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常说季先生像个农民般质朴，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季先生的朴素其实是待人接物的分寸感和得体举止的自然的流露，是宋儒式的分寸的展现，和没有多少修养的天然的淳朴和简单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像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季先生八十年代那个故事，我以为就有误解在。故事是说季先生像个看门老头，一个北大新生就让他看着行李，一看就是好半天，季先生却全无不满，后来学生看到在开学典礼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副校长正是此人，才顿感惊讶和钦佩。人们一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季先生不拘礼节，也说明他的朴素如同农民，乐于助人做好事。这种说法当然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毕竟这些说法还是隔了一层。季先生的气质其实远不是一般农民的气质，谈吐举止也自有儒者的气象。这当然不是说农民的气质就不好，只是季先生的朴素和一个农民的简单是大不相同的，其实一看就知道是个饱学的老先生，望之俨然，不可能是看门的。只是学生涉世未深，只在中学里一门心思应付高考，没有什么阅历，看人的眼光不行而已。别人的请托，尤其是这样的小事，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学生也不容易，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这其实是季先生谨守礼节的表现，是先生的分寸。这正是儒者的“修己以敬”的涵养。并不是脱略行迹的表现。其实这完全不意味着老先生就对于这个学生有过度的热情，和我们理解的热心做好事的行为还是不尽相同的。行事有礼，其实既有亲切，也有距离；既温和诚挚，又井然有序，不会乱了分际。季先生的待人接物的“好”，其实是老辈的儒者风范的表现。看起来是客套，其实是一种“礼”的表现，和乡下不拘礼的打成一片的热情其实不是一回事。
很多和季先生一样的老前辈，虽然学贯中西，但待人接物的底子还是小时候学到的一套儒家的“礼”。就像钱钟书先生这样才气极高的人，虽然在学问和创作上都是不得了的。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是有些恃才傲物，未必看得起人，也时时露出掩饰不住的尖刻和对于人世的洞察力，但待人接物的礼节还是非常讲究的。余英时先生就看得清楚：“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所以，后人常常觉得钱先生有时候对于晚辈夸奖过多，“奖饰溢量”，而且觉得他的一些书札中对于友人或者前辈的著作诗文也夸奖的过分。其实这也是老一辈人做人的常态。正像刘衍文先生点明的：“首先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于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其实就是“礼”的作用，诸事往往并不说明白，真实的看法和面上的客气之间颇有距离。这其实就是得体。举个小例子，有晚辈的学人看到钱先生的来信称他为“兄”，以为是钱先生对于他有高度评价，其实这是一般性的礼节，因为传统上只要不是你的学生，即使是晚辈也要一律称“兄”，只有真正的学生才会称“弟”。这看起来好像表面客气，其实是出自“礼”的要求。对于老辈人的一些夸奖，年轻人只能当成激励。当然其实老先生的夸奖都是善意，因为，他由于有“礼”，往往对于人有格外的体谅，觉得你不容易，也作出了努力，不好意思点破一些毛病，这是对于人的分寸。所以老先生夸奖不一定是大实话，但其实批评要求才说明他对你有所期望和认真看待。老一辈人即使有看法和意见，也会说得含蓄而得体，既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又谨守礼节。
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这些“礼数”几乎在当下看不到了，也难以为人所理解了。看看今天网络里的激烈痛快的言论，报刊中的慷慨凌厉的时评，确实让我们觉得今天的文化的潮流其实是倾向于激烈的。不禁让人感慨前辈的气象风范里其实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再琢磨思考。今天想来，这种谦和守礼一方面当然会有时不一定直言不讳，显得不够明快，可能有所局限；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种分寸感和对于世间万物的通达的理解，也是人生的智慧的体现。激烈往往是口舌之快，其实也如风过耳，未必真有力量。而且激烈过多，让人习惯了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反而是老一辈在谦和守礼的风度中显出的从容和淡定以及他们在其中流露的人生态度耐人寻味。
二十世纪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这些前辈也已经凋零了。但他们仍然会让我们偶一怀想，有无尽的感慨。
十九中的回忆
