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П.И.哥尔曼
不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极端重要成分之一。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20世纪世界革命过程的整个进程，都完全证实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
因此，研究这一理论的起源，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它的历史，阐述它同马克思主义其他成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它在革命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关于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联盟等等）的联系，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不断革命理论的起源成为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许多著作[2]专门分析的对象，绝不是偶然的。
不断革命的原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常常是同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在1850年3月写成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里经典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但是，苏联和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早就舍弃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种看法：似乎只有《告同盟书》才表达了这一思想，似乎这一思想的作者只由于一时的悟性而把它提了出来，后来再也没有或几乎再也没有提到它，只有列宁才重新把它恢复。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其中包括不断革命的理论，使它免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的阉割和掩埋。他大大丰富了这一理论，全面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条件下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忘记了自己学说中的这些最重要的成分，说它们在他们的理论遗产中是某种单独的和短暂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理论表达了他们在发展自己的学说、分析社会发展的倾向、概括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革命过程的规律性的种种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体系。早在1848—1849年革命前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著作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一理论的个别要素。它在革命时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它不仅在《告同盟者书》中，而且在总结革命战斗的其他著作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不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48—1849年无产阶级运动以及后来的包括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时期在内的各个革命斗争阶段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许多地方都遵循了这一理论的一些原理，解决了关于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关于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同争取民主、和平、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和争取其他进步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问题，以及关于把农民和城市中间阶层吸引到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来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的文献中以这种和那种方式被确立下来了。自然，这一过程的个别环节和个别阶段还应深入的研究，而深入的研究定会导致这一主张的具体化和精确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19世纪下半叶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在他们的著作和实践活动中，不断革命的理论反映得少而明显。不过这一理论的形成、起源、前提、形成的各个阶段等等，我认为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提醒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不断革命或不停顿[3]革命这一术语本身还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形成的阶段，就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了。1843年秋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里谈论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4]稍后，也是由于分析这一革命事件，他在《神圣家族》（1844年秋）又用了这个词。马克思在这里比较了君主和皇帝的制度同雅各宾专政的制度，指出拿破仑用不断的战争代替了不断的革命。[5]
自然，这些著作里的“不断革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绝不一样。先进的西德研究家克拉梅尔的意见是可取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莫基人在革命的过程中和革命以后使这一概念充满了另外的阶级内容，把它变成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但这些最早的说法难道没有多多少少为后来理解革命过程的高级阶段的特征和重要方面打开一条道路？实际上马克思当时已经认为，革命发展的不间断性是当时知道的全部历史中最激进的革命转变的一个特征。他认为不间断性反映了这种变革的深度，而这种变革增加了人民群众对变革过程的影响，因为人民群众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最高点的革命的每一个新的阶段上提出了愈来愈多的任务。[7]马克思当时关于不断革命的一切说法还只涉及资产阶级的变革，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指出了这种变革的局限性，针对这种变革（他当时用的术语是“政治解放”），他提出了更深刻的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像他所称作的“人类的解放”。当时他还没有把前者和后者看作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但是，一旦理解到，如果资产阶级革命确实是激进的、不可战胜的，它就应当是一个不断的革命事件的链条，就会不难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革命是更加激进而深刻的革命，它所具有的不断性将不是最小的；然后将进一步理解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把深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成一个革命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他们后来形成不断革命观点的过程中就是这样认识的。
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断的革命的说法，后来导致把不断性这一概念扩展到革命改造的所有阶段，成为后来制定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一个严肃的前提。还应当注意到，在创立这一理论的决定性阶段，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研究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的经验，从中看到许多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有教益的东西。
在欧洲革命前1846到1848年初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已达到成熟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不同国家的革命任务的先后顺序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看法。它们中的大多数正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处于工人阶级已基本形成并开始提出独立要求的条件下，按恩格斯的说法，当时在资产阶级背后，到处都站着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已清楚看到，工人阶级为了准备进攻资产阶级应当对推翻封建君主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加以利用，只让资产阶级“获得短期政权”[8]。同时他们认为，不应当把这种准备工作长期摆在一边，而应当在人民战胜封建君主势力之后立即开始广泛动员无产阶级的力量，把它们组织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报刊上，特别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表述的策略方针就是这样。这一方针特别包含在马克思的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卡尔·海因岑的政论性文章里。在这些文章里，资产阶级革命被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和前奏。
