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劳伦斯·克拉德
人类学在十九世纪从一门主要是哲学的学科变成了主要是经验的学科。十九世纪初，各哲学派别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全欧洲传播的这些不同的人类学学派，都是思辨的，几乎没有经验研究的痕迹，只有康德略有修改。黑格尔学派分为左右两支；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参加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起初他是黑格尔左派的一员，后来成了它的批评者，虽然他一生都把自己算作黑格尔的学生。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包括布鲁诺·鲍威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莫泽斯·赫斯、阿尔诺德·卢格、诗人亨利希·海涅以及马克思在内的黑格尔左派，按他们的理解提出哲学的人类学问题，即人同自己、同自然界、同他的同类的异化问题。他们把异化看作是（各种不同的）疏远或对立。他们直接借用黑格尔关于人产生自己的概念；他们中多数人把这看作一种精神活动，也就是人通过使自身客体化，使自己变为客体或者说使自己变为自己思想的客体，而在头脑中产生自己。这一学派的隐藏着的思想是，一切动物中只有人才能认识自己，这种自我认识的行为就是我们使自己客体化，使自己成为客体，从而产生自己的方式。马克思同时既发展又反对各种关于人异化和人使自己变为客体的观点。在1843—1846年期间，他逐渐形成了人是社会存在物的观点，这是对那时思想的革命变革，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也就是说因为他反对了两派的思想。其中第一派是路·费尔巴哈的思想。费尔巴哈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他是类存在物，是整个人类的一员，具有人的本质或者说本性，因而具有人类共同的人性。马克思同意我们有人类共同的人性，但是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却不同意我们有神秘的、抽象的、超俗的人的本质，或者说存在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他在社会中生活，有共同的人性。在这个早期快结束时，他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实际上是由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所构成的；这些关系属于我们作为人的组成成分；同时我们是由我们作为整个人类一员的身份所形成和决定的。然而，我们已经通过劳动、通过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具体加工和通过用我们的双手使自然环境变得符合我们的目的，完成了从动物祖先向人的过渡。
马克思既然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就反对了另一派的思想，也就是反对了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重农学派）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政治理论家的思想。这些人提出了关于脱离一切社会联系的人即孤立于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理论，人只有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一员来研究。最初，马克思仍然是抽象地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述他的概念；后来，尤其是当他开始反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具体地提及社会和经济了。卡尔·科尔施曾指出，马克思在写作时一般运用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表述的方式，它是一种辩证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主题不断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变，即它的不断否定的过程。或许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表述不过是辞藻的修饰，想以具体的说明代替抽象的论述，但是这一看法是不对的。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散文体裁的问题，而是通过这种体裁使他的思想不断深化，使他的思想无论在观点上或者由此产生的行动上都变得更加具体和实际，同时也变得更具批判性。马克思的写作方法和争论方法同时是他的思想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还采取了另一形式。在十九世纪初，人被那些想思考他的人们只当作一个抽象的即类的存在物。诚然，对原始民族的研究早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就已经开始，塞缪尔·珀切斯的《朝圣记》、里查·哈克鲁特的《航海记》以及耶稣会士和拉菲陶神父的报告都已为人广泛阅读。不过，它们被霍布斯、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提出只模糊谈到自然状态的人的社会契约、自然法权的哲学家们当作抽象的东西来引用。这种用法不只是体裁的问题，而且是内容的问题；它在C.范恩舒特、胡克·卡拉德茨基、查普洛维茨、奥卢弗逊、汉森、哈克斯特豪森、毛勒、勒普莱对十九世纪欧洲农民的研究和A.巴斯提安、爱·伯·泰勒、路·亨·摩尔根等人对原始的和欧洲以外的民族的研究开展以后开始消失。对原始民族的研究这时主要从欧洲文明的立场看取得了进展；同时也出现了民族中心主义、仇外情绪和种族优越感的危险，马克思特别尖锐地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现象。
而且，在这一时期，偶尔的旅行者变成了专业的民族志学者，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客观的（或所谓客观的）利益开始压倒直接政治的、经济的和教派的或教会的利益。研究原始民族的专业（我是在尽量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原始和专业这两个术语的）由于创立学会、博物馆、学院和大学的讲座、政府部门和委员会、私人基金、陈列室、事务所以及刊物而在这时得到发展。由于活动的大量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个课题的熟悉和了解，关于原始民族的著作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只要把十九世纪亚当·弗格森或卡梅斯勋爵的著作和十九世纪W.库克·泰勒的著作加以比较就可看出这一变化。以后就不再是抽象地或笼统一般地谈论原始民族，而是举出他们的名字，列出他们的特征了。马克思读了弗格森和泰勒的著作，看到了这些变化，并且亲身参加进去，从而他自己的著作也经过了从哲学的人类学到经验的人类学的同样转变。
