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大师乌尔里克·奈瑟尔认为，记忆并不像回放磁带或者欣赏图画，它更像讲故事。而记忆的故事经常会直指过去，同样也会引向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走神都取决于我们的记忆。没有记忆，思想将无处漫游。记忆为联想提供了素材，从而赋予了我们回顾过去、构建未来、产生想象的能力。哪怕再混乱的梦境，也是把记忆中的人物、地点、事件、胜利、失败杂乱地、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想要探究走神的真相，我们需要先研究一下记忆是怎样运作的。
记忆的构造并不简单，它至少包含三层结构，最基础的一层是我们习得的技能。走路、说话、骑车、弹钢琴、打网球、用智能手机发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自然而然就学会的技能。虽然根据人的正常生理机能，我们在幼年时期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走路，但婴幼儿时期的我们也曾花时间不断地练习这个新学会的技能。说话的能力似乎也是人天生就具备的，但是我们所学会的具体语言，甚至于我们所用的特定发音方式，都是来源于大量说话后的经验积累。世界上的语言有7000多种，包含着各不相同的发音规则，而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学会其中的某一种或者某两种。就算看上去差不多的两种语言，细究其内里，也竟有天壤之别[1]，甚至于随着孩子进入青少年阶段，父母会发现越来越听不懂孩子们在说些什么。
一旦学会，我们就会一直拥有某种技能。尽管高龄和关节炎最终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但我们始终不会忘了怎么骑车。但是，我们也可能失去一些技能，特别是那种年纪大了之后才学会的。我曾经陪着我四岁的儿子去学习竖笛，并且当时吹奏得还不错，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连一个指法都想不起来。随着我们慢慢变老，我们的语言能力也会减退，想不起来的词也会越来越多。在童年时，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学会任何语言，可是成年后我们学习外语会十分吃力，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母语的语法规则完全不同的外语，想要学会更是难上加难。我看着少年们用智能手机发送信息，大拇指在小小的字母键盘上翻飞，深深觉得这是一项我永远都不可能学会的技能。
有些技能会出现在我们走神的大脑中，尽管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些技能，但在白日梦中，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它们。我有时会幻想自己在打壁球或者曲棍球，带着岁月沉淀的熟练，但在现实中这些运动已经离我而去。看橄榄球赛时我会幻想自己从对方选手的人堆缝隙中挤出，带球得分，可这些现在都仅仅是幻想。走神幻想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脑海里恢复一些不再具备的技能。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会变得不快乐，正如上一章提到的那样，我们突然被打断，迅速被拉回现实，有种幻想突然被夺走的感觉。
记忆的第二个层面是知识，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集合。我们的知识是以百科全书和字典的结合体形式存在的，这同时也是一个体积巨大的存储系统。首先，这个系统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字词和它们的意思。本书的读者应该都拥有大概50000词的词汇量，我们认识并且在日常对话中使用的物品名、人名、动作、数量等等加起来也差不多是这些了。我们知道很多地名——城市、海滩、滑雪道、常去的咖啡厅。我们认识老师教给我们的一些术语——变格、拉丁语名词、水的沸点、光合作用的原理。人们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写成一本本的书籍，就像我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一样。
我们还了解身边人的很多信息。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儿、有什么习惯、他们的网球打得如何、玩牌的时候会不会作弊，等等。我们甚至还会了解点儿自己——当然都是一些粉饰过的信息，和别人对我们的了解不太一样。当诗人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在诗中描述自己时，他写出的也许是真相。
认识李尔先生真开心，
他写出了如此多的诗句。
有人说他脾气差又怪，
但也有人说他并不坏。
他思想实际、为人挑剔，
