪分子而实施的政变。
使农民党失去了政权的政变，显然是反对城市和农村的劳动群众的。对于和农民的统一战线而言，巨大障碍是共产党员实际不得不反对农民政府以保护自己的权利，甚至生命。在我国这样的国家，事情可能只关系到工农政府，而在工业国，工农政府的口号更确切地说具有鼓动宣传的性质，目的是使农民阶级中立。在农业国专政问题可能获得新的形式，也就是工农专政的形式。几个月前保加利亚共产党已经接受了工农政府的口号，开始宣传它，取得的成绩是这在执政的农民党当中引起担忧，是他们对我们党实行镇压和恐怖的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所发生的政变是内战的开始，如所看到的那样，一点不错，那么我们党不得不同土地联合会结成联盟，其结果就可能是工农政府。
我认为，在这里，重新回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出色解决的、但是现在更加尖锐地出现的民族问题上是适宜的，尤其在巴尔干，民族问题有成为战争的原因的威胁。必须作出符合每个情况的准确的决定。这个问题必须在最近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
我本人同意季诺维也夫对于意大利问题的声明。他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是因为一些意大利同志对于党的作用的观点所造成的。如意大利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所表明的，这些同志不理解群众性政党和宗派主义政党之间的区别。
我同时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同志的行为路线是前后不一致的和模棱两可的。原则上，他们是集中制的支持者，但是实际上他们行事独断专行：支持对东方国家和东南欧国家的集中制，他们拒绝对西欧的集中制；他们在自己那里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却不想让在共产国际里对他们实行集中制。但是我还是希望，现在的辩论能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贝卢奇（意大利）：
意大利共产党接受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在这里有人说，党只是为了纪律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的。在事关因清算韦拉和南尼而缔结政治婚姻的时候，不应要求热忱。不管怎么样，意大利共产党自愿执行了所通过的决定，所以在这次全会上对它的指责有些过分。
拉狄克同志说，如果反革命在意大利取得胜利，那这是共产党的错误造成的结果。这无异于好像在说，党的行动不正确造成自己失败。我从德国同志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推断。难道有什么党可以不冒被战胜的风险而进行斗争？例如，巴黎公社失败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也是如此。难道可以说，这是巴黎公社社员的错误、我们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
在1919年，意大利的形势客观上是革命性的。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组建。当共产党最终问世的时候，反革命已经是胜利者。因此，对意大利同志进行的指责是不公平的。
有人说，墨索里尼之所以取胜，是因为能够把农民吸引到他那边，而意大利共产党实际上对此无能。这还没有被证明。
至于意大利党对***主义采取的行动，我认为，它的错误是它太多注意内部组织的问题，对吸引和团结群众的问题注意不足。在***分子取得政权之后情况继续如此。勿作任何特别的责难，而应该以最友善的语气研究它的一系列错误。例如，我认为，在沃罗夫斯基同志被害以来意大利共产党没有充分利用对它而言所出现的鼓动机会。在意大利也存在反殖民主义的情绪，党可以加以利用。应该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来巩固党。应该巩固中央委员会的基础，让工人入党和加强少数派的代表资格。
我认为，我们意大利共产党应对社会党采取在德国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的统一战线策略。我相信，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意大利党将是国际的最好支部之一。
阿姆特（美国）批评斯堪的纳维亚的党对于集中制问题的态度；他部分地把这归咎于它们在本国没有像在欧洲其余部分那样对资本的进攻感到痛苦。由于党所面临的巨大任务，国际纪律和集中制是必要的。它们担心集中会破坏地方组织的主动性，是没有根据的；国际从未在任何地方像它在美国做的那样在程度上表现过它的权力；这证明共产国际善于提出劝告和善于在必要的时候表现出坚定意志。
在意大利，共产党员在社会党人已经准备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为他们设置了障碍，这是对工人运动和对国际的犯罪。
发言者认为，宗教问题没有被充分研究，特别是对美国而言。在美国，教会是资本主义者手中反对所有工人运动的进步派别的公开的工具。甚至在大学里都公开讨论无神论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党应该沉默？发言人不同意纽博尔德同志所认为的反宗教运动应当委托给党的辅助性组织的意见。
“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口号是美国必须的，但是他和英国同志一起认为，应将其表述为“工人和劳动农民的政府”的口号，因为在后者和进行剥削的农场主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渊，保持这道深渊——就意味着取得胜利。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农民—农场主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危险。
（会议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