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对陈三立的夸赞赏识已如前引。诗歌唱和方面，《郭嵩焘诗文集》中今存有三题与陈三立直接有关，分别为《鹤村又见示和陈伯严诗再次一首》、《熊鹤村偕陈伯严曾重伯诸君为重九之会，各枉新诗，再叠前韵》、《陈伯严涂次蘅邀陪碧浪湖修禊分韵得“条”字》(44)。最后一题所涉碧浪湖修禊集会事，郭日记里有记载。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日记：“陈伯严、涂次蘅为碧湖修禊之会，会者三十余人。所识王雁峰、王壬秋、龚云浦、陈程初二三老宿外，胡子威、易瓒舟、熊叔雅、陈玉山、王吉来、罗顺循、曾履初、曾慕陶数人与相识，余皆不能举其名。分韵赋诗，予分得条字韵。”(45)显然这是效法王羲之兰亭之会的一次规模很大的风雅文化活动，陈三立是主要发起者，郭嵩焘得到邀请，并热心参加。此外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六的一次诗会，请客单上有王壬秋题写的七律，熊鹤村和陈三立互相叠韵，俞确士紧随其后。正月二十六日熊鹤村拿诗册给郭嵩焘看，郭嵩焘也叠韵书七律一首：“良辰盛会不同欢，最怕吟诗胜怕官。老去胸无半点墨，诗成人尽九还丹。群喧时亦怜孤寂，四美中还见二难。笑我寻春牛背稳，只驼蓑笠不驼鞍。”第五句下有注：“伯严诗有‘和成却忆玉池叟’之句。”第六句后更注明：“鹤老与王壬秋、陈伯严、俞确士四人相与叠韵，而伯严与鹤老并叠至二十首。”(46)因此郭嵩焘称陈三立和熊鹤村为“四美”中的“二难”。此可见陈三立诗思的旺盛与快捷。第二句“最怕吟诗胜怕官”的注，尤令人忍俊不禁，写的是：“生平有二怕：一怕做官，一怕作诗。”此注不用说后来的我们，即陈宝箴当时看到，也会与己心有戚戚然罢。那么在场的陈三立，诗虽然作到二十首，内心感受恐亦无二致。
郭嵩焘逝世前患病期间，陈宝箴以家传之医学多次为之诊脉看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二十日的郭日记写道：“陈右铭闻予病，枉蒙就视。所有脉息，言人人殊，而右铭为最近理。所拟一方，丁次谷亦力主之，然大抵皆凉品也。”(47)隔日晚上，右铭又来看视郭公，且带来李姓亲戚（名李冶凡者）共同为之诊脉。此后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接连四天，陈宝箴都前往探视郭嵩焘的病况。未能前来探视的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三十日，两人都有书信往来。(48)而三月三十日这天，郭致陈一信、陈致郭一信、陈复往郭宅看望(49)。一天而三致意焉。这种友谊和友谊的这种亲密程度，求诸载记，也不多见。
另外，陈宝箴的父亲陈琢如的墓碑铭是郭嵩焘所写(50)。而《陈母李太夫人墓志铭》(51)，也出自郭公的手笔。光绪六年正月十一日郭嵩焘日记曾详细记载此事经过，其中写道：“陈右铭属撰其母李太夫人墓铭。载权辰沅道时，疏凿沱江，而镇筸河实所谓乌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合流，东经镇筸城北，名西门江，折而北流，经由泸溪县入远水，似未宜专属之沱江。右铭于此功为大，于志叙中加详。”(52)不过撰写的时间用的可不算不短，直到光绪十年，过了四年以后，才竣稿寄给陈宝箴。(53)这是因为晚年的郭嵩焘，事繁而身体又不甚好所致。
陈宝箴官迁河北道，郭嵩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以彰显其嘉德懿行。全文不长，兹抄录如下：
闻之《记》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夫此三者各有执以成名，而谓之达德。何哉？德者，载道以行者也。其必皆有足于己，而后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执一端以为应事之准，诚若异于流俗，而其轻重缓急得失之间，有过不及之差，则亦无由推而放之，以应乎时措之宜。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学素修而行素豫故也。
吾始闻陈君右铭之贤，就而与之言，则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渊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从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气而不嗫也。