他的鼻子大得出奇。
他的长相多少让人害怕，
他的胡子十分像假发。
这首诗的后面也延续着这几句的风格，毫无疑问，既包含事实，又包含着诗人的遐想。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结构都是持续且稳定的，但我们也会忘记一些事实。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学校里学的，可是高中和大学的知识现在你又能记得多少？你可能以为没多少。不过，当你的孩子开始念书、需要你辅导的时候，这些知识又会一点点回来，比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或者法国大革命的日期。虽然我们早期学到的知识可能会消失无踪，但我们的知识量依然庞大，这正是人类与众不同的标志。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狐狸知道所有的事，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但是我们人类远超他们——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记忆的第三层是关于我们生活中特定事件的记忆，这一层被大家称作情景记忆。正是在情景记忆中我们才会用到“记起”这个词，而“记起”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大脑走神的一种形式。上文所说的知识是一种基本稳定且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系统，“记起”的内容和知识不同，它更像是过去的动态情景重现。由于我们记得的事情基本上都很主观，因此这些事情就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自我”。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事实都是和别人共享的、一致的，可是我们的情景记忆却是各不相同的。
虽然我们会逐渐忘记一些技能，我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偶尔也会消失不见，但在记忆的三个层面里最不易保存的还是情景记忆。相比我们生活的时间之长和内容之复杂，我们能记得的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中很少的一部分。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r Kundera）在他的小说《无知》（Ignorance）中写道：
我们实际生活的时间长度与这段生活映射在我们记忆中的时间长度存在着某种比率，这种比率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特质。从没有人试图去计算这个比率，也不存在任何计算方法，然而我敢信心十足地说：记忆的长度只是实际生活的百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于只有一亿分之一。简单地说，我们的记忆只是实际生活极其微量的一小部分，这一事实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特质。如果有人可以记住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如果他能够随时记起过去的任何片段，那他绝非人类，无论他的爱、友谊还是他的愤怒、宽恕力和复仇心都与我们人类截然不同。
好吧，他的确有点夸张。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以一亿分之一来计算，在整个一生里难道我们只能记住大约15分钟的生活内容？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能记得更多吧。
如果存在外界压力要我们尽可能多地回忆，我们也能够从过去的记忆中多提取出一些情景片段。在我的同事唐娜·露丝·艾迪斯（Donna Rose Addis）负责的实验室里，我们从一款名叫《妙探寻凶》的桌游里获得了灵感。在这款桌游中，参与者彼此竞争，看谁能最快找出凶手、凶器和案发地点——比如教士格林、烛台、台球室。在实验中，我们让被测试者从过去的经历中回忆起大概100个情景片段，每一个情景片段都要包含一个人物、一件器具和一个地点。后来我们将这些人物、器具、地点打乱，让被测试者生成新的情景片段，被测试者不费什么力气就回想出了数量相当的情景片段。事实上，当我们聚精会神去回忆时，可以回忆起过去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将我们人生中某段值得回忆的经历写成传记。但是，关于我们所遗忘了的大量事件，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的确已经将那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翻看自己的旧照片，发现有些照片上的景象如此陌生，好像在看别人的照片一样。
失忆症