十九中是我生命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青春时代的成长经验的关键的一章。它不仅是短短的四年多的学习，不仅仅是人生里短促的片断时间，不仅仅是少年青涩的回忆，而且是生命旅程的不可忽略的感情和理智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个校园，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的是不可磨灭的生命印记。我们在一起的四年其实是我的心智和身体都在成长的经验。所以，十九中是我的青春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我是1976年的早春进入十九中的，那时正是“文革”的最后时刻，学校里仍然很乱，教学的秩序也不好，似乎也没有多少学习氛围。当时我们的年级人数很多，有八个班，学生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社会的搅扰不安也多少投射在学校里。当时“文革”的狂热的激进已经消退，一种困顿的情绪构成了社会的主调，当时正在青春期的年轻人的迷茫和困惑也异常清晰，于是少年人的消极就会在学校里变成问题。所以当时的学习氛围并不浓。但老师们仍然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苦口婆心地教书，用劝说、恐吓和鼓励让学生们努力。他们当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着，守住了许多基本的价值。他们努力维护秩序，努力保持尊严和品格，在一种不确定的氛围中为了我们的未来而默默地努力。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傅老师年轻的脸上时时闪出的忧郁。
“文革”结束，社会的变化和高考的恢复给了全社会一个尊重知识的新的开端，这个开端其实也是走向今天的开始。从那时起，学校的秩序变得好了，大家开始努力学习，老师们也理直气壮地开始加强管理，学校开始分班，有所谓的快一班和快二班，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分到快二班，就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感到不安和焦虑，家里的父母也急得不得了。只有加紧学习，希望能够迎头赶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了相当激烈的竞争，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会写成榜张贴出来，形成一种压力。这时，我第一次体验了面对人生的挑战的艰难。虽然这些艰难可能在他人或者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将来面对人生的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因为，那些最初的竞争时刻在激励我努力向前。在面对人生更多，更复杂的挑战的时刻会有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坚定的努力。当时我的同样来自民族学院的两位同学：于小鼎和李春兰提前一年考上了大学。他们的成功一面激励了我，让我羡慕他们的成绩；另一面也刺激了我，让我觉得我的同年级的同学里有这样优秀的人，我如果不努力就不会进步，这让我努力向前。我觉得那时我们所学到的似乎是一种突然的开放和变革带来的对于梦想的追求，一种新的凭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就可以进步和发展的理念开始深入我们的头脑。今天想来，那些看起来相当严峻的竞争，其实是良性的，大家在奋斗中互相慰勉，在竞争中一起分享的那份情谊和认同都是难忘的。大家都有一种面对未来的期望，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发展的动力，也是我们今天宝贵的“中国梦”的最初的开端。
虽然教过我语文的刘允正先生是一位文质彬彬的长者，总穿一件中式的衣服，有优雅的儒者气质，他不仅仅教我学习古文，而且还讲过许多至今我还能记得的人生的哲理。他经常希望我们成为一些有品格和品味的人。刘先生给我的教益让我终身受益。另外一位语文老师孔璧老师、教数学的张鸿年老师，教英语的张遇老师等，都对我有许多帮助。还有许许多多的身影和面孔都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了一种精神的鼓励的安慰，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些基础的知识，而且是对于人生的基本的看法和基本的态度，这些都让我有面对人生的方法和力量。应该谢谢我的所有的老师和我的所有的同学们，你们给予我的财富并不是金钱，而是一个人的生活在遇到困扰和挑战时的从容和机敏。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知道中学教师是何等有价值和如何艰苦的工作，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群青春期的少年，他们要让这些少年有面对人生的基本的准备。他们要克服厌倦、疲劳和困难，要面对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会坚持。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师。十九中的生活很快结束，我上了北京大学，从此在这里呆了下来。但十九中给予我的东西是难以忘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于人生的未来有乐观的梦想，对于自己有一种自信和肯定的精神。在《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面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就是对于评价一个社会有许多不同的数字和指标，但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却是要“看看你的社会是回忆比梦想多，还是梦想比回忆多。”他认为，一个社会需要那种正面的，肯定生命的梦想。人不应该一味沉溺在过去的光荣之中，而应该努力“想象更好的未来，并加以实现。”他劝告人们：“当战略上乐观，梦想比回忆多的一代，每天早晨醒来时不仅想象世界会更好，也每天努力实现那份想象力。”十九中和它的老师们告诉我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精神。
今天的回忆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梦想的光芒，我希望现在的十九中和它的老师同学都有最美的梦想，最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