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8年4月至5月的信中同德国同盟活动有关的问题占主要地位，后来这些问题在通信中几乎都没有提到。这种情况证明，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削弱了。一些历史学家把德国同盟内部组织活动的衰落同据说在马克思到达科隆后不久由他执行的形式上解散同盟联系在一起。对此，他们引用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在1853—1854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后所作的供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没有证实这个设想。在本卷发表的文件中——在伦敦区部1848年6月18日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季度报告中，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格贝尔特1848年12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同盟盟员如里德尔和艾韦贝克的其他一些信中——没有谈到同盟的解散。在革命时期和次年的其他一些文件中，如在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的三月讲话里，也没有发现有关同盟解散的论题的证据。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活动的中断不仅与同盟解散有关，而且与同盟活动的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关。这一改变是由革命时期德国国内形势引起的。恩格斯1848年4月25日和5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4月15日和5月24日给艾米尔·布兰克的信详细地分析了这种形势。恩格斯谈到资产阶级人士对共产主义甚至共和主义的宣传抱敌对态度。他写道：“资产者的态度确实卑劣。工人们正开始有些运动；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是群众性的。”[43]在同盟其他盟员给中央委员会和马克思的信中也提到类似的倾向。[44]显然，民主自由的存在和当时群众运动的高涨使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秘密的密谋活动变得不合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特使的陈述和一些观察得出结论；从现在起同盟盟员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参加正在迅速扩大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吸引工人参加政治斗争。
1848和1849年革命事件的发展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策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能够在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在德国各城市的革命发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马克思1848年11月13日给拉萨尔的信以及他收到的一些信中反映了马克思作为莱茵省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宣传并为同盟盟员的实践活动指明方向的革命报纸，在实现1848—1849年无产阶级先驱的策略和组织任务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向广大读者的政治日报，应该捍卫革命成果，促进工人的政治觉悟，为在德国建立独立的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创造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了《新莱茵报》的创办史。从恩格斯1848年3月26日给布兰克的信可以看出，在利隆出版该报的想法于1848年3月在巴黎就已产生。一些信（威廉·沃尔弗1848年4月18日给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楚劳夫1848年4月4日给赫斯的信）都有关于赫斯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试图在科隆创办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地方机关报的证明。这个尝试没有成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4月11日到达科隆后立即克服一切障碍，筹备出版报纸。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通讯伙伴关于为该报认股的第一批信写于1848年4月下旬。恩格斯1848年4月至5月的通信证明，他要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让人们认股的尝试遭到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者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因而不愿意为共产主义者出版报纸提供资助。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特使德朗克在德国西南部各城市为报纸招股时也克服了一些很大的困难。他在1848年4月29日、5月15日和17日向马克思谈到此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4月至5月的通信中，发现有关的出版《新莱茵报》之前进行的组织活动的证据，还谈到有关毕尔格尔斯撰写的报纸目录、编辑部的组成以及通讯员和撰稿人的证据。波尔恩和艾韦贝克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声明他们同意当柏林和巴黎报纸的通讯员。从艾韦贝克1848年4月30日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的名义的信中可以推知，马克思想争取伟大的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为报纸撰稿。
马克思非常关注未来的报纸编辑部同国外民主派机关报，其中有意大利的《黎明报》，建立国际联系。马克思1848年5月底寄出的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令人信服地谈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同意大利和波兰人民为他们的独立而斗争的国际团结。后来，《新莱茵报》一直坚持这个立场。
