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努力》第五十一期上做了一篇杂记,题目是《假诗,坏诗,形似诗》,却不道又引起了一场官司,一面仿吾他们不必说,声势汹汹的预备和我整个儿翻脸,振铎他们不消说也在那里乌烟瘴气的愤恨,为的是我同声嘲笑“雅典主义”以“取媚创造社”,这双方并进的攻击,来得凶猛,结果我也只得写了一封长信,一则答复成仿吾君,乘便我也发表联带想起的意见,请大家来研究研究,仇隙是否宜解不宜结;如其要解,是否彼此应得平心静气的。我最看不起吵架的文字,因为吵架的文字最不费劲最容易写,每当吵架的时候,我总觉得口齿特别的捷给,文笔也异常的流利。难怪吵架这样的盛行!晨报的副刊这一时倒颇不寂寞,张君劢的人生观,张竞生的爱情,惹出一天星斗,光怪陆离的只是好看;现在我又来凑趣,也许凑不识趣,重新提起评诗的问题,又要占据副刊不少的地位,我又觉得抱歉,又觉得可笑,所以这篇,虽则是封致仿吾的信,就定名为《天下本无事》!
仿吾兄:
这封信我特别请求你在《创造周报》上公布。
方才一位友人,气急败坏的到我们清静的图书馆里来,拿一张《创造周报》向我手里一塞,口说“坏了坏了,徐志摩变了‘Fake man’了!”
我看完了那《通信四则》以后,感想颇不单纯,现在我提起笔来平心静气的写一封复信,盼望你和其余看到这信的诸君,也都能平心静气的看。
我说平心静气,仿佛我心原来不平气原来不静似的,但这又是用字句的随便(世上多少口角只是原因于用字句之随便!),因为实际上我非但无气,而且有极真的心想来消解在他人心里已经发动的不必有的气哩。如其我感觉到至少的不安,那就为的是你不曾问我的允许,将我给你私人的信随手发表了。固然你是乘着一股嫉伪如仇的义愤,急于“暴露”“假人”的真凭实据,再也不顾常情与友谊,但我猜想你看了我这篇说明以后,也许不免觉得作事有时过于操切罢?
在我解释一切以前,我先要来一个小小的引子,请你原谅。骞司德顿(G.K.Chesterton)有一句妙语,他说一个人受过最高教育的凭据,就在他能嘲笑自己,戏弄自己,高兴他自己可笑的作为:这也是心灵健全的证据。最大的亦最可笑的悲剧,就是自信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永远不会走错路,永远不会说错话。是人总是不完全的。最大的诗人可以写出极浅极陋的诗。能够承认自己的缺陷与短处,即使不是人格伟大的标记,至少也证明他内心的生活,决不限于狃狃地悻悻地保障他可怜稀小畏葸的自我。我个人念了几年心理学的成绩,只在感觉到在我“高等教育”所养成神气活现的外形底里,还有不时在密谋猖獗的一个兽性的动物,一个披发的原人,一个顽皮的孩子。上帝知道我们深奥的灵魂里,不更有奇丑的怪物,可怖的陷阱暗室隐藏着!
这段小引是不很切题的;我所急于盼望我自己和他人共有而且富有的,就是一句不易翻出的英国话——A Sense of Humour。万事总得看透一点:人们都是太认真了,结果把应得认真的反而忽略了!
适当的义愤是人类史上许多奇事伟迹的动机,但任性的恚怒,只是产生不必有的扰攘,并且自伤贵体;我们知道世上多少大战变乱灾难,都是起源于人体的生理作用,原因于神经的反射性过强;我们应得咀嚼“文王一怒而天下平”的怒字,不应得纵容自己去学那些Externally exasperated housewives!!
