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娃的家建在北京西郊门头沟山中的一处小山坡上，绿荫环抱，室生沁凉。午后，她穿着蓝布合身长坎肩从二楼走下客厅，长发随意挽在脑后，一点看不出已经八十五岁的模样。
灰娃原名理召，出生于1927年陕西临潼，十二岁即被表姐带到延安，参加“儿童艺术学园”。由于天真烂漫，她得到大家关爱，成为“八路军的小公主”。1946年，她跟随刘邓大军转战晋冀鲁豫地区，做文化教员、战备统计等工作，后身染重病，住院五年治疗。上世纪五十年代她进入北京大学俄文系读书，后分到北京编译社工作。不久，由于社会“极左”思潮泛滥，各种运动不断，她罹患精神分裂症。
“生而不幸我领教过毒箭的分量/背对悬崖我独自苦战。”病重期间断断续续写出的一些词句，不经意间成为她的一种治疗方法，使她得以片刻安宁。通过诗歌创作，她的精神疾患竟不治而愈。1997年她出版诗集《山鬼故家》；2009年出版《灰娃的诗》，大获赞誉。学者钱理群称，正是灰娃的诗，让他意识到“人在，人活着，就有希望，普通百姓的生活是不朽的”，而灰娃个人对美的坚持，让他感到“越是面临人性的危机，越是对人性保存希望”。
“灰娃”这个名字来自童年时期人们给她的称呼，意思是苦命的、令人怜爱的小孩。她的人生也确实曲折，曾经历三段婚姻，第一任丈夫、青年军官武昭峰在抗美援朝前线牺牲；第二任丈夫白天，出身黄埔军校四期的开国少将，于“文革”中不幸病逝；后来，她与画家、国徽主要设计者张仃走到一起，共度二十四年，直至2010年张仃病逝。
2009年，灰娃开始书写自述。《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简体版于2010年底出版，繁体版于2011年8月出版，书名取自她“文革”时期创作的诗歌。与诸多经历过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人相比，她始终有一份难能可贵的单纯和坚持，有独立的思想和未受意识形态浸染的语言。这让许多读者惊奇不解，也正如她的诗句所言：“我以无以名状的心迹千言万语/局外人依然不可思议。”
“革命大家庭”的保护
灵子：读完你的自述《我额头青枝绿叶》后，很有感触。你一生经历丰富，出生自1927年，十二岁去延安，历经“延安整风”以来的多次运动。可以说，上世纪大部分的曲折动荡，你都一一亲历了。
灰娃：我最早的记忆是在1931年，我四岁，记得周围大人都在哭。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为流民。现在想起来，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九一八”这样的日子，被设立为国耻纪念日，让你记住国家的耻辱，将来长大了就有志于改变国家面貌。你老说自己光荣伟大，没有缺点，那还要我干吗？这样的话起不到让孩子爱国的作用。
灵子：表姐要带你去延安的时候，你十二岁。那时候对延安有概念吗？
灰娃：一点都没有。我不仅对延安没有概念，对社会都没有概念。因为我的家庭生活特别简单，就是父亲、母亲、姐姐和我，跟社会上没什么来往。我那时就是每天上学，从学校再回到家里，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也没听过。
灵子：那时候你的姐姐和表姐在争论是把你带去白区还是延安，你父母没有参与意见？如果你跟姐姐留在白区，生活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了吧。
灰娃：我母亲不识字，就听她们两个的。她认为她们两个是读过书的人，那时候整个社会特别尊重读书人，觉得他们知书达礼。什么造反、打骂老师、侮辱先生、女学生打死女校长的事情，那时不仅从未发生过，而且闻所未闻。
灵子：后来进了青年训练班，你说，“多年在革命大家庭，养成了我不善思考、处处依赖环境的性格习惯。日后进入社会，环境变化时，我的不适应甚至造成情绪崩溃、精神分裂的后果。”现在再看，自小就被带入革命环境，这段经历带给你怎样的影响？
灰娃：那时我周围的人都比我大，比我水平高，也都非常爱护我。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看外国名著，谈论《安娜·卡列尼娜》，但刻意不在我面前谈，后来才知道是出于对我的爱惜和保护。因为渥仑斯基和安娜是婚外情嘛，不能让小孩子知道婚外还有情。他们就认为很复杂的事不让孩子知道，要让孩子保持纯洁。其实这不好，因为孩子总得长大，你不让他知道，他长大以后碰到社会，就一点也应付不了。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当时去延安还是对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情况下，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
“整风”改变延安
灵子：你书里写到，1942年以前，延安的文艺是“活跃的、宽松的、古今中外、不拘一格”；1942年文艺座谈会之后，是“单一的、普及的、工农兵的、大众的”。那时候很明显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吗？
灰娃：明显不同。1942年以前，革命队伍每天很快乐，各单位都唱歌，白天唱，晚上唱，半夜还有人站在山头唱，古今中外的都唱，所以有人说延安是一个歌咏的城。1942年后就不一样了，文艺政策变得很狭窄，就是为工农兵服务。虽然还唱，但都是唱工农兵的歌、民歌，或者音乐家新写的一些革命歌曲。演的戏也完全不同了，都是《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这样一些跟现实结合非常紧的广场秧歌剧。
解放后一直在提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但我个人认为要发展。因为解放后的社会什么人都有，并不是光有工农兵，还有知识分子、商人……文艺政策应该为全民。