前面说过，情景记忆不易保存，这一点在失忆症的病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许多失忆症患者而言，受到最多影响的就是他们对于过去事件的记忆，甚至有些人会丧失所有过去记忆。曾经有一个失忆症的案例被学界广泛地研究，案例中的患者叫作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亨利的案例几乎被认为是神经学历史中最有名的案例，2008年，当82岁的亨利离世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都刊登了他去世的讣告。亨利在27岁时因患有顽固性癫痫而接受手术治疗，可是手术破坏了他脑组织中负责情景记忆的部分，他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之前的生活记忆也基本丧失了。但亨利仍然可以自如交谈，他的智商也高于平均水平。1968年，这个案例的一位研究者在报告中写道：“他（亨利）的语言能力没有受到影响：他可以重复句子并运用复杂语法转变句型，他可以理解笑话的笑点，甚至于那些靠语义歧义形成的笑点。”
在那场改变命运的手术之后，苏珊娜·科金（Suzanne Corkin，一开始是麦吉尔大学的研究生，后来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直将亨利作为对象进行测试研究，她很了解亨利，但亨利却无法记得她，每次见到她都如同初次见面，反复讲述自己仅记得的一些童年的经历。下面是亨利和我曾经的同事詹妮·奥格登（Jenni Ogden）的对话，从这小段对话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亨利的性格和状态：
詹妮：“你觉得你现在多大年纪？”
亨利：“大概34岁左右吧，我觉得是。”
詹妮：“那你觉得我多大年纪呢？”
亨利：“嗯，我觉得你27岁。”
詹妮：“（笑）你真会说话，实际上我37岁了。”
亨利：“37岁？那我肯定比你岁数大。”
詹妮：“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比我大么？”
亨利：“是的。”
詹妮：“你觉得你现在多大年纪？”
亨利：“嗯，我总是有点儿想得太多，嗯，估计38岁。”
詹妮：“38岁？你看起来很像38岁！你知道么，你实际上60岁了，前几天你刚过完60岁生日，还有一个大大的蛋糕呢。”
亨利：“看，我什么都不记得。”
令人惊奇的是，亨利可以准确地画出他在手术后搬入的房子的平面图，尽管他花了好几年来建立这个记忆。因此，亨利具有一些掌握新知识的能力。他也可以学会新的技能，虽然他会忘记学习的过程。例如，亨利曾经进行过“镜描”——研究者要求亨利描画一个五角星，同时在描画中保持铅笔在规定的范围内，但是他只能通过镜子反射看到五角星和自己的手。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练习（你可以试试），因为要做的动作和在镜子里看到的景象正好相反。在连续的几次训练中，亨利的进步很大，在最后一天，他已经能够很轻松地画出五角星，他说：“这件事很奇怪，我本以为会有点儿难，可是看起来我完成得不错。”
英国的音乐家克莱夫·威尔林（Clive Wearing）的病例是这一领域里的另一个著名病例，他是古典音乐方面的专家，曾在BBC广播电台享有盛誉，他曾创建“欧罗巴歌唱者”——一个著名的业余合唱团，并在演出中连续获得成功，还曾负责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大婚当天演唱BBC第三电台的所有歌曲。1985年，正值克莱夫的职业高峰期，他却被查出患有疱疹病毒性脑炎。这种病症是由一种单纯性疱疹（唇疱疹病毒）引起，但在以往病例中这种病毒很少会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尽管在确诊之前，克莱夫就开始服药来对抗体内的病毒，但那时他脑中负责形成新记忆的重要部分和一些已有的记忆已经遭到了破坏。
不幸中的万幸，克莱夫大脑中还保留着以前的技能和知识，他仍然可以交谈、弹钢琴、作曲。他记得自己已婚，虽然无法回忆起婚礼的场景；他知道自己是音乐家，只是无法回忆起任何的演出。他失去了大量的记忆，尤其是与生病相关的记忆。他认得自己的孩子，但是觉得孩子们比他印象中要大许多，而且记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几个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身处的年代。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颇多，如他在哪里长大，战争中他躲在哪里避难，他甚至记得自己曾获得奖学金，就读于剑桥的卡莱尔学院，但是他却再不能学会新的知识，他的知识存储也一下子倒退了好多年。
更糟糕的是，克莱夫完全失去了情景记忆——他的记忆只能保留几秒钟，虽然足够他与人交谈，但是他很快会忘记先前在谈的话题。2005年，英国独立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称他为“只有七秒记忆的人”。由于他的短时记忆区间太短，他常常惊讶于自己刚做完的事情。克莱夫喜欢玩牌，出牌之后再看手里的牌时，他往往会很惊讶于自己出的牌，他会说：“这些牌不是我出的，我之前（手里）没有它们，我不明白……这太奇怪了！”