对革命发展前景的这种理解是不断革命理论的最重要的成分。但我们认为不能说这一理论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9]。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过程的看法还缺少一个必然会把已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成分变成严谨的理论的重要环节，这就是：理解社会革命从第一个阶段（解决推翻封建君主制和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向更高阶段（紧接着提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过渡时期的革命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过程中和深入分析并概括了这些事件的教训的基础上，才有了关于革命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从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阶段的重要性、关于革命如此发展所需的客观条件、关于为了实现这种发展的客观可能性而必须运用的种种手段等等的清楚概念。
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一开始就已经从这个意义上前进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他们在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邦的三月革命事件后立即制定的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在德国的要求》中，不仅预见到将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种种任务、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国家银行、运输、矿山、大封建领地等等），这些措施将会使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过程变得容易些。[10]这样一来，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在发展中的革命过程中对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作出准备，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设想出来了。正如以斯捷潘诺娃为主要负责人的编撰组所撰写的《马克思传》的第二版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德国无产者指出了方向：革命沿上升的路线发展、革命不断发展直到社会主义变革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为止。[11]
不过，指出方向在这里还是很一般化的，它还没有由于考察了革命发展的现实前景、各阶级在革命中的立场、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的对比，一句话，还没有由于对19世纪革命过程的性质进行了阶级分析而被充实和确定下来，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考察和分析，不断革命的原理才可能具有准确的形式和科学论证的性质。1848—1849年的事件本身为这种分析提供了资料，这不仅在德国，在其他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例如在法国[12]、意大利、匈牙利等等，以及在英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多少受到影响的国家里都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和以后若干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对革命理论作出的贡献之所以特别重要，他们从这些事件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因为这样的总结和结论是以最广泛的国际资料为依据，总结了世界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整个历史过程的种种具有特征的倾向。揭示这些倾向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1848年的革命事件同过去各个时期的事件加以对比。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1848年革命过程中根据它的经验而获得的对革命过程的崭新理解，就是解释清楚了他们在19世纪中叶对比早先资产阶级革命的各个时期、特别是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时所发现的一些重要变化。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呼吁比较18世纪和19世纪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以总结的形式阐述了这一分析工作的结果，他在这里对比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和在19世纪中叶“沿着下降路线行进”。[13]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变化的实质是主要阶级的地位的改变、它们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的改变。还在1848年革命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清楚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妥协的倾向、它们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它们力求通过同贵族集团妥协来达到必要的资产阶级改革。但是，只有1848年和以后若干年的事件揭穿了欧洲资产阶级反革命背叛的整个情况，它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过去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战士的战斗品质（只是在个别的革命战斗中、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某些州，它们中激进的阶层还在进行革命活动）。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动摇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叛变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公开地反革命，这样的政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为法国波拿巴帝国的确立、为中欧和亚平宁半岛的专制制度和半专制制度的复辟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变化，它们在19世纪中叶由革命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同人民群众共同行动（像17世纪40年代在英国、18世纪末在法国那样）的阶级变成萎靡不振的、谨小慎微的、懦弱的阶级，它“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14]。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的立场，这不能不对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本身发生影响。由于资产阶级背叛、暗中破坏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千方百计要拯救旧的制度、在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起着“盾牌王朝”的作用，政权就落到了不太激进的、而是更右的党派的手里，革命的成果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和更加深化，相反地，它们被丢失了，化为乌有。事件的这种连续性质不仅是法国和德国诸邦1848年革命的一种特征，它在1848—1849年间和以后若干年内是一种典型。
在这种形势下，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的唯一彻底的战士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说，不仅从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来看，而且从满足现在的历史需要来看，这个阶级“身为社会革命利益的汇集中心”[15]。正是它肩负了这样的任务：在它能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前要为此清扫出一条道路，即根据具体情况预先或顺便消除封建制度的残余，包括中世纪的割据和分散主义，恢复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说，完成资产阶级所放弃的革命工作。而工人阶级要胜利地完成这项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