不光文艺上如此，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是。所以从1949年起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是很“左”的，“左”的东西到现在都有残余，并不是说清除完了。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还有官方组织唱红歌。最近我还看电视上讲，“要像**一样做一颗螺丝钉”。螺丝钉是没有思想的，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人是有思想、有血有肉的，怎么能做螺丝钉呢？
灵子：很多投奔延安的人本来都是艺术天赋极高的，对艺术和美有执著的追求，但后期不少人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美学标准，投入到工农兵的、红色的、集体的、整齐划一的创作中。比如杜矢甲，后来人家叫他写歌剧，他不写，说要写劳动人民，写建设高潮。
灰娃：他就是被改造的。他是个很天真的人，像孩子一样很简单。我们后来都不信了，他还信。他爱人很生气，跟我诉苦。
杜矢甲是大艺术家，当时最好的男低音。一心一意要革命，本来有人要资助他去法国，他不去，说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跑法国去干什么。结果找到以后整天挨整，到后来住疯人院，也没有成就什么。
灵子：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知识分子、艺术家本来都是最有独立思想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彻底地、心甘情愿地被改造？
灰娃：中国革命是很复杂很艰难的事情，大家知道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所以要把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要有一个组织，不然就是一盘散沙。大家认为要听党的话，要凝聚力量，这样革命才能成功。
但是“文革”期间，盲目听话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那时路线明显往“左”摆得很厉害。可是很多人明知道是错误的，还要这么做，比如明知道一个人不是“右派”还要把他打成“右派”，明知道一亩地产不了那么多粮食还要说假话。这就不是善意了，是盲从。
灵子：你那时候还比较小，整风还不会波及到你吧？
灰娃：“延安整风”快结束的时候，康生派去的领导把我叫去，说小孩子，你把你的问题讲清楚。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他说有没有人跟你接过头，接过关系？我想两个人接关系总得接触，就说有一天我在运动场上玩儿，有一个人拍着我的头，说小公主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我说他手都挨着我的头了，那不是就接上关系了吗。结果他一听也觉得挺荒谬的，说走吧走吧，我撒腿就跑。那个人整特务的时候打人，可凶呢，我很讨厌他，也很害怕他。
后来，萧向荣——当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放后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把我叫去谈，说经陕西省委到你家乡，把你家庭都调查了，你爷爷是一个举人，你不是特务。我心想，是不是无所谓，你不是说人人都是特务吗，那我也应该是吧。而且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特务，对这些都不在乎。
为什么每个人活得都不舒服？
灵子：你刚到北京就感到厌烦，觉得话不敢说，觉得“这里的人脸不行”。那时没有胜利的喜悦吗？在书里，你把这一章的题目叫作“胜利的苦恼”。
灰娃：胜利了是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快，因为对我们的教育一直是，革命是艰巨的、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我们就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没想到在我们这一辈就胜利了。所以那时对毛泽东的领导还是非常佩服的，觉得我们符合了社会前进的方向，符合了民心。现在来看，在革命推翻旧社会的那个过程，毛泽东有很多英明的决断，但1949年以后，他的有些想法是“极左”的。
灵子：“反右”的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感觉？还是更早？
灰娃：更早就有，但只是一种感觉，不够明确。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活得都不舒服？女孩子戴个花头巾，还得解释，这是多少年前买的，不能说刚到百货大楼买的。因为别人会说，你怎么有资产阶级思想？
那时候大家都互相监视、互相指责，你不给别人提意见，别人马上就给你提意见，没意见也不行，你为什么不关心党的事业？甚至你的表情都受批判。你的脑子走神了，没笑、没鼓掌，就有人问，你什么意思？你有变天思想吗？这些我当时都想不通，感觉中国人没有正常的人的生活，所以就怀疑，觉得难受。
灵子：那时你去了北大读书，当时学校里是什么状况？
灰娃：也是“极左”，哪像个大学啊，每天就搞运动：“高饶事件”、“反胡风”、“打麻雀”、“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跃进”、“批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右派”、“反苏反西欧”……你要是不热衷这些事情，就说你是“白专”，又白又专，批判有些用功的学生，提倡“拔白旗”。白就是反动。这我也想不通，用功的学生就批判，那大学培养的是什么人？我甚至觉得，是不是我们内部有坏分子，故意引导大家不学无术、破坏建设？