还有一个著名的病人，在许多文献中被称为“K.C.”，此人的知识存储完全没有受损，但是却不能记起之前的任何具体事情。他不仅想不起短暂的、一次性的事件，就连那些持续了几天的事情也无法想起，比如一次列车脱轨事件造成化学毒气泄漏，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离家逃生，这样的事情他也想不起来。他在智商测试里表现正常，知道自己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自己的生日、他9岁之前居住的地址、曾就读的学校名称、曾拥有的车的品牌和颜色、父母度假小屋的位置以及到他多伦多的家的距离。他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其中的情景记忆很少。
“柯萨科夫综合征”（Korsakoff Syndrome）是由于长期酗酒引起的一种病症，患有这种病症的患者的记忆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著有《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他在书里写过一个名叫吉米·G.（Jimmie G.）的人，吉米在二战结束之后就不能形成新的记忆了，尽管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却仍然以为现在还是1945年。他每次照镜子时都会十分诧异，因为他仍然以为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年轻健硕。而过度饮酒的一个好处便是可以在醉意中觉得自己变得年轻，当然，只要你远离镜子。
换个角度讲，这些失忆症的患者在大脑漫游时都会受到局限，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自如地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于是乎也就不能享受到怀旧的乐趣了。
超级记忆
如果我们因为记性不好而难过失望，那么这种难过失望的情绪就会成为我们记忆的阻碍。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有着太多的组织和功能，十分拥挤，以至于没有空间来容纳其他的东西，甚至于各部分之间也会互相抑制。有种症状叫作“学者综合征”（Savant Syndrome），其患者具有十分强大的记忆力，但是在其他方面会有缺陷。金·皮克（Kim Peek）是这一症状的典型病例，他就是电影《雨人》的原型。他在2009年去世，享年58岁。金被他的朋友称为“金电脑”，他从18个月大开始能够记住书中的内容，到50多岁时他已经可以背诵出9000多本书的内容。他的知识存储容量巨大，包含历史、体育、电影、太空探索、文学等方面的许多知识。他对古典音乐了解甚多，中年时期甚至尝试过自己演奏古典音乐。和其他的学者综合征患者一样，只要给他一个日期，他可以马上准确地说出那天是星期几，这是超强记忆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标准智商测试中，皮克只获得了87分（普通人的平均分是100分）。他走路的姿势和常人不同，自己不能扣衣服上的纽扣，也不能处理日常家务，理解抽象想法也十分费力。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其他脑部技能有缺陷的情况下，一个强大、事无巨细的记忆系统仍然可以正常运转；记忆能力如果很特殊，也许会损害关系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所谓的树叶太多，反而看不见树木的躯干。
还有一位学者综合征的患者也很出名——丹尼尔·塔米特（Daniel Tammet），他接受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的挑战，一周内学会了说冰岛语，他因这一次的挑战成功而一战成名。2004年3月，他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22514位。他说自己可以在大脑中看到“复杂的，多维的，具有颜色、质地、形状的”数字，这种能将一种感官中的事物与另一感官中的性质相关联的能力叫作“联觉”。而在塔米特的大脑里，圆周率的一长串数字可以变成三维全景图，按他的话说，“这幅美丽的图画深深吸引了我”。他也会将自己大脑中“联觉”的景象转化为诗歌，下面这段来自于他去冰岛旅行后有感而发的一首诗歌：
在城市和乡镇中
我看见人们在彼此交谈
将他们的呼吸
和柔软、多彩的词语缝合在一起。
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ii）的案例不太一样，他在许多文献中被称为“S”。1968年，俄国精神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夫·鲁利亚（Aleksandr Romanov Luria）在其所著的《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Mnemonist）中记述了舍雷舍夫斯基的强大记忆力。舍雷舍夫斯基的记忆力似乎没有止境，他可以将一件十分细小的事情在记忆中保存极长的时间，例如，他可以准确地记得16年前鲁利亚给他看的单词表。他的记忆力主要是视觉记忆，当遇到要记住的词语或者数字时，他可以在大脑中将它们转化——在空间顺序上重新排列，或者通过运用“轨迹记忆法”想象它们处于熟悉的地点，然后去这些大脑中的地点来“寻回它们”。
