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其学术性质和研究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是王国维之后学术创获最丰盈的学者，既是大史学家，又是大思想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毕生秉持的学术精神。他对中国学术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转移到家族。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的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合。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公历12月3日）出生于海宁州城之双仁巷自宅。先生先世籍河南开封，远祖王光祖《宋史》有传，因征御北方边族有功，被封为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光祖子王禀，忠义勇武，战功卓著。《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禀性质沈雄，智谋深静，便弓剑之习，负劲气于山西，贯韬钤之奇，走雄名于塞北，久率戎伍，夙著战功。”而靖康元年九月初三日，已被金兵围困二百多天的太原眼看就要陷落之时，王禀率部巷战，身被数十创，还到城里庙中背负太宗的塑像，与其子之全家跳汾河自尽。后高宗南渡，追封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1)。这是王氏家族史上最辉煌的一幕。
明代中期以后，王氏家族开始中落。而此前在元代，已经成为“世为农商”的家庭。王禀之后凡三十四传，至先生父王乃誉。乃誉事商贾，而喜书画篆刻，淡名利，富收藏。先此，曾一度充任江苏溧阳县的幕僚，但四十岁以后便家居不再复出。(2)尝作《游目录》十卷，诗集二卷，家藏未行世。静安先生深受其父之影响，如同异母弟王国华所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3)先生母凌氏，当其四岁尚不能完整记忆时亡故，后由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越五年，王乃誉续娶，则与继母生活在一起。先生对继母叶氏甚敬畏，即使与少年友人冶游聚会，也总是守时归家，不敢延宕致使继母失欢。先生之寡言忧郁之性格，实童年生活境遇所使然。
先生七岁入私塾就读，颇习诗文时艺。王乃誉家居后，以“课子自娱”，要求尤其严格，几易塾师，犹不惬意。但先生雅好诗词，十五岁已代父作挽诗。十六岁参加岁试，以第三十二名入州学。翌年，赴杭州应乡试，不终场而归。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震动朝野，先生亦深为所动，遂开始向往新学。但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其自述有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4)1896年夏天，先生开始担任城内一沈姓家之塾师。同年，与同邑出身商人家庭的莫氏女结婚。次年，再赴杭州应乡试，又不中。从此弃绝举业，绝意仕途。尝与同乡张英甫等计划创办海宁师范学堂，因款项无着未果。虽然，先生之笃志于学及热心教育之抱负于此可见一斑。
1898年这一年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新正伊始，就离别妻室，来到上海，到《时务报》馆担任书记及校对的职务。不过不是正式应聘，而是因供职于《时务报》馆的同乡举人许默斋返乡处理事务，暂作为代理，无非校对、抄写之类，实际地位相当之低。《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舆论园地，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所创办，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曾任主笔。而是年三月，罗振玉创办的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开学，王国维经报馆同意每天下午前往学习三个小时，因得以结识罗振玉。从此先生一生之命运便与罗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罗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1866年生，比王国维长十二岁。早年亦致力于欧西新学的介绍，并热心教育，曾创办《农学报》，组织农学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担任过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总督。精于小学、金石、甲骨之学，是现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古文字、古器物学者。大内档案得以保存，罗氏与有功焉。(5)罗氏政治上的保守立场，使得当时后世颇遭疵议；但对其治甲骨文字和古器物的成绩，文史学界鲜有异词。罗、王相知，起因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个同学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
罗氏看到大为激赏，叹为异才，于是着意扶植培养，虽考试成绩欠佳，也宁愿保留其学习机会，使之无后顾之忧。同年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罹难。先生于此气愤之极，写信给许默斋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6)不久《时务报》停办，先生则因治疗腿病返回海宁。本年底病愈后又来到上海，重新进入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同时奋力研习英文，间做庶务，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学社教师有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氏，对先生为学均有影响。这是先生打开视界、努力掌握治学工具时期，为日后的学业拓展铺设了必要条件。
罗振玉1900年下半年应鄂都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先生亦于同年底前往湖北，参与罗氏策划的农书译事。所译之日人的《日本地理志》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再次年，即1902年的岁首，受罗之资助，先生尝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当时正值戊戌之后，维新党人云集东瀛，王国维以为并非吉兆。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物，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7)其担心疑惧之情跃然纸上。后因脚气病发作，当年夏天即回国，滞留上海，住罗振玉家中，并协助罗编辑《教育世界》杂志。同年秋，应教育家张謇之聘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这时罗振玉已开始注意甲骨文字的研究，刘鹗著录的《铁云藏龟》就是罗氏协助校印的，并为之撰写序言。王国维接触甲骨文，也是在这个时候。但他此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教育和诗词创作。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校，也曾聘请先生任教职。罗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本年改由王国维主编。
《教育世界》是罗氏于1901年在武昌创刊的专门译介世界各国教育规章制度及学说的刊物，印行在上海。实际上相当于教育译丛，其中介绍日本教育规制的文章最多。开始为旬刊，王国维接手后改为半月刊，对原来的宗旨也有所更易，增加了本社自撰部分，包括论说、学制、训练、传记、小说、国内外学界动态等，都予以刊载。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即由王国维从日文移译发表在《教育世界》上(8)。他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美学文字，如《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释理》、《论性》、《周秦诸子之名学》、《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等，都发表于此刊。这是王氏建构自己学术大厦的一块重要园地。《静安文集》也是由《教育世界》社刊行的。此一时期，先生在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所以，这是王国维生平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醉心于哲学、美学等欧西新学时期。
先生自己称这一时期为“独学时代”。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9)这是写于1907年的《静安文集》自序中的话，向读者交代他研究欧西学术思想的过程。
但结果如何呢？他在自序二中又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10)涉猎、研究西方哲学的结果，使他充满了矛盾。盖先生之研究学问，每一时期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矛盾，不如说是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更为确当。作为诗人哲学家的个性特色，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1906年，罗振玉入北京学部任参事，先生协同北上，并住在罗的家里。第二年，经罗振玉引见，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受到赏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同时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他的写给张之洞的长信《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就在这个时候。信中明确提出，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有经学而没有哲学，是根本性的错误。盖先生在沉醉于欧西哲学、美学的同时，对东西教育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教育世界》上曾发表多篇他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可作为证明。其中，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教育世界》第13期上的《去毒篇》一文，尤值得我们注意。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鸦片之为害无不深恶痛绝，但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即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11)
他甚至还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把情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一，这是王氏的特见，应看到这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1906年这一年，先生还集近几年所填之词，成《人间词甲稿》，托名樊志厚者为之序，称“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词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12)。翌年，成《人间词乙稿》，也是托名樊志厚撰写序言，标出了“意境”这个概念，提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13)“境界说”是先生美学上的一大发明，嗣后所撰之《人间词话》，对境界理论发挥更为详尽。
先生之父尊王乃誉逝于本年，尝归里奔丧，并作《先太学君行状》。丁忧守制期间，乡先生尝推举先生为本乡学务总董，却不就，提出：“吾浙一省尚无完全之师范学校，其高等学堂附属之师范简易科卒业者，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足以胜教员之任。”又说：“就地方教育情形，非学部统筹全局，立其根本，则虽圣贤豪杰亦无以善其后，况不才如某者乎。且某尚欲研究学问，又将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身委诸一邑之公益也。”(14)先生对晚清教育现状的体认别具卓识。他的指陈辜鸿铭翻译错误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也是这一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后《学衡》重刊此文，他所作的一番说明：“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学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览一过。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15)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他的足以启导后世的自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