我的友人多叫我“理想者”,因为我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总是与现实的事理既不相冲突也很难符合的。我是去年年底才从欧洲回来的,所以不但政情商情,就连文界艺境的种种经纬脉络,都是很隔膜的;而且就到现在我并不致憾我的隔膜。比如人家说北京是肮脏黑暗,但我在此地整天的只是享乐我的朝采与晚色,友谊与人情:只要你不存心去亲近肮脏黑暗,肮脏黑暗也很不易特地来亲近你的。政治上我似乎听说有什么交通党国民党安福党研究党种种的分别,教育上也似乎听说有南派北派之不同,就连同声高呼光明自由的新文学界里,也似乎听说有什么会与什么社——老实说吧,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畛畦。我一向只是一体的否认这些党派有注意之价值,但近来我期望最深的文艺界里,不幸也常有情形发现使我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现象——可悲因为是不必有的。
我到最近才知道文学会与创造社是过不去的,创造社与努力报也是不很过得去的。但在我望出来,却不曾看见什么会与什么社与什么报,我所见的只是热心创造新文学新艺术的同志;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更不曾充何报的正式主笔。所以我自己极浅薄无聊的作品之投赠,只问其所投之出版物宗旨之纯否与真否,而不计较其为此会之机关或彼社之代表。我至今还是大声的否认,可耻的卑琐的党派气味,Petty party bias——会得有机会侵入高尚纯粹的艺术家的心灵里。
我如其曾经有过评衡的文字,我决不至于幼稚至于以笼统的个人为单位;评衡的标准,只是所评衡的作品的自身。为的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在行为上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作者的作品也可以有时比较的好,有时比较的坏。说雪莱的Deamon of the world幼稚,并不连带说Prometheus Unbound或The Cenci是幼稚。说宛次宛士(Wordsworth)大部分的诗是绝对的无聊,并不妨害宛次宛士是我们最大诗人之一的评价。仿吾兄,你自己也是位评衡家,而且我觉得你是比较的见过文艺界的世面来的,我就不懂你如何会做出那样离奇的搭题——怎么,我评了一首诗的字句之不妥,你就下相差不可衡量的时空的断语,说我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真是旧戏台上所谓“这是那里说起呀”!
你是没有看懂我那篇杂记的意思。我前面说过我如其有评衡文字发表——我不自信曾有正式评衡发表过——我的标准,决不逾越所评衡的对象之范围。我那篇文字里所评的是悬拟的坏诗与假诗,至于我很不幸的引用那“泪浪滔滔……”固然因为作文时偶然记到——我并不曾翻按原作——其次也许不自觉的有意难为沫若那一段诗,隐示就是在新诗人里我看来最有成绩的尚且不免有笔懈的时候,留下不当颂扬的标样,此外更是可想而知了。仿吾,平心说,你我下笔评衡的时候若然要引证来解释一条原则,我们是否应该向比较有声望的作品里去寻访,还是向无奇不有的报纸与杂志上去随意乱引呢?
不过有一点我到此刻想起应得乘便声明的。我回想那篇杂记通篇只是泛论,引文却就只“泪浪滔滔……”那四字,而且又回反重复自得其乐的把那四字Reductio ad absurdum,我倒觉得我也不能过分,深怪你竟以为我有意与沫若“抬杠”。我很盼望沫若兄的气没有仿吾这样标类的(typical)湖南人那样急法,但如其他也不幸的下了主观的断语,怀疑我有意挑拨,我只有深深的道歉。还有由假诗而牵涉到假人,更是令我失笑的大搭题。我绝对的不曾那样的存心。
我自信我的天性,不是爱衅寻仇的,我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但为维持文艺的正谊的尊严起见——如其我可以妄想有万一的这样资格与能力——我老实说我非但不怕得罪人,而且决不踌躇称扬,甚至于崇拜真好的作品。比如每次有人问我新诗里谁的最要得,我未有不首推郭沫若的,同时我也不隐讳他初期尝试作品之不足为法。我那天路过上海由达夫会到你们创造社诸君,同时也由瞿菊农的介绍,初识《小说月报》的诸编辑。我当时只觉得你们都是诚心为新文艺的个人,你就一斧劈开我的脑子,你也寻不出此会彼社的印象来!后来我到京与菊农谈起,都觉得两面争吵之无谓,胡适之说的彼此同是一家弟兄,何必闹意气,老实说你若然悬一个理想的文艺的标准,来绳按现有的作品,不问是什么书局或是什么会社的出版物,至多也无非彼善于此,百步与五十步之间。我们应得悉心侦候与培养的是纯正的萌芽,应得引人注意的只是新辟的纯正的路径;反之,应得爬梳与暴露的只是杂芜与作伪。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那里还有心意与工夫来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崛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干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耗费可宝的脑力与文才,学舌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
艺术只是同情!评衡只是发现。发现就是创造之一式,是无上的快乐。百年前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主笔骂死了开次(Keats)的人,却骂不死开次的诗。所有大评衡家——圣伯符,裴德,高柳列其——不朽的声誉,都是建筑于发现与赞美之上,不是从破坏刻薄的事业得来的。固然有时有排斥抉剔的必要,但总是消极的作用,用意无非在衬出真的与纯的。评衡是赞美的美术,是创造的;是扩大同情心,不是发泄一己的意气。
这一段话与我们“假人假诗”的打架,似乎并不相关,但我满腔只是理不清的悲绪,我其实想借这个机会凭我一己有限的爱艺术与爱友谊的热心,感动所有未能解除意气或竟沾染党同伐异的陋习却一样的有大热的心来建造新文化的诸君,此后彼此严自审验,有过共认共谅,有功共标其赏,消除成见的暴戾与专愎,在真文艺精神的温热里互感彼此心灵之密切。那岂不是一件痛快的大事?