实际上，舍雷舍夫斯基记忆的独特性对于他自身而言是一种困扰，因为这种记忆力使得他不能形成综合的概念。他读不懂小说的含义，因为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他想象出具体的场景，然后在下一阶段发现他的想象充满矛盾。同丹尼尔·塔米特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联觉”能力的人，在他的脑海中，语言都伴随着视觉画面，例如“喷”或“溅”这样的动词，配以每秒30赫兹、 100分贝的声调，就会让他联想到“一条12—15厘米宽、陈旧生锈的银色带子”。
你可能会认为他算是幸运的——毕竟我们有的人想不出来陈旧生锈的银色是什么样，但事实上超强的记忆力和侵入式的视觉画面，对于他正常生活的干扰十分严重。鲁利亚曾经引用过一个舍雷舍夫斯基记录的例子：
有次我去买冰激凌……我走向小贩，问她都有什么样的冰淇淋。她说：“水果味冰淇淋。”但是她回答的声调反映在我的脑海里是一堆煤，或者仿佛煤渣从她嘴里喷出来，在她这样回答之后，我实在没办法买任何冰淇淋了。
“轨迹记忆法”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技巧，并不一定是“联觉者”所特有的，但是恐怕在这一技巧的运用上，很少有人能达到舍雷舍夫斯基的水平。轨迹记忆法实际上是走神，或者大脑漫游的一种实际应用，只是这种走神是被大脑所控制的。据古罗马哲学家、文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记载，这种方法是由一位名叫西蒙尼戴斯（Simonides）的希腊诗人发现的。一次宴会上，西蒙尼戴斯正在为一群有钱的贵族表演时，突然被两个神秘的人物叫到了外面，这两人正是奥林匹斯山之神卡斯托和波拉克斯的信使。他刚离开，宴会厅的屋顶就发生了垮塌，里面的人无一幸免。贵族们的尸体血肉模糊，难以分辨，还是西蒙尼戴斯过来一一指出每个贵族就座的位置，才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基于这个故事，据说古希腊和罗马的演说家们都使用轨迹记忆法来背诵他们的演讲稿。
轨迹记忆法后来又经过了一位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改善。1596年，利玛窦写了一本名叫《西国记法》（Treatise on Mnemonic Arts）的书，提出了一种可以帮助中国考生在科举考试中记住浩瀚如海的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想象中的“记忆宫殿”，这个宫殿由一个大厅和许多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图画，图画描绘的都是令人情绪起伏的场景，如战争、宗教祭祀等。该方法的总体思想就是将想要记住的事物与这些图画联系起来，形成令人激动或者令人吃惊的联系，这样一来，稍后我们的思想漫游在宫殿中时，就能想起要记住的事物。
甚至到现在，世界顶级的记忆大师们仍然选择轨迹记忆法作为记忆事物的技巧。它的使用者之一，中国商人吕超，保持着圆周率背诵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06年，他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67890位（他背错了第67891位的数字），将塔米特保持的记录提升了3倍。还有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学学生，文献中称其为（也许是戏称）“派”（PI）。他能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216位，据称他在背诵过程中背错的次数不超过24次，听起来好像背错很多次，但是平均下来相当于每212位仅仅背错1次。记录里并未写明他背错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想象中的地点含混不清造成的。舍雷舍夫斯基偶尔会记不起某个事物，因为他在脑海里把这件事物放在了一个昏暗的位置，但是这样的问题有时可以通过在这个位置点亮一盏路灯而得到解决。
然而，后面例子里的人和舍雷舍夫斯基的情况不同，他们相对更正常一些，只是“派”对于事件和面无表情的面孔的记忆力很差——他记忆饱含情绪的脸孔时会稍微好一点。抛开这些例子不谈，像轨迹记忆法这样的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受关注了，毕竟我们可以上网查询圆周率，随便到哪一位都可以，而且，谁又会用到圆周率的216位呢？
伪记忆
在生活中，我经历过的一些骇人的事情，其中有些的确发生过。
——马克·吐温