光绪庚辰之春，诏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应。于是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堤数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习湖南久，其行也，心若有不自释。湖南之人亦茫然于君之将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独湖南之人为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观于今之人，知者几何？仁且勇者几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至者鲜。能至而未备，要之于道，必未有闻焉耳。学之不修，德之不足达于天下，民将安赖？而君之去人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彷徨太息于君之行也。然天子方知君，且知君之德于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厄。湖南之人将终受庇焉。于其行，为之序以期之。(54)
此序极赞陈宝箴具有集知仁勇为一体的“天下之达德”，而且这种德范是平素为学积累而成，是如同震雷一样的久酿而当发而发。因右铭此次获任北上，特别为湘省人士所惋惜，故郭公对右铭与湖南的关系作了较多阐述，相信已为天子所知的陈宝箴“堪大臣之任”，湖南人终将受其庇荫，“以拯斯民之厄”。
除了这篇《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之外，郭嵩焘还写了《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五言古风三首，其第一首有句：“朝野艰虞际，真嗟学术疏。深望才数出，事急愿非虚。磊落廷臣荐，飞腾使者车。”第三首写道：“君才勘国计，我老谢朝簪。敛迹悠悠世，伤时寸寸心。云山梁苑古，风雨楚江深。更有依迟意，高原鹤在阴。”(55)可看出情意深切，而非泛泛之作。第三首末句并且有注：“兼谓公子伯严。”说明对陈三立的才识，郭嵩焘也很早就欣赏且视之为忘年之友了。不仅如此，当陈宝箴就任湖北按察使时，郭嵩焘还写过另外一篇《送陈右铭廉访序》，历数陈宝箴的经历和业绩，为国家惜才，期以大用。郭公说，像陈宝箴这样的“志节声名，人望所归”的高才志士，其用与不用、遇与不遇，足以牵动天下之人。“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是郭公对右铭的十二字评。篇末则云：“今天子亲政，稍用疆臣之言，征求有名绩者，将加以简畀，而廉访首鹰是选，庶冀朝廷遂及时用之，俾其蕴蓄得一发摅，必有以济时之艰危而使生人受其福。夫豪杰伟人，乘国家危惫之日，以功业著，此必待其功之成而始见也。”(56)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心胸和彼此之间的互相期许的情谊，求诸晚清胜流，应属有见而不多之例。“天子亲政”指光绪十四年，为光绪帝亲政之年。次年王文韶复官湖南巡抚，保荐陈宝箴，得以补授湖北按察使，故郭嵩焘以廉访称右铭从而送之。
陈寅恪非常重视乃祖乃父与郭嵩焘的知遇和交谊，他在1945年写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郑重提起这段往事，写道：“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第。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57)这是说，陈宝箴和陈三立的变法思想和郭嵩焘同属一脉，其渊源为曾国藩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而与康有为的激进变革判然有别。因此在寅恪先生的记忆中，郭嵩焘实是自己先人与之交谊的极重要的人物，如前所引，其晚年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对此事续有辨析，限于题旨此不赘。
三 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
陈宝箴以举人而非进士出身，且并非高门，能够跻身于晚清胜流之列，在仕途上最终取得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个人的流品与才干。而流品与才干得之于学养和素修，同时也得之于义宁陈氏的家学传统。
陈宝箴的先世为福建人，曾祖鲲池始迁入江西义宁州。父亲陈琢如，六七岁时已能知晓儒学基本经典的大旨，端庄寡言，有成人之风。长大之后，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一见而如有夙契，感慨说道：“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聩之功。”(58)从此知行尽去功名利达之见，决心与古贤为伍，“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不走为官为宦的道路，只以孝友尊亲、德化乡里为事。可见王学对陈寅恪的曾祖父的影响有多大。陈琢如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因此遍读医书，究心医术，成为远近知名的能医之人。尝说：“无功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59)