真的,随你什么社什么会也分不开彼此共同表现的现代精神。对抗这新精神的真仇敌多著哩,我们何苦不协力来防御我们辛苦得来的新领土,何苦不协力来抵抗与扫平隐伏在我们周围的疑忌与侵凌!精神的兄弟是分不了家的!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句,我说的话我句句都认账的。我恭维沫若的话,是我说的。我批评“泪浪滔滔”这一类诗的疏忽,是我说的。我笑话“雅典主义”与“手势戏”,是我说的。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防止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最有建树的一个人。我在创造上偶然发表文字,我并不感到对于创造的作品有Taboo甚至无条件的崇拜的义务,犹之我在《小说月报》上投稿,并无取销我与创造诸君结识的权利。
我说一首诗是坏是假,随是东洋或西洋的逻辑家也不能引证我有断定那作诗人是坏人或是假人的涵义。(那天我写那篇杂记的时候,也曾想从我自己的作品去寻标本,因为适之也曾经说有人说我的诗有Affectation的嫌疑;结果赦免了自己却套上了沫若,实在是偶然的不幸,我现在真觉得负歉,因为人家都是那样的认真。)
我说以血比日以琴比心的可厌,是证明就是新文学也有趋滥调(Mannerism)的危险,并不断定凡是曾经以血比日以心比琴的作者都是作伪的:我自己就以琴喻心过好几次!其实我指出新诗有假与坏与形似的种类,我并不除外我自己的作品,我很愿意献我自己的丑,但我因为自己不介意,就随意推想旁人也不会怎样的介意——那里知道我就错在这里。
再说我笑“雅典主义”的荒谬,不见得就是取媚创造社,犹之我笑“手势戏”,并不表示我对犯错误的作者,有除此以外的蔑视与嘲笑——真是,谁免得了错误,要存心吹求起来,世上既没有完全的作者,更没有无纰的译者!你们一方面如其以为我骂假诗就是骂创造,所以就是取悦文学研究会,他一方面当然又以我的嘲笑雅典主义等等的信,为骂文学研究会,所以就是取悦创造社。结果作伪一暴露,两面不讨好两面受攻击,——“虚与周旋”,“放冷箭”,什么都发现了!哈哈!我到不曾想到也有这样幸福走入党见曲解的重楼复阁之中,多好玩呀!
但我关于自己的表白,是无所谓的,我如其希望什么事,就只前面再三说过的劝各方面平心静气的消仇解隙。槐尔德说的Where there is no love there is no understanding,你们把“偏忌障”打开看看,同情的本能自然会活动,从前只见丑恶,现在却发现清洁,从前只见卑琐,现在却发现可爱的境界,云雾消翳了,青天和星月的光明,当然会照露的。说了半天,我还是个顽固不化的“理想者”,我确信世上没有不可消解的嫌隙,我话也完了,请你们鉴谅我一番的至意。
六月七日
载北京《晨报副刊》192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