灵子：你也经常被批判吗？
灰娃：经常因为不够积极被批判。有一次组织去农田抗旱，大太阳晒着，劳动很重，肺结核忽然复发，半夜大吐血，染红了半个枕头。我爬起来走到校医院，大夫说要马上卧床，不许下地。结果开会时还是受批评，说你是一个党员，哪有一点党员的样子？抗旱你不去，你说你生病、你腰疼（我小时候骨折留下的毛病），我们怎么没觉得？我就觉得非常荒谬，腰长在我身上你怎么会觉得？
他们说，你还是一个延安来的老同志，你看延安时期你多纯洁，你瞧你现在！这些指责我听了特别难受。我也不知道我哪里不纯洁了。
灵子：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没有跟上党的政策？
灰娃：也怀疑。有一个时期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是“大跃进”、亩产几万斤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说中国很快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到那时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多么美好。还说，你们跟不上，你们就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每个人都恐慌，就怕自己跟不上。我也恐慌，自己要跟不上怎么办？
灵子：你说那时在苦闷中读鲁迅，“越读越糊涂，也更怀疑现实这一切”。这话怎么说？
灰娃：我印象最深的是鲁迅讲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关系，说政治家总是让文艺家就范，文艺家就不就范。我就想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文艺家总要突破这个规范，一旦突破，就要整治你。我就想，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完全跟旧社会完全不一样。
我小的时候，受了党的教育，认为旧中国什么都不好，新中国一切都好。这就不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直到“四人帮”倒了以后，我看很多学者的文章，才慢慢启发了我。这个民族就这么曲曲折折走过来的，应该客观地看当时的情况。
灵子：你十二岁就被带到革命区去，十八岁入党，一直接受的都是党的教育，就是要跟着党走，个人只能服从，胡思乱想就是反党。但你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思考和质疑，这在延安走过来的人里，真是非常少见，也很难得。
灰娃：1942年以前的延安，是深深印在我身上的一个烙印，那也正是我发育成长的时期，所以那个环境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我没有变成现在一些老同志的样子。据我知道，有的人还认可那一套“左”的思想。我不认为“左”是好的，我认为它绝对是一个破坏，使中国社会数十年里停滞落后。
我用我自己的想象理解革命
灵子：“文革”期间你开始写诗，你说感觉是命运把你带进诗歌，而不是自己主动去追求的。写诗对你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灰娃：影响很大。我写诗就是由于心里有很多东西要说，并不是事先想着要做一个诗人，是诗自身从我心里显现。写诗给人很好的感觉，让人的精神升华，处在创作的时刻就是人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候。我但凡要写一首诗，心里就像是有音乐有韵律，无论做什么，它都在我心里奏响，甚至用节奏引领我的动作。所以我的诗读起来能形成一种旋律、一种节奏，可能我生来对音乐比较敏感。
灵子：一般什么事情会触动你写诗？诗集里面的作品，似乎大部分是由悲观、绝望的事情而来。
灰娃：总是有苦恼，现在年纪大了以后，特别是对人生的感慨。最近我写了两首诗，因为张先生（张仃）去世以后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老觉得自己现在不是活着，而是我死了，又回来看我这个地方。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是我的灵魂回来了，不是我本人活着。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我回到原来住的这个地方，我生前那些痕迹怎么找不到了呢，我那些朋友的脚步声、笑声到哪里去了呢，我生前总有很多事情，我那些事情、那些愿望又到哪里去了呢？另外一首，是我经常到张先生的坟墓上去扫墓，总觉得墓地里有很多声音。这种很幽暗的、很细微的感觉会触动我，我会把这个写出来。
灵子：很多人评价你的诗歌，用词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话语的浸染。
灰娃：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作品。我为什么1949年以后没有跟很多人来往呢？因为我说话都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一说话，他就认为我不对，但我不认同，就没办法交流了。
灵子：你书里面经常提到很多困惑，比如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直追问，但没有答案，还多次提到希望有学问的人去做研究。有没有特意找一些这方面的书去看？