《新莱茵报》第一号于1848年7月1日出版。从那时起直到该报于1849年5月遭到镇压止，主持编辑部的工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把1848年6月至12月的通信用于解决该报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问题。马克思作为该报的主编确定了它的政治方针，并决定同出版该报有关的一切问题。这首先要归功于他能把报纸作为日报发表，并从一开始就仔细探讨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新莱茵报》编辑部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思想和政治的领导中心。马克思把他的忠实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吸收到编辑部。当马克思不在时，例如，1848年8月底至9月初，由恩格斯主持编辑部。就在此时，恩格斯1848年9月1日给德国政论家弗里德里希·科本的信谈到他对德国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愤恨，他说，这场革命是“这种庸人的、无聊的滑稽剧”。[45]
1848年9月，《新莱茵报》编辑们领导了群众反对科隆的革命发动。在该市宣布戒严后，报纸的出版一度中断。普鲁士当局对编辑部的大多数成员提起诉讼，恩格斯、德朗克、斐迪南·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被迫离开科隆，以逃避逮捕。
从1848年10月12日即该报又能出版时起到1848年12月底，马克思在编辑部主持主要工作。他的一些信证明，他必须克服巨大的财政困难。马克思在1848年11月上半月给恩格斯信中谈到一笔较大的款项，这笔款项是他为继续出版报纸于1848年9月在柏林旅行时从波兰民主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把自己的钱中相当多一笔投资于报纸。他不惜牺牲金钱，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和耐心，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46]。马克思1848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信证明，他的努力得到回报。虽有种种经济困难和当局设置的障碍，该报的订数仍然增加了，报纸在读者中的威信提高，加强了它对革命进程的影响。
由于编辑部工作的负担过重，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通信。我们觉得，在科隆逗留时期的信保存下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些信全都是言简意赅的。该报通讯员和读者给马克思和编辑部的信中有关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的主编的活动的一些陈述，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些信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站在左翼即民主运动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新莱茵报》，抵制反动派的反革命计划，指出巩固和扩大三月革命成果的道路，以及德国民族团结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道路。
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写信的一批通讯员和读者是由该报的政治倾向决定的。他们是以民主主义观点为主的德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工人、大学生、教授、法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军人——的代表，通讯员中有民主派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有民主派报纸的编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制宪会议左翼的议员。书信的地理分布也很广，寄自德国的各个城市。
大多数书信里附有一些决定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通讯和各种资料。这些信往往补充和说明了通讯和资料的内容并使人们有可能确定许多通讯的作者，因为这些通讯在报上通常是用通讯符号匿名发表的。在一些情况下，附在信里的文章或作为手搞的笔记都保存下来了（例如，波尔恩1848年6月17日的信、格里佩科文1848年11月16日的信、尤利乌斯·迈耶尔1848年11月12日和泰奥多尔·维尔特11月30日的信[47]。）如果把这些资料同发表在报上的文字比较一下，就能使人们了解编辑部对通讯稿的修改润色及他们选择发表文章的原则。
在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几封信里有关于德国各地民主派的成就、民主派联合会的成立和活动，以及民主派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消息。抗议当局对民主运动参加者的迫害，在这些信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从1848年10—12月，当反动势力进攻时，这种镇压加剧了。10月23日，黑普要求发表有关当局迫害哈特海畔的纽施塔特的人民同盟的资料。闵斯德民主派联合会理事会理事施蒂林11月27日建议发表有关军队袭击国民议会和挑起同民主派“清算”的文章。波兰民主派、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沃伊基赫·利普斯基在12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里，告知普鲁士当局打算对他进行非法的抄家。
一些信含有对以法学家约多库斯·泰梅为首的闵斯德民主派进行镇压的通讯。1849年1月，该报继续为因参加抗税运动而被捕的民主派进行辩护的斗争，并以宣告他们无罪而告终。后来，马克思在1852年1月26日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信和2月1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回忆了《新莱茵报》为解救泰梅和其他的闵斯德民主派而进行的斗争。50年代初，面临政府方面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镇压，他把这一斗争与德国报界的怯懦行为与这种斗争作了对照。
有一批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信，同该报反对普鲁士反革命的进攻和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彻底的、不坚定的立场有关。爱德华·赫莱尔11月18日的信中谈到索林根选民对普鲁士制宪会议的反动议员投不信任票。赫莱尔写道，这个决定是“我们民主派可能在这里获得对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48]。海德尔堡工人联合会会员海尔布特在12月25日的信中建议，在报上发表一篇反对小资产阶级三月同盟的文章。马克思发表了海尔布特的文章，后来，马克思在发表于《新莱茵报》的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同意海尔布特对三月同盟的评价。
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信清楚地表明，该报之所以在德国民主派中声誉日增，是因为报纸坚定不移地维护民主派的思想和权利。从其他民主派报纸的编辑如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克利斯提安·毕尔格尔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新莱茵报》获得了多么高的威信。读者来信迅速增加，也证明该报日益上升的影响。如恩格斯后来强调的那样，由于马克思的机智的领导和坚定的路线，《新莱茵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