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即在我出版第一部哲学“专著”《存在与事件》（1988）前后——我引入了哲学的前提（condition）的概念，你们会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找到这个词。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十分清楚地辨别人类可以实现的创造行为的真实类型，而哲学依赖于这些前提的存在。实际上，哲学之所以诞生于古希腊，是因为在那个国度里，自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全新的关于数学的观念（演绎推理的几何学和算术）、艺术活动（人文化的雕塑、绘画、舞蹈、音乐、悲剧和戏剧）、政治（民主的发明），以及情感状态（爱的移情、抒情诗等）。所以我提出，唯有当四种不同类型的“诸真理”（这就是我基于哲学上的理由给它们的命名），即科学、艺术、政治和爱之中出现了新的发展之后，哲学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因此我很积极地接受了尼古拉·张（Nicolas Truong）的邀请，在阿维农（Avignon）与他进行了一场关于“爱之颂”和一场“戏剧颂”的对话；同样，我也接受了吉尔·艾利（Gilles Haéri）的对话建议，在里昂的吉耶宫[1]（Villa Gillet）举行了一场“数学颂”的对话。前两次对话已经在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出版社的“伏尔泰咖啡馆”（Café Voltaire）系列出版了，第三本也是这样，而数学颂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剩下我需要做的就是再写一本“政治颂”，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