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尼·伊·拉宾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世界发展以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说，特别是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和形式的学说。正如在苏联共产党纲领新的修订本中所指出的，这是“完整严谨的哲学观点、经济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体系”。[2]由于这种完整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思想史上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依据的不是人类思想的某一个领域，而同时是其三个领域——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关于未来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堪称典范的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这些知识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加以改造，同时综合为在质上新的整体，在这里每一个领域只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每一部分经常地、有机地同其他各部分发生相互作用，这就使整体不仅具有多面性，而且具有能动性；
——这个整体的主要任务不单单是要认识客体的特性和规律，而是要在认识的基础上改变客体，而且这种改变要以实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学科性质以及它要求实际改变现实的目的性决定了它具有不断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同许多专门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允许它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同变化着的现实的相互作用又促使它们对生活提出的新而又新的问题作出回答；
——辩证法，或者说，最全面而深刻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作为发展着的整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核心、活的灵魂；
很自然出现这样的问题：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将到当时为止独立的各个知识领域综合成为在质上新的整体，而同时又把这个整体分成为就内容来说都同作为其来源的知识领域有原则区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规律、阶段和具体的机制是怎样的？
本文所要考察的不是这些问题的全部，而主要是其中与马克思的名字有直接联系的那些方面。不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将很简要，而在《青年马克思》一书中作者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能是总体性的、进行综合的学说，因为历史向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即改造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以及改造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任务的性质就是这样的。
到19世纪40年代，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产生的两种前提：客观前提和主观前提。作为客观前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最发达国家变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对抗性矛盾已经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随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对全部社会关系实现全面彻底变革的要求日趋成熟，这一变革应该结束史前史（那时，私有制和一些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些阶级的各种形式占统治地位）并且开创人类真正历史的新时代（那时，构成每个人自由发展的主要条件的社会所有制将占统治地位）。同时，进行这种彻底变革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也正在成熟。然而，那时无产阶级既没有组织，对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的实质和范围又没有正确的认识。要获得这种认识就要创立在质上新的世界观。
同时，也具备了产生这种世界观的主观前提。这种前提就在于，社会科学的三个主要领域（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达到了当时堪称典范的发展，在此之后它们就开始被庸俗化了。但是其中每一个知识领域都是相当独立地发展的，同其他领域很少发生相互作用。还应该指出，哲学在德国，政治经济学在英国，而空想社会主义主要在法国达到堪称典范的发展。将所有这些知识领域综合起来的要求日趋成熟，但不是作为对现有知识的综合（人们曾做过这种尝试，但全都收效甚微），只有作为对每个领域质的改造的结果，这种综合才能实现。换句话说，需要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基本领域实行变革，同时把所有这些领域综合成为在质上新的整体。
这样的任务只有那些具有全面才能、真正天才的人才能胜任。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人。马克思主义是这两位天才的创造。不过，正如恩格斯自己多次强调指出的，在他们的创作同盟中，马克思的作用毕竟是主要的——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理应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
马克思集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兼组织家的品格于一身，既有擅长抽象思维的杰出才智，又有对日常现象进行缜密研究的卓越才能，既对劳动人民怀有满腔的热爱，又对一切压迫者充满强烈的仇恨。他的这些品质很早就表现出来，并且为他的同时代人（不仅为志同道合者，而且也为敌人）所承认。
在大学时代，马克思起初研究了法的问题。后来他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使某种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并很快就专心致志于哲学研究。1842年，马克思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担任了《莱茵报》的编辑。在这个舞台上不仅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而且获得了发展他的理论潜力的新的强大动力：由于把激进的哲学应用于实际政治问题，终于使马克思成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共产主义；这一点又反过来对他的哲学观点产生影响：开始用具体的事实论证来补充抽象的逻辑论证，与此同时唯物主义因素也渗透到（起初是自发地）马克思的唯心主义立场中去了。
1848年春天，马克思开始怀疑唯心主义的真理性。为了解决这个疑问，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觉地站到唯物主义立场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中，他就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认为正是私有制是国家同市民社会相异化的主要原因，从而也是消除这种异化并建立不是以私人利益而是以社会利益作为基本原则的新型社会的主要障碍。在《德法年鉴》的文章（1843年底到1844年初）中，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正是无产阶级，即那个已经丧失了财产的阶级，必然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可见，各个不同的理论领域（法、哲学、历史、政治学说）的结合，以及与实际政治问题、与生活的联系正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条件和形式。在这个阶段上，这种结合主要表现为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促使马克思的思想由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把他分析生活问题的方法变为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因而更富有成效的方法。
然而在这里，所有这些领域还没有融合成为在质上新的更高的综合体。
这种综合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实现的。但是在这里，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每个阶级都具有特殊的形式。
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第一次使马克思有可能估价他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的全部极端复杂性。同时他也感到需要继续进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工作，需要研究国民公会史，他认为国民公会史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有许多有教益的东西，同时需要研究一个对他来说是崭新的领域——政治经济学。从1844年春天起，他就非常紧张地进行工作，有时几天几夜都不睡觉。
不久，马克思就对他所遇到的纷繁复杂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研究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后，他特别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蕴藏着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出发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将是大有可为的。
