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
第三个大领域就是要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但要意识到其限度。任何社会，在穷人还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时候，很多政策很容易倾向民粹主义。不过，民粹主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所有政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执行下去的。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吏治改革。
其一，要改革工资制度，给官僚体系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人们经常质疑高薪养廉制度。高薪不一定能养廉，因为人的贪婪是无限度的。但如果官员没有一定的薪资水平，腐败就成为必然。如果官员不能够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权力寻租行为。中国官员大面积的腐败所累计起来的钱，足够实现“高薪”了。如果实现不了合理的薪资水平，永远跳不出腐败的循环。工资制度方面，中国具有太多的改革空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其官员的基本工资远远少于其他收入；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其官员工资可以连续那么多年不提高。因为工资制度不合理而带来的腐败，所牺牲的不仅是政权，也是全体人民。
其二，要区分腐败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要容许改革的试错性质。如果规定不能犯任何错误，就等于不容许任何改革。改革必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没有风险，哪有改革？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能够有效推行下去，是因为当时的改革是可以试错的。在容许改革者试错的情况下，改革者具有动机承担风险。今天的改革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不容许改革者犯任何错误。并且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在犯错误和腐败之间画等号。所以没有官员敢于承担任何风险，没有官员有改革动机。
其三，要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过很好的讨论，但马上被政治化，不了了之。中国传统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官僚体系，但现在反而失去了。政务官可以由政治人物来任命，以形成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团队。政务官必须具有政策创新的能动性和执行力，而事务官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则是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可以考虑从社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意企业）、学校等直接提拔一批有作为、敢于作为的政务官。这方面已经开始（例如在环保领域），但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可以称之为“社会培养干部的制度”，不仅关乎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需要另文讨论。）最近中国高层强调要起用“改革促进派”人才，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管怎样，今天的中国处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发展仍然是要务，是硬道理。如果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所有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发展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诚如习近平“四个全面”论述所展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仍然是头等大事，深化改革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新常态”，通过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主要表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执政党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持续的反腐败运动，在强化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同时，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防止党内“寡头政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举动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悲观看法，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大好前景。
但是，要实现所规划的美好前景，不仅需要把这些规划执行和落实下去，需要避免在执行过程中犯重大的错误，更需要提防有可能出现的塌方式的变化，甚至倒退。从近来的一些局部发展来看，塌方式的变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是近来意识形态尤其是“左”的意识形态的回归。意识形态里不同声音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最近争论已经进入新阶段，一些观察家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左”派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营造着类似“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践行着“文革”那样的斗争方式。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学术争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外部性，会深刻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在中国，意识形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出现民粹主义
一些改革也开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最显著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前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改革。从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仿照美国华尔街的方式，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奇高的工资水平，并且对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内部令人发指的腐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方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不是华尔街的企业。国企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和政治权力来谋取高额利益，毫无作为而收获高额利润，但华尔街企业则需要在市场上打拼，冒着无限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模式在西方导致了老百姓的很大不满。中国老百姓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达了高度不满。纠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弊端是对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市场化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工资改革则表现出民粹主义的趋向，为了平复民众的不满，国企老总的工资从以往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减低到数十万元以内。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够调动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有迹象显示，人们试图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过，这样做并不能持久，也不会成功。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是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化路线。国有企业必须市场化，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利益，工资水平则需要在适当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让市场决定。通过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有企业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上了民粹主义路线，最终必然会给国企带来更多的问题，重新走回困境，导致改革的失败。
反腐败的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无须再谈，但也应当注意反腐败对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些地方，反腐败已经从打寡头转向政治化和扩大化，不仅影响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影响到企业的运作。这次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党政官员，而非民营企业。尽管发生了少数几个类似刘汉那样的案例，但对更多的企业家还是体现了“放过一马”的原则。尽管如此，反腐败还是对民营企业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法制不健全。例如，对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制化。在发达经济体，一个企业的老板出了问题，企业仍然可以继续运作，因为企业老板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在多数场合，企业老板一出问题，整个企业运作就停顿下来。第二，反腐败运动过程中一些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式，例如用政治方式来迫使企业家承认和党政官员的腐败关系。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作。
对政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理想化现象。政商关系无疑是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不过，要对政商关系做现实主义的和科学的理解。“二战”之后，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要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体，被称之为“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都形成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关系，批评者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支持者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发展性政府”。不过，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是同时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政府和市场的有效配合，使得东亚社会仅用了30来年的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的历程。
相比之下，西方的发展的确是以市场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没有发挥作用。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发展国家，发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义，即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保护民族产业，等民族产业成长起来，再让企业成为主体，并向外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模式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就像东亚其他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或者仍然经历着的，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型，这需要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关系必须得到改变，但把所有的政商关系视为是腐败的根源并不确切。从东亚的经验看，通过改制，可以大大减少和控制腐败，但要避免过分理想化的政商关系。即使在西方，人们仍然在探讨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规制型政府的演进就是很好的例子。
恶劣的资本运作
在经济层面，今天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并不发育成熟。中国的困境是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问题是，市场在哪里呢？从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经济运作，现在要退出来。的确，如果政府不退场，市场永远发育不起来。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的退出并不表明市场的成熟。政府的退出和市场的成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更大的麻烦是，从法律上来说，很多应当归属企业的权力，现在仍然在政府官僚机构手中。现在因为种种因素（例如反腐败），很多官僚机构已经不作为，出现了空转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这样如何能够把国家的改革发展蓝图转化成为现实呢？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运作。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方式的恶劣性，比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中国也面临一个困境：要和发达经济体竞争，只能走比发达国家更为无情和恶劣的资本运作形式。在早期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压榨，现在是转向了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资本主义。通过“聪明”的资本运作，大量倒卖企业，把企业当作股票那样倒卖。这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不仅会把一些好的企业吃掉，而且会制造大量的经济泡沫。不管其理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效。可以预见，如果这种恶劣的资本运作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永远产生不了优良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
尽管新常态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人们所知道的是，旧常态难以为继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确定。理想地说，新常态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10～15年，实现经济6%～7%的增长。显然，新常态是中国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2014年实现了7.4%的增长，但普遍认为有很大的水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是如何虚报GDP数据的事例。其实这种虚报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各地方会少报；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会多报，2014年已经把所有能够报的都报上去了，今后几年的下行压力会更大。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常态到来之后，人们可以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高枕无忧了。如果有了这种想法，那会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能不能实现新常态是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关键。前些年有关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很有意义。如果不能实现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脚步声便离中国不远了。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种极端的主义、官僚的不作为、恶劣资本主义、腐败等等，都需要用法制来避免，用法治来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态的最好保障。
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1]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和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开始实施新的以顶层设计为先导的改革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强调，在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未来的改革定下了基调。究其本质，这个基调就是为了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所有经济体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不过，现实地说，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