灰娃：我比较注意读这方面的文章，不是文学方面的，而是政论方面的，讨论中国社会怎么发展的。但凡我有时间、有精力，这种文章我都看一看。我看这些文章才知道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套，框架都是从前苏联搬来的。我们应该摆脱前苏联这一套，应该建立一个更先进的社会。
我经常注意这方面的书和文章。比如我们老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几篇文章，都是讲我们要暴力革命，推翻一个阶级，建立新的政权。但是恩格斯到了晚年修改了自己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不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包括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我看书才知道这个，以前我们的教育不教这些，或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就知道了，但是我看到有文章这么说，能帮助自己思考。实际上，在这方面我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我看到一些人，比如周有光、何兆武，他们的思考多好多深刻啊，我不行。
灵子：你书里反复说自己以前是“光长个儿不长心”，其实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正因为这样，那些错误的理念从没进入你的内心，从没得到你的认同，这反而保护了你，使你没有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灰娃：对。我有个朋友说，我是用我自己的想象理解革命。我理解的革命都是1942年以前的环境给予我的，让我想到革命就都是美好。所以一碰到“极左”的事、不合理的事，自己就觉得打击很大。
到了北京之后，人与人之间不说真话，不存善意。这让我很受刺激，就患了轻微的被虐症，看见有人扬手，我就觉得要打我。到“文革”时期，已经发展为精神分裂，安定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大夫隔一些日子就到家里去看我，跟我谈话，解除我的恐惧心理。
我遗憾自己成熟得太晚
灵子：你经历的三段婚姻，带给你怎样的影响？
灰娃：这三个人都是好人，我遇到他们非常幸运。比如白天，我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人像他修养到那个份上。中国人讲慎独，就是没有人监督我的时候也能做到应该怎么样。他在“文革”中受批判，是因为他反对机械地学前苏联，人家就说他反对党“一面倒”的政策，反对列宁的路线。每次批判完了，换别人就赶紧说党是对的，我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他不是，他每次都是一句话，说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后来跟赫鲁晓夫掰了，全中国都反“苏修”了，他这个问题才不了了之。
张先生也是非常纯粹的艺术家，他从参加革命开始，没有浪费过一天的生命，每天不是艺术创作就是阅读或工作。他对人一点心眼都没有，一生与人为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深圳中英街买东西，有一个人特别胖，买了个背心，刚把扣子扣上就崩开了。我笑起来，张先生不让我笑，后来批评我说，你不能耻笑别人生理的缺陷，因为生理是不由人的。他是很正派的一个人，我从没听到他说过一句有损于人格的话，也没有见到他做过一件有失尊严的事。
灵子：张仃先生怎么看你的写作？
灰娃：我的书出版时他已经不在了，他是2010年2月去世的。但是我写这个东西，经常跟他谈，我的想法他都知道。他老说你说话应该注意，要不，再搞运动你就是重点。他知道运动整人的时候一点道理不讲。他太知道了，自己挨过好多次整。
灵子：现在回头看，觉得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灰娃：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把时间都玩过去了，都浪费了。我经常想这个问题，觉得很遗憾，我应该更用功一些。另外就是我的三次婚姻，觉得每个人都不错，但跟他们都不能到头。我跟他们在一起时，他们都比我懂事，就我成熟得晚，不够懂事，没有像现在这么理解他们，我也很遗憾。
灵子：你现在一天大概怎么安排？
灰娃：我上午休息，因为年纪大了，上午基本上都不能看书，躺一会儿，然后起来散散步。到了下午我有精神，吃了中饭稍微歇一会儿，起来看看报、看看书。我写诗有一个最困难的，我非得心里很想写，有感触才行，要没有感触，想坐在那拿文字写上一首诗，做不到。写出来以后我再把它改一改，打磨打磨，删掉不需要的字，差不多了就给人家。所以我的产量很少。
去年我抑郁症很严重。这次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总怕，总觉得有人要迫害我，这回就总想着死，就愿意在家里，不愿意出门见人，没有力气，厌食。我一直吃药，现在好多了。我能好，还真是很高兴。
灵子：经历了这么多运动、这么多变化，现在对人性是悲观还是乐观？
灰娃：有时候比较悲观，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想不通为什么人心有这么多阴暗、这么多恶的东西？为什么别人的痛苦他认为是他的快乐？他不希望别人快乐，希望别人有点倒霉事，他就高兴。这种人最适合在搞运动的时候掺和。但是想一想，人有可恶的，也有美好的，人就是这么复杂。
原刊于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第6期。
本文得董炳月先生鼎力支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