马克思是从分析收入的三个来源即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开始这种研究的。对照原稿的照相复印件[3]从内容和文献学角度对手稿的相应片断所作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马克思使用了独特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方法使他发现，收入的所有三个来源的基础是某种包含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实质本身之中的一般的东西。在对收入来源进行比较分析的第一个阶段结束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即归结为片面的、摧残和奴役劳动者的劳动——引者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4]为了弄清这一点，马克思继续对收入的来源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由于进行这种专门的经济研究，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哲学思想。
“异化劳动”范畴的启发性意义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功能，即它能够成为相当数量彼此截然不同的范畴、问题和知识领域的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它的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通过两个方面，即理论逻辑方面和历史预测方面实现的。
在理论逻辑方面，“异化劳动”范畴的综合性功能首先通过把它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表现出来。这个范畴涉及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社会的一切经济过程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这些过程的公分母。就是说，它能够使人们达到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达到的更高度的抽象。同时，这个范畴表现了经济过程中最常见的东西——劳动，而且是从最本质的方面，即劳动的异化现象这个方面来表现的；就这种意义上说，它又是极其具体的，它的直接目的是要阐明劳动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异化劳动”范畴的历史预测方面就在于它的本身包含的否定的否定：现在存在异化劳动是以过去不存在而将来不应该存在异化劳动为前提的。异化劳动原来是经验上现存的一个关节点，在这里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在一起了。分析这个现象使人们可以同时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异化的？消除这种异化的途径是什么？马克思在下面的论点中表述了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5]这就是：从异化和消除异化的客观形式（私有财产）到主观形式（政治和精神生活），最后到普遍形式。
由于具有综合性功能，1844年“异化劳动”范畴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对待任何哲学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他都是从这个范畴的角度出发的。而且，围绕这个范畴还形成了一整套与之有逻辑联系、也是发挥综合性功能的概念，如“货币”、“自我意识”等等，这就使上述知识领域在马克思观点中越来越相互接近。而马克思由于从各种不同科学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复杂的客体。不仅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些客体，而且第一次直接把当时独立的各门科学加以比较，发现了它们有相互关联的长处和弱点。马克思观点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便综合成为与一切过去的世界观有本质区别的完整的世界观。
然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在产生的科学世界观还不具备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在马克思观点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形成的。
随着马克思的各种观点综合成为完整的学说，这种新的完整性也就开始越来越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而“异化劳动”和“异化”这两个范畴也开始大大改变了自己的内容和对整体的功能。
例如，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自我运动的现实源泉不是人的自我异化，而是劳动的物质工具，因此，他们把分工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提到了首位。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在下一个阶段得出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之间存在辩证的相互联系的基本结论。在这里，分工问题失去了它原来刚刚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到了在完整的世界观中与其实际意义比较相符的地位。在第三个阶段，即最后撰写费尔巴哈章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中心是所有制的基本形式，说明这些形式的性质是经济社会形态学说的出发点。[6]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历史自我运动的源泉和社会经济形态是这个运动的“细胞”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些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就作为完整的学说而存在，因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基本要素都在整体的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这个位置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这就是说，像“异化”和“异化劳动”这样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变化。这些范畴的某些具体的、科学的方面用更加确切的概念如分工、私有制等等来表达了。上述范畴的哲学内容本身不仅没有失去，而且还在一系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在这里，这些范畴已经不再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是占统治地位的范畴了，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系列结构构成的范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毕竟还不具有完整性的发达形式。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马克思主义就更加成熟了，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学说已经获得了具有理论体系和实践纲领的形式。根据列宁的含义丰富的评价，“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7]
而无产阶级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的最初几次大的战役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正确的、合乎真理的，这些原理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是有生命力的。
马克思主义完整性形式的发展
因此，到1848年，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结束了。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还没有作出第二个伟大发现——还没有创立剩余价值学说，能不能说这样就结束了？
我们认为，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的最初形式和它后来的一些形式区别开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是个别原理和原则的变化，而且是它的完整性本身的变化。恩格斯在读到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时，提出了下面两个原理，而人们通常只引用其中的第一个原理：“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8]换句话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应该随着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而改变自己的形式。
我们认为，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重大变化是它的完整性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把注意的中心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到另一个组成部分，加速发展另一个组成部分；个别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中的功能发生变化——它们从这个结构的“外围”转到它的“核心”，或者相反：产生了被列入学说的结构“核心”的新原则，以及其他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必须以保存作为出发点的“核心”，把它加以深化和发展为前提，而不是像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没有领会或者不愿意领会马克思主义根本标准的理论家们过去和现在所作的那样，以“深化”和“发展”为借口抛弃这个“核心”。
正因为如此，在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就已经达到的完整性的最初的成熟形式之后，还必须看到这种完整性后来又会产生新的形式，必须揭示这些新形式的特点。
把马克思主义完整性的这种新形式同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确切些说，同他的三个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的三个草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和《资本论》第1卷的出版联系在一起，看来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经济学的，而且也是综合性的研究。其结果是：