我们的记忆不仅不完整，还经常不准确，有时我们所“记得”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假记忆研究领域的佼佼者——生动地描述了她妈妈去世时的情景。那年她14岁，正在她的姨妈家做客。她记忆中那改变命运的一天晴朗明媚，她还能记起松树的样子、气味和冰茶的滋味。她看见妈妈穿着睡袍，面朝下飘在游泳池里，吓得大哭大叫。后来她看见警车上闪动的灯，也看见妈妈的尸体被担架抬出来。但是，这段记忆是假的，发现尸体的不是她而是姨妈，而她当时正在睡觉。
我有一段很清晰的记忆，那是1981年，新西兰和南非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有一场著名的橄榄球比赛。当时，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正如火如荼。一架小型飞机载着两个示威者向运动员投掷面粉炸弹，其中一个炸弹打在新西兰全黑队的球手穆雷·麦克斯提德（Murray Mexted）身上——我私下认为这次事件对于穆雷影响深远，他成为橄榄球解说员之后经常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可能就是这次受伤造成的。然而很遗憾，后来我发现被面粉炸弹砸中的人并不是穆雷，而是盖瑞·奈特（Gary Knight），而他后来说话用词很准确，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伪记忆很容易形成。当有人让我们形容一些情景，比如在商场里走丢、坐热气球游览、几乎溺水被救生员救起等，我们会给出很具体的答案，虽然这些事情也许从未在我们身上发生过。洛夫特斯写过另一个例子，人们观看了一个假广告，内容是到迪士尼乐园游玩，里面提到了兔八哥。观看之后，三分之一的人声称他们曾经去过迪士尼乐园并且在那和兔八哥握手。他们可以看到脑海里的记忆画面。然而，兔八哥是华纳兄弟的作品，不太可能出现在迪士尼乐园里。这个记忆明显是伪记忆。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曾经回忆起他4岁时候的一件事，他的保姆用婴儿车推着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这时一个男人跳出来想要绑架他。婴儿车的安全皮带紧紧地箍在他身上，保姆站在他面前挡住了歹徒，在扭打中，保姆的脸被划伤，皮亚杰说自己仍然能在脑海中看见保姆被划伤的脸。不过在皮亚杰15岁时，那个保姆写信给他说自己编造了整个绑架故事。
19世纪末期，人们将伪记忆称作“错误记忆”，据说“错误记忆”可以通过催眠来生成。催眠治疗师希波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曾经记录过一个可怕的案例，他曾在催眠一个病人时暗示那个病人曾透过一个锁眼看到一个老人强奸一个小女孩，女孩在挣扎流血，她的嘴被堵上。催眠结束时，伯恩海姆对那个病人说道：“这不是我给你讲的一个故事，不是一场梦，也不是我在催眠中给你展示的画面，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3天后，伯恩海姆让一个知名的律师朋友去询问那个病人，病人可以完整详尽地描述出该事件，尽管律师质疑事件的真实性，她仍然坚持说此事绝对是真实发生的。毋庸置疑，像这样的实验在今天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
“记忆可以被轻松植入”这种想法引发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思潮变革，当时，许多心理治疗师认为一个人成年后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所遭受的性侵害，但由于这些侵害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与其相关的记忆往往被压抑了，所以心理治疗的目的应该是恢复这些记忆，这样患者就可以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面对自身心理问题的真正原因并最终解决这些心理问题。这一观点在一本著作中被充分阐释和支持，这本著作就是由艾伦·巴斯（Ellen Bass）和劳拉·戴维斯（Laura Davis）撰写的《治疗的勇气》（The Courage to Heal），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988年，后来多次再版。虽然巴斯和戴维斯没有接受过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正规教育，但她们却“勇敢”地告诉读者们：
如果你不记得自己遭到的侵害，你并不孤单。许多女性失去了记忆，有些甚至从不记得。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没有被侵害。
在书中，巴斯和戴维斯还写道：“如果你觉得自己曾被侵害，生活中又存在着一些迹象，那么你就是被侵害过。”这样的说法显然犯了“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即从后件的真衍推出前件的真。这是一种无效推理）。当然，童年所受的侵害可以导致日后的心理问题，但是这不代表心理问题一定是由童年所受的侵害引起的。谋杀会导致死亡，但是并不代表死亡都是由谋杀造成的。不幸的是，大众对于巴斯和戴维斯观点的广泛接受，导致了治疗方案都是以恢复患者受侵害的记忆为目的而设计，十分激进，可是这种所谓的“侵害”实际上并不存在。
