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使用的坦克为T-26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因防护能力较差，所以一般不单独行动，主要用于支援步兵作战，中国在抗战中购买过一批，由此成立的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战役中曾给日军以重创。
平原战是坦克的最佳舞台。张鼓峰虽是丘陵，但坡度不大，坦克车辆在行驶中障碍很少，这使得T-26火力强、速度快的优点得到了充分发挥，日军前沿阵地的胸墙因此被坦克炮打成了锯齿形状。
继坦克之后，飞机也找到了机会。到下午4点，连日罩于张鼓峰一带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趁机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轰炸，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两百架次，到最后，连张鼓峰峰顶上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都被炸得粉碎。
防御张鼓峰的日军承受了极大压力。在日本陆军的辞典上，关于防御有两种军事用语，一种叫作攻势防御，或称决战防御，是以攻为守，逼迫对方进行决战，但是尾高的大规模迂回计划遭弃，也就意味着攻势防御没了可能。
第二种就是专守防御，说得难听一点，等于缩在乌龟壳里被人揍。要是第十九师团有乌龟壳就好了，不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士兵穷极之下，连手榴弹和石块都用上了，仍然无法阻止苏军的突进。
夜幕降临后，苏军的飞机坦克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发动夜袭，才把已进至山顶的苏军驱走。
加伦打了一天没结果，“下课”，施特恩新官上任，一天之内同样是两手空空。想到麦赫利斯那阴森森的目光，他的脊背立刻起了丝丝凉意。
施特恩发去了一份捷报——不是战报，是捷报，上面说：“日军残余分子已被清除出我境内，所有的边防站都被我红军牢牢控制。”
在一切不切实际的要求面前，就算是原来不擅说谎的人都被迫无师自通。施特恩对迅速取胜尚无把握，但他知道自己除了搪塞，已别无他法。
经过第一天的较量，施特恩初步尝到了机械化密集打击的甜头。张鼓峰的陆地面积南北相加，总共不过三公里，一弹丸之地耳，这么多大炮、坦克和飞机投入进去，可以轻易形成遮天盖地一般的火力优势。
1938年8月7日，施特恩如法炮制，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日军损失比第一天更为严重。
苏军炮火覆盖面很广。张鼓峰以北有一座伪满军哨所，伪满士兵将生火的炉子搁在哨所附近，被苏军炮兵发现，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立即延伸射击，直到将炉子炸飞为止。
轰炸刚刚告一段落，苏军即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向日军守备阵地发起包围攻击。T-26坦克一马当先，扮演了战场清道夫角色：工事压塌，暗堡击毁，电话线碾断，日军阵地内被冲得人仰马翻。
日军用以对付坦克的是速射炮和炸药包，只是坦克太多，一时难以应付，速射炮也接连被苏军击毁。所有阵地之中，最危险的仍然是52高地。
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血脉相连，一失全失。尾高急调预备队增援，意识到使命艰巨，行前预备队专门举行了简短仪式，匆匆忙忙地表达了“必死报国”的决心，然后才急速向52高地赶去。
知道残酷，到了现场一看，比想象中还要残酷：守卫52高地的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非死即伤，阵地已经面目全非。
预备队毕竟是生力军，一番死拼，高地总算没有易手。
螳臂当车
一天鏖战下来，拍着胸口喊庆幸的是尾高，深感失望的则是施特恩，因为他的网里仍然找不到大鱼的影子，张鼓峰和沙草峰的山顶还在日军掌握之中。
对施特恩来说，唯一能聊以自慰和庆幸的是，他总算捡到了一条“小虾”：苏军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住了张鼓峰东坡。
两轮较量结束，难分胜负，尽管尾高和施特恩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那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却是一模一样的。
施特恩等不得正式开场，就策划对张鼓峰山顶的日军进行夜袭。既然是夜袭，参与的人数就不能太多，又估计到白天日军遭到极大消耗，防守力量薄弱，施特恩只派了一个营。
然而他错了。山顶尚有两个日军大队的编制，每个大队的人数再嫌不足，凑起来还足以应付一个营。
施特恩的夜袭以失败收场，他只能在天亮后再开“高压锅”。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天亮之后，尾高变得更为坚挺。
1938年8月8日，长勇联队、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了战区，日军的防御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施特恩的“高压锅”光听见动静，却无法将对手蒸熟蒸烂。
气粗了一点的尾高研究战况后，意识到东坡的失守终究是个大麻烦。此处虽非山顶，但被苏军卡住位置后，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将在防御上失去有机联系。
为了抢回东坡，尾高也组织了一次夜袭。施特恩千争万争，就争到这么一个落脚点，哪里肯舍，而且东坡已经集结了大量苏军士兵和坦克。双方的夜袭最终都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
这一天，施特恩发送的“捷报”戏剧性地登上了苏联中央报刊的头条位置。类似的假消息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它确实救了施特恩一命，按照“捷报”的说法，这时苏军已经控制住张鼓峰和沙草峰，施特恩的任务变成了“击退日军的反扑”。
作为加伦的参谋长，施特恩在步炮、步车以及陆空配合上，都显得十分熟练，其中最出彩的一笔，是横渡哈桑湖，抢占东坡。它的作用不仅是切断52高地和张鼓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集中攻击的目标，苏军的火炮攻击由此变得更准更狠。
但是，再好的幕僚长也难以完全代替主帅。施特恩细节上抠得不错，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却难以与加伦相提并论。加伦是集中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逐个拔除，看上去速度虽慢，但能收稳扎稳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来了个处处撒网，普遍攻击，52高地、张鼓峰东坡、张鼓峰山顶、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达。
施特恩望山顶而兴叹，他不知道，占据山顶的日军也已到了强弩之末。
从7月31日起，第十九师团在张鼓峰鏖战九天，作战兵员每一天都在缩水。尤其在施特恩对张鼓峰实施机械化密集打击之后，日军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要倒下两百人。一线大队的步兵为此平均减少一半，其中佐藤联队的情况最糟糕，作为占领张鼓峰“首功之臣”的第一大队仅剩三十人左右，还没一个小队的人多。
假如这些伤亡，都是在对射或白刃战中产生的倒也罢了，让尾高感到格外惊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伤超过了子弹和刺刀！
除了关东军增援的炮兵部队外，第十九师团的编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联队，联队长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这些炮根本就不是苏联人的个儿，既掩护不了步兵，也保护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战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败因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臂当车。”
