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爱的牧师
收入这部专集中的十四篇散文随笔、六篇中短篇小说和四篇长篇小说节选，应该说是劳伦斯性爱、情色、婚恋主题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选编这个集子也是对二十年前我国新时期劳伦斯文学研究的奠基者赵少伟先生未竟的专题研究的继承和拓展。
劳伦斯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辽远，意蕴繁复，文本内外的共鸣度深广，远超纯文学的边界，成为从后维多利亚时期至今各种人文话语探索与研究的对象，包括文艺批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学、性学、精神分析学、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等，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亦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自不待言。
仅就其小说与散文中最能引起大众广泛阅读兴趣的如本书收录的这些篇目所代表的性爱与婚恋题材作品，就足以使劳伦斯在大众读者心目中被视为“爱的牧师”，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的最后一部情爱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这部集劳伦斯文学创作之大成的绝唱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恰恰是作者之前二十多年文学创作发展的结果，是深思熟虑后的高蹈之作。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新世纪的人文高度上对他的情色写作有所肯定方能揽其胜。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情色描写的成功绝非仅仅是情色二字了得，情色文学的写作如果离开了社会、文化、艺术、经济等因素的浑然呈现，就只是情色而已，不成为艺术。如同一场盛筵，如果只有几道珍馐大馔而无各色小食美酒的衬托和仪式与氛围的营造，少了清雅，仅仅是饕餮的餍足而无回味，更无韵味。八十年前林语堂先生评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就指出这部小说里的“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1]。这个“主义”二字意味深长，将劳伦斯的作品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进行审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劳伦斯的性爱观念和性爱文学的创作肌理进行一番解读方能得其妙。这应该是本书“呈现”的意义之所在。换言之，我们可以套用英国大作家奥威尔的名言“使政治写作成为艺术”来表达本书的这个主题，那就应该是“使情色写作成为艺术”。本文要探索的就是劳伦斯之情色写作何以源于俗欲并超越俗欲而成为了艺术，也就是达到了林语堂所言的“主义”的高度。
而说到继承和拓展，1995年是赵少伟先生第一次选了四篇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编成《劳伦斯：性爱小说》一书，从而将性爱题材列为劳伦斯文学的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可惜赵先生确定好选目和译文，序言只写了两段就突发疾病去世。我是在赵先生的夫人沈宁老师的鼓励下为这本小说集写了序言。那篇序言的写作为我此后的劳伦斯小说系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写这篇序言，还是禁不住要抄录赵先生当年所拟草稿的第一段，不仅是向赵先生致敬，也是表达一种传承，这也是我的源和本之一：
文学大抵总离不开写人，写人的思想感情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一点，性爱文学也不例外。1890年恩格斯曾就欧洲文学的源流写道：“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旋转的轴心了。”八百年的欧洲诗歌里，该饱浸着多少人生体验，多少内心波澜！由此可见，性爱文学采撷之丰富，涵盖之广泛。[2]
恩格斯这段话写于劳伦斯出生后第五年，他们都生活在英国，一个是伦敦城里的古稀老翁，过着富裕的生活却在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殚精竭虑，一个是中部矿区穷苦矿工家的孩子，过着纯粹无产阶级捉襟见肘的日子，盼望着被拯救出苦海。可劳伦斯家乡的穷人们并不知道在几百英里外的伦敦有这样一个德国有产者在领导着世界无产者的革命运动，同时还在研究欧洲文学中的性爱表现。而再过二十多年，劳伦斯长大了，成了作家，出版了《儿子与情人》等一系列小说散文作品，开始了他情色文学的漫长写作生涯，性爱也成了他的写作“轴心”。劳伦斯估计永远也读不到恩格斯在英国写下的关于欧洲性爱文学的论断，但他们都在这个主题上殊途同归。
不同的是，劳伦斯从此在这个“轴心”主题上一路执着深入探索挖掘，以高度的表现主义手法对爱情生活中的性行为予以细腻全面的呈现，将和谐的性生活与享用提高到了宗教和哲学的高度表现之，“公开、诚实并温柔地”谈论性[3]，因为他认为：“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地尊重才行。”[4]所以他的收官之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要让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看待性（to think sex， fully， completely， honestly and cleanly）”。[5]
也就是当劳伦斯在意大利呕心沥血构建他的这部巨制的1926年，在离他不远的法国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米歇尔·福柯，他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写了《性史》一书，从性开始切入人类的生活，审视人的本性。他关于性的著名言论是：“如今，性是古老的布道形式的支柱。”[6]言外之意就是性取代了宗教。而当宗教无法为人类的爱情和性行为提供道德表达时，就需要有世俗的表达，于是艺术就起到了这种替代作用，艺术家就取代了牧师，作家和艺术家通过生命的审美即生命的美学探索表达人的情感生活的体验。可以说劳伦斯的情色文学恰恰与这种生命的审美有了契合，在福柯时代看来无异于一个早期先知了。劳伦斯在写作初期就声称自己要成为“爱情的牧师”[7]，对他来说，小说家就是新时代的牧师，性爱就是他布道的场所。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借康妮之口道出了小说之性爱激情的启迪功能：“如果处理得当，小说可以披露生命中最为隐秘的地带：因为，是在生命之情欲的隐秘地带，而不是别处，敏锐的感觉潮汐涨落、洗涤和刷新着。”[8]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作家马尔罗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足本的法文译本序言里指出：“它揭示了色情文学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为色情不再是表现个人的手段，而已成为人的一种心态，一种生活方式。”[9]由此可见劳伦斯和马尔罗都提前多年表现出了后现代时期的福柯式风范。
再回到恩格斯，他当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私有制条件下为财富占有和继承而产生的权衡利害的婚姻进行了激烈批判，称这样的婚姻往往堕落为粗鄙的卖淫。对比之下《查》中康妮和麦勒斯超越阶级界限、毫无财产金钱背景的纯美如成人童话的爱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康妮因为与麦勒斯的爱情会失去全部的查泰莱家族财产的继承权，麦勒斯仅靠微薄的退伍抚恤金准备去加拿大开荒）。劳伦斯的作品历经近百年的坎坷误读或难解，似乎到了所谓的“福柯”时代读者们终于有了新的认知角度，正如劳伦斯专家沃森教授指出的那样，劳伦斯“似乎知道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人最敏感、最忧虑之所在，他的作品就集中描写那几个主题：性，性别角色，权力的行使。他凭直觉揭示出同代人的担忧及焦虑，尽管这么做同时也肯定让他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也许，（现在）不见容于我们的时代。”[10]沃森的话让我想起了他的恩师利维斯多年前的一段话，那是利维斯身体力行将劳伦斯推向学术研究领域时写下的名言：“占据他身心的问题今天仍与我们休戚相关。对我们来说，他逝去后事态的发展并没能减弱他精辟洞察的重要性，也没能削弱他所带来的积极乐观与启迪——教育——的必要性”[11]。利维斯是把劳伦斯当作工业文明时代的先知予以赞誉时说这番话的。
新的时代让我们对劳伦斯的作品有了贴切的解读，这是人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结果，当然也是多少代人不懈探索的结果。从恩格斯到马尔罗，从劳伦斯到福柯，不同领域里的杰出代表给了我们太多的启迪，我们应该对他们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