——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
——弄清了并且在理论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分配运行和发展的全部规律和机制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
——彻底形成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而且用“堆积如山的事实”证明了以前提出的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获得了在全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史中最有说服力的、全面的经济论证；
——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原理和方法、对复杂客体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和方法论：制定了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原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观点，分析存在和认识的转化形式的方法论以及其他一些观点。
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当然，首先是政治经济学，还有科学共产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提高到在质上新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每个组成部分发展的同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性和内在统一性也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内容被提到了中心地位。
马克思主义完整性的这个新形式的最重要的前提和特点之一，是提出并制定了与马克思所面临的综合地再现客体的任务相适应的系统性原则。马克思证明了作为“第二类”质（有别于第一类“可触摸的”质）的社会系统的综合的质的实在性，价值就是这样的质。他指出，在第二类的系统的质中表现了社会形态的特点；他还揭示出，在各种形态的依次更替中社会系统整体性不断增强，乃至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出现有机的整体性，而在社会主义这个高级社会整体性的条件下则出现了“现实的社会共同性”。[9]
这样一来，系统性原则就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发达形式的不可分割的要素。
在《资本论》中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整体。在马克思的晚年，所有同时存在的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对这个问题的意义怎么估价也是不会过高的：要知道，人类的现实历史（除了它的最初阶段以外）正是两种、三种甚至四种形态的相互作用。
在1881—1882年间，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有关世界史和分国史的基本著作，并且产生了横跨近二千年的《编年摘录》。这部摘录的篇幅达100印张以上，基本上是由日期和事件分栏组成，有时加了一些简短的注释。这是马克思最后的手稿之一。
这部手稿的意图何在呢？迄今为止专家们对这个问题尚没有统一的看法，而且总的来说对这部手稿仍然研究得不够。据Б.Φ.波尔什涅夫推测，[10]马克思编撰的不单单是按时间顺序的大事年表，而是概述世界史上同时发生的事件的综合对照年表。所以，他的思路集中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同时或略有先后发生的那些事件和过程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上。
看来，在这后面有一个想要在唯物史观方面迈出新步伐的打算。马克思力图描绘出整个世界史的图景，即说明不同类型社会的相互作用，展示这些社会的生命活动的一切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社会进步的“中心”和“外围地带”的相互作用，关于殖民地国家以及所有落后国家在即将来临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在世界范围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俄国——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兴趣，由于俄国与那些具有世界史性质的过程紧密相连而达到了高潮。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1月3日）中，他强调指出，在《资本论》中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转变为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的证明只局限于西欧各国，在这些国家，私有制早已成为社会关系的统治形式。至于谈到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性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它们在农业中还保存着相当影响的一些国家里更是如此。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状况。
马克思根据他所进行的专门分析，得出结论说，农业公社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在公社中，土地是公有的，但每个农民都单独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这里就表现了由原生的社会形态向次生的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1]
在这段话中集中表达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实质：把各种所有制形式作为发展的决定因素加以考察；揭示一般历史规律性及其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使发展可能有各种选择方案；把各个历史过程都包括在内的全球性并考虑这些过程在不同区域的特点。
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向历史的广度（直到全球范围）和深度发展，考虑到历史的起源，又从历史的起源考虑到现代。这也表现在马克思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兴趣不断增长上面。同时，他一边研究地租问题，一边深入研究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方面。他对有助于作出重大发现的各种不同科学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感兴趣。
马克思的思想正在走向一个新境界，即研究作为完整学说的科学世界观的问题的境界，然而他的打算已经不一定能够实现了：病魔和失去亲人大大地缩短了他的生命。
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方式，而辩证法则构成了作为发展着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同时，这也是最难于领会的“硬核桃”。它成了许多研究马克思的学者的拦路虎决不是偶然的：如果不掌握唯物辩证法，他们接受的就只能是马克思学说的个别方面，而不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方法的启发特性，变成各种现成结论的总和，把这些结论运用于变化着的现实是很少能获得成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反对这样来领会他们的学说。1894年5月，恩格斯在写给弗·左尔格的信（从英国寄往美国）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这里的社会民主联盟同你们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样著名，都只是把马克思的发展学说变成死板教条的党派……因此，两个政党仍然只是宗派集团，并且像黑格尔所说，它们从无通过无到无。”[12]
列宁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来理解。他不仅理解了，而且在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时代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中心问题时成功地应用并发展了辩证法。由于列宁作出了全面的、具有革命化作用的创造性贡献，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得了完整性的新形式，而且进入了它发展的新时代——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当代，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不是更不需要，而是更加需要根据生活所提出的新任务创造性地发展。
（原载苏联《哲学史年鉴》1986年卷第9—20页）
（邢艳琦 摘译 刘卓星 校）
注释：
[1]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总第1期。
[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198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72页。
[3]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130号。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17页。
[6]详见Г.A.巴加图利亚《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和内容》，载于《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期。
[7]《列宁全集》第2版第26第5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320页。
[9]见В.П.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1980年莫斯科第二版。
[10]Б.Φ.波尔什涅夫《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兴趣和〈编年摘录〉的创作》，载于《历史学家马克思》1968年莫斯科版第404—4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5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