问题是，治疗师可能会在患者不知不觉间又给他们植入了新的伪记忆。当然，有些患者的确是因为曾遭受性侵害或者其他侵害而导致心理异常，但是认为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心理问题都是由侵害引起的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同时，一些无辜的人却因为没有做过的事情（施加侵害）而受到了指控。这个时期的种种遗憾引发了关于记忆力的性质和脆弱性的研究大量涌现，同时也时刻提醒着每个治疗师注意不要在治疗中植入伪记忆，也不要先入为主地判定患者曾遭受侵害，要考虑其他更可能的原因。
不管怎样，记忆是个靠不住的证人，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在诊所，单纯依靠记忆来做决定很可能会犯错，有时无辜的人会被判定为有罪，有时有罪的人却被判定为无辜。这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判定一个错误决定的代价有多大。到底哪一种的代价大呢？是没能发现一个真正的犯人或者虐童者，还是诬陷一个无辜的人虐待，尽管他从未做过？遵从罗马法律精神，现代宪法认为嫌疑人直到被认定为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以法律的眼光来看，宁可让一些罪犯漏网，也不能让无辜的人坐牢。但是，很多时候，具有欺骗性的记忆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记忆为什么这么靠不住呢？很显然记忆并不是过去的忠实记录，相反，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信息——有些信息是真的，有些是假的，而且信息总是不完整的——我们用这些信息来构建故事。美国诗人玛丽·豪（Marie Howe）曾说过：“记忆是诗人，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可能和记忆中的自己一致，至少部分相同，但我们的记忆如同外衣，可以被选择或修改来形成想要的自己，而不是真正的自己。1996年，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述说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访问波斯尼亚，在下飞机时遭遇狙击手射击，很英勇地跑向遮蔽物。而事实上，她的飞机安全着陆，迎接仪式非常平和，迎宾队伍里有一个微笑的小朋友，她亲吻了那个孩子。当然，也可能是她编造了这个故事在彰显自己的英勇，尽管如此，还是有些评论认为她真心相信自己的故事。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曾回忆起自己在二战时的英勇行为，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取材于老电影。他甚至认为自己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和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但是后来，他又说自己的一些冒险故事并不真实，他和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可能我看了太多战争电影了，有时候把电影里面的英雄人物的行为和我自己的现实生活混在一起。”
也许希拉里和里根二人都在说谎，但是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威廉·冯·希佩尔（William von Hippel）和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认为：自欺欺人能力的进化发展正是由于它使得人类的谎言不再容易被戳穿。故意说出的谎话很容易被戳穿，尤其当说谎的人和听众非常熟悉时——而测谎仪不太管用就是因为它们并不了解说谎者的一些特质。想要知道朋友是否说谎很容易，因为我们能看出一些不自然的犹豫和不寻常的过度掩饰，可是想要避免被花言巧语的陌生人蒙骗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说谎的人相信谎言是真的，并且和说真话一样平静地说出谎言，那么说谎人和听众都无法辨认真假。人们可能会相信他们伪记忆里的事件真实发生过，然后在脑海里创造更多的关于该事件的生动情景。
无论如何，如果所有的记忆都是准确的，并且被准确地描述出，生活也许会很单调无趣。已故的认知心理学大师乌尔里克·奈瑟尔（Ulric Neisser）认为，记忆并不像回放磁带或者欣赏图画，它更像讲故事。而记忆的故事经常会直指过去，同样也会引向未来。
注释：
[1]乔治·萧伯纳曾经说过：“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