有一些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家（其中既有传记作者，也有理论家），觉得在1845年左右，马克思有过类似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见到一线光亮那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再没有比这离事实更远的了。首先，虽然他从恩格斯那里得知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与他毫无关系。其次，他在1859年写的一个简短自述中谈到了他的思想在1842年和1848年间的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自己承认他的发展有继续和中断的情况；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同样既有与过去继续、也有与它中断的情况。
从他的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自然界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这种运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提出人通过劳动从动物发展阶段变成人的问题。而且，他在这个早期阶段还提出人的要求和需要是天然地存在着，然后由经济活动来满足的东西。因此，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使自然界为人所用，就是创造使用价值，创造满足我们人的需要的具体东西。今天的人类学家完全了解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文化与自然界的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已使这个复杂的问题成为自己的问题。马克思在他四十年代的著作中还不清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马克思在写于二十年后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头脑里还继续保留着自然—生物的因素，以致他使得这种因素被直接包括到他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中。等级和行会在那里被说成是由遗传因素维持的；而对遗传又不是从社会意义，而是从生物学意义去解释的。最后，他在他的《民族学笔记》中又提出等级的问题。等级在这些笔记中只被描述成社会问题，完全属于人的社会文化关系，从而与任何直接的生物意义无关；这就是说，遗传的生物因素只是间接地表现出来，为社会文化的规律或者说男男女女的社会实践所遮蔽。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民族学，那时他读了沙尔·德·布鲁斯论拜物教和克利斯托夫·迈纳斯论比较宗教的著作；他和那时执教于柏林大学的自然哲学家亨德里克·斯特芬斯一起研究人类学。他在不列颠博物馆继续研读民族学著作，并在给《资本论》做准备时参考了爱·伯·泰勒的著作；他在那时的通信中评论了查理·达尔文和阿道夫·巴斯蒂安等。不过直到七十年代末他才深入钻研民族学，并且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在此以前，他的民族学研究不过是为他研究经济学（泰勒）、中世纪史（格·路·毛勒）以及亚洲和欧洲农民问题（奥·哈克斯特豪森，马·马·柯瓦列夫斯基）服务的。俄国的社会学家、孔德派实证论者、法学教授柯瓦列夫斯基因发表自由主义言论被放逐，和马克思取得联系。柯瓦列夫斯基虽然不赞同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但他不失为马克思的一位“科学上的朋友”。柯瓦列夫斯基通过研究高加索的专家伏舍沃罗德·密勒把摩尔根介绍给了马克思，他在七十年代后期到美国旅行，带回一本摩尔根的著作，把它借给了马克思。
从1880年年底到1881年年中，马克思对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进行了研究；接着又研究了约翰·巴德·菲尔爵士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1880）和亨利·萨姆纳·梅恩爵士的《初期制度史讲义》（1875）。马克思对这几部著作都作了详细的摘要，并加了评注。在接近1882年年底的时候，也就是在他逝世前四个月，马克思又回到他的民族学研究上，并对约翰·拉伯克爵士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1870）作了简短的摘要。四部书都主张进化的学说。摩尔根的进化论为人类学家们所熟知；梅恩的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运动的思想也同样广泛地被人们提到；拉伯克既是查理·达尔文的学生，又是他的朋友；菲尔与梅恩完全志同道合。但是这些人绝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摩尔根和梅恩对母系家族形态和父系家族形态的首要地位有不同的看法；柯瓦列夫斯基赞成梅恩的意见。摩尔根和约·弗·麦克伦南对麦克伦南的族内婚和族外婚的观点看法不同；拉伯克支持麦克伦南在这一争论中的观点。摩尔根和达尔文对原始游牧部落在人类家庭的史前史上的重要意义看法各异。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赞成摩尔根的意见。
马克思采纳了摩尔根的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氏族的理论，但是没有理会它所体现的概念，即摩尔根的从社会向国家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接受了与麦克伦南和拉伯克的理论对立的摩尔根的家族理论，而且还采纳了他对复杂的家族进化所作的描述。摩尔根认为家族的进化沿几个家系进行，这些家系互不回到对方去，也就是不回到共同的发源地去，有一端是闭塞不通的。因此他把罗马人家族中的父系权力这一罕见的例子与单偶婚家族发展的主线分开处理；同样把古希伯来家族也作为一个问题分开处理。马克思接受了这一多家系观点的萌芽，再加上他所知道的古典民族学中的那些资料。尽管他对摩尔根一般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仍然批评摩尔根的某些概括是思辨的，并且拒绝摩尔根的有机体说，即把社会理论变为生物学术语的倾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恩格斯的看法正好相反，他的看法将在后面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