在琢如公的影响下，陈宝箴、陈三立后来也都通中医之学。前面笔者已略及陈宝箴给郭嵩焘瞧病诊脉的事例，郭嵩焘甚至认为右铭的脉理比其他专业医生还要高明。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中医学传统，仍非常重视。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就是“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遍举曾祖陈琢如、祖父陈宝箴精通医术的证据，而有“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结论(60)。因此探究义宁之学的渊源与传统，一是要注意其导源于王学的尽去功名利达之见的学术精神，二是不能忽略陈氏一族所擅长的中医之学。中医的目的是疗救民间的病痛，在传统社会属于下行之学，与王学有精神脉理上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曾国藩说的“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谕导，何以对右铭能够终生发用。
义宁之学的另一传统是重才兴教，即尽可能利用一切机缘兴办教育、造就人才。陈琢如为了见识“天下奇士”，走遍淮、徐、齐、豫等地，最后还去了京师，结果非常失望。他慨叹说：“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独义宁也与哉。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61)当时曾、左、胡诸胜流尚未命世，仕宦猥委，人才凋落，陈公之叹，实发时代之音。只可惜琢如先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子宝箴就是未来的“天下奇士”。当然他自己也够得上“奇士”之目，因为只有“奇士”才具有辨识世而无士、有士而不奇的“奇士”的眼光。他的经世之志与经世之学，促使他率先办起了地方教育，创办“义宁书院”，授子弟以实学，以期明体达用。
说来绝非巧合，陈宝箴对兴教办学的重视，也是毕生一以贯之。同治三年（1864年）右铭三十三岁，所作《上沈中丞书》，有一节专论“明学术”和“育人才”的问题。他说：“某历观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兴学校为己任。”针对长期以来八股取士的“科制之弊”，陈宝箴提出：“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裁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而书院之兴，首在慎择合格的山长。右铭认为，书院山长应该敦聘“乡先达之品学德望可为多士楷模者”，可以成为“士子趋向之的”。如果反是，尽以科目、官爵为重，而不管是不是能“造士”，就和官场习惯没有区别了。(62)沈中丞即沈葆桢，当时的江西巡抚。
后来右铭进入仕途，任河北道，很快就创办了“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或治经书院），聘通儒担任教职，使河北道治下的社会文教风气为之一变。他更加系统地完善了自己的“造士”学说，所撰写的《致用精舍记》写道：“世之治乱视人才，人才之盛衰，存乎造士。”至于如何造士？他说无非“上之人有以教，下之人有以学”。学之原始，在于致知，致知在致用。故“学之为用，实为世运人才升降之原”。圣人“修六经”，可“为万世师”。“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圣人复兴”，无逾此途。亦即“渊乎其识，足以烛理，沛乎其气，足以干事”。但也不是“汲汲于求用”，只是致用的工具知识和条件准备，“不可一日不讲”。(63)《致用精舍学规》之初拟或另有其人(64)，但最后必经右铭删订改润定稿，应无疑问。故《学规》明确提出“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的主张，认为即使号称学问兴盛的乾嘉之际，“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缈焉寡闻”。而在谈到“晚近之人才”的时候，至有“词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65)的说法。此可见右铭是完全承继了乃父陈琢如的学问精神，对已流为士风习气的学弊的批评异常严厉，毋宁说这也是他汲汲于兴学易俗的动力源泉。
陈宝箴之人不可及的长项，一是揖盗，二是治河，三是办学。他每设计一所学校，都是唾手可成。抚湘时设立著名的时务学堂，并非偶然。陈三立当时人在湖南，直接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办，同时关切江西书院的情况。河北“致用精舍”的创办，陈三立肯定也身与其事。陈宝箴办学，始终不忘添置图籍，这让我想起1925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头一个条件就是要研究院购买充分的图书。义宁一族之办学兴教的传统，真可谓渊源有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