什么都能瞒，伤亡不能瞒。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中村司令官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主动将第十九师团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大队也调至战场。
从8月9日到10日，张鼓峰之战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指引炮火进行攻击，第十九师团没有飞机助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移过来移过去。
战前日本海军曾担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连日暴雨，洪水猛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然而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控制和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战艇都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一座庆兴桥提供，而这座桥后来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高压锅”的猛蒸猛煮下，第十九师团虽然尚未烂，但也快了。
尾高的“亲信部队”佐藤联队包括联队长佐藤在内，仅剩三名军官，其他在前线作战的联队也是伤亡枕藉，整个师团差不多被打成了空壳。尾高明知必须留下预备队，到这一步也顾不得了，他把作为预备队的长勇联队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线——不管怎么说，打满补丁的裤子总比光屁股强吧。
当着部下的面，尾高鼓动残余官兵们继续在张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此他还搬出了一段“七生报国”的典故。
全被出卖了
所谓“七生报国”，说的是日本古代的两名兄弟武士，战败后弟弟问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说：“我的愿望是轮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间消灭敌人。”
两兄弟商量妥当，便互刺自尽。尾高说到这段著名典故的时候，脸上仍然是一副抱着垃圾股还死不肯割肉的倔强样，可是一转身一回头，他那惨白惨白的脸色足以吓死人。
尾高以师团参谋长的名义，向已离开前线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发出电报，先将第十九师团所处险境描述一番，接着便老实承认“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
参谋本部闻讯，派一名高级参谋对张鼓峰进行了紧急视察。这名参谋飞回东京后，把战场的不利态势和惨烈战况如实进行了汇报，他告诉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话，只会招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伤亡。”
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将原计划赶赴广东参战的一个师团抽回，作为第十九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但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日苏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打响，军备需求变得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也再次达到极限。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其现存弹药不足十五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面作战。
8月10日晚上12点，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十九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结果却是真吃亏。军部将第十九师团撤到了图们江南岸，第十九师团固然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去张鼓峰设防，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在第十九师团撤离后，他们迅速控制住了张鼓峰和沙草峰，相对于以前的假消息，这次才是真正的占领。
四天后，苏联高层通过内部调查报告，得知了假消息的真相，不过随后的态度和做法却颇让人捉摸不透。
苏联高层不仅未对假消息进行追查，还大摆庆功宴。所有参战将官和部队都获得了列宁勋章或红旗勋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伦，他并不在授奖名单之列。
1938年8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伦，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三年后他遭到处决，不过跟张鼓峰之战毫无关系，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加伦预感到灾祸来临。当他从张鼓峰前线被召回时，精神已极度紧张，返回途中，他和麦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车厢里，麦赫利斯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应该穿白色制服去前线，尤其是去前沿阵地。
白这个颜色在苏共概念里绝对不是好词，它代表着与“苏联红军”相对的军政力量。加伦一生谨慎，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错，给人找到了可攻击之处，可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知道，与“白”相比，一定还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状在前面迎候着他。
在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之后，加伦逐渐意识到新的罪状会是什么，一时悲愤交加。当着妻子的面，他不停地嘟囔着：“全被出卖了，全被出卖了！”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解决“哈桑湖事件”（苏方对张鼓峰事件的称谓）责任的追究。
张鼓峰一战，日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苏军伤亡则达到四千多人，苏日伤亡对比接近三比一。内部数据一公开，举座皆惊。
三倍的兵力和武器对比，结果却是恰恰相反，这确实令人震骇。尽管加伦仅亲自指挥了一天，但加伦还是因指挥问题遭到了严厉批判，并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
如果只是就军事言军事，尚属正常，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伏罗希洛夫的主持下，加伦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军事会议当场撤销了加伦的所有职务。
不久，加伦被逮捕入狱，并遭拷打至死。在他死后四个月，法庭才以“日本间谍罪”追加宣判。
与加伦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十九师团长尾高。他抗命在先，战败于后，但因参谋本部稻田等人一直予以支持，事后不仅未受追究，还带着“勇将”的名誉到关内做了军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