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有三条命—生长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朽一千年！
高建群
“罗布人有许多东西遗落在路上了，但是，有一条关于胡杨的俚语，我还记着，这就是：胡杨有三条命——生长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朽一千年！”一位叫热合曼的老人对我说。
“胡杨在我们的叫法中，还有一个名字，叫三叶树。它的底部长的是窄长的柳叶，中间长的则是圆圆的大杨叶，顶部——它的顶部是椭圆形的小杨叶。三种树叶奇怪地长在一棵树上，所以我们叫它三叶树！”另一位叫亚生的老人对我说。
两位老人，向我说这话的时间是1998年秋天的日子。说这话时，那个叫热合曼的老人150岁，那个叫亚生的老人102岁。说话的地点是在阿拉干一片死亡的胡杨林里。
通常，他们被认为是最后的两个罗布泊人，或者换言之，是两千年前曾经建立过辉煌的楼兰绿洲文明的楼兰人，尚且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两个后裔。尽管，几年前在哈密以南靠近库鲁克塔格山的地方，有一个村庄的人自称是罗布泊人，而在我们前往罗布泊途中经过的那个叫迪坎尔的小村，也据说是从罗布泊迁徙出来的，但是，专家的说法和民间的说法，都认为现存世上的罗布泊人，只剩下最后两个了，他们就是居住在米兰的热合曼和亚生。
米兰与楼兰一样，是一座废弃了的城市。历史上，它与楼兰互为犄角之势，一个是国都，一个是屯兵和囤田的地方。二十世纪中叶，兵团人来到这里，在这里建立了生产兵团农二师的一个团场，这里重新成为塔克拉玛干北缘的一个绿洲城市。
团场在成立时，收容了散居在米兰河边的一些当地居民，组成一个民族连。热合曼和亚生，就是这样结束了他们世世代代的渔猎生活，融入到现代社会中的。据说，当时收容的这一拨人有几十个，后来他们纷纷谢世了，只剩下了热合曼和亚生。
这是中亚细亚灼热阳光下的最后两滴水，他们说一声干涸，也许就会像罗布泊的水一样，完全干涸的。这是我面对两张沧桑的脸时的感觉。我是在这曾经建立过辉煌楼兰绿洲文明的楼兰人消亡之前，见过他们的两个最后幸存者的人。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经历。我此生注定会遇一些重要人物，这次算是一次。
据说在来到米兰河之前，最后的罗布泊人住在一个叫“阿不旦”的地方。所谓的阿不旦，它翻译过来，就是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水的地方。清朝末年，当法国人斯坦因深入罗布泊腹地时，他曾经到过阿不旦，那时罗布人大约还有几百之众，分别居住在两个小村子里。
在罗布泊一年一年的盈亏中，在罗布泊像钟摆一样一次一次的位移中，逐水而居的罗布人总是在不停搬迁。他们将他们每一个新建的村庄都叫“阿不旦”，在这里建立起新生活的愿望。并希望这一次搬迁将是最后的搬迁。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随着罗布泊的继续收束和碱化，他们又得循着塔里木河水系，向上游走，继续寻找他们的新的“阿不旦”。
也许在几千年的岁月中，罗布人就是这样过来的，辉煌的楼兰绿洲文明，就是这样延挨着日月，最后只剩下这两滴闪烁在二十世纪末阳光下的水滴的。
瞩望岁月，瞩望从罗布人到楼兰人这一段黑暗的、为历史所遮掩和残酷遗忘的岁月，真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遥远年代的楼兰人，那个曾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北，罗布泊以南，建立起中亚细亚绿洲文明的楼兰人，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史学家们说，欧洲一支古老人种，大约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到三千年的时候，由于一场战争的失败，于是举国举族开始向亚洲迁徙。他们越过欧亚大陆桥，来到罗布泊的岸边。他们发现这水草丰美、鸥飞鱼跃的罗布泊，和他们的爱琴海故乡很相似，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他们中农耕渔猎的一支，建立楼兰国，游牧的一支，建立大月氏。
对于史学家言之凿凿地为我们提供的这一段楼兰前史，我不敢妄评论。史学家是根据小河墓地金发碧眼的楼兰木乃伊美女推测的，还是根据楼兰城出土的布帛木简推测的，抑或是根据宗教残迹的犍陀罗风格来推测，这些我都不懂。我这里只想说的是，这个推测曾引起我许多遐想，因为此前的我曾接触过匈奴民族的西迁史。两股潮水，一个自西而东，一个自东而西，它们撞头的地点正是在罗布泊。那该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啊！
定居后的楼兰人，还接纳了另一部分强健的血液，这就是贵霜王朝的遗民。这贵霜王朝，就建在今天阿富汗高原上。当时世界的格局是这样的：东方有汉王朝的中华帝国，西方有分裂为二的罗马帝国，而在中间地带，即被英国人类学家汤恩比称之为欧亚大平原的地方，有两个帝国，一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地面建立的安息王朝，一是上面提到的贵霜王朝。
贵霜王朝在一夜间突然神秘地灭亡了。它的国家，它的民众，它的文字和语言，都从历史进程中消失。然而一些年后，那种被称为“怯文”的发源于古印度的贵霜文字，重新在楼兰以及左近地面和田、喀什出现，并且堂而皇之地成为楼兰国与汉语并行使用的官方文字。
据此我们可以想见，楼兰国当时接纳的规模。
一个民族只剩下这最后的两个人了，要靠这两个名叫热合曼和亚生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来承担整个民族的记忆，那是一件太沉重的事情。所以在阿拉干，在那狰狞万状的死亡胡杨林里，热合曼说，他把许多的记忆都遗忘在路上了。
但是有一个关于胡杨的俚语他没有遗忘。这俚语上面说了，它就是：“胡杨有三条命——生长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朽一千年！”
阿拉干是一个地名。
一百年前，阿拉干是塔里木河咆哮着注入罗布泊的入海口。
塔里木河发源于葱岭，它在塔里木盆里绕了一个半圆之后，在收容了叶尔羌河，开都河等一系列水流之后，从此处注入罗布泊。
胡杨是中亚细亚的树木。胡杨是苦难的树木，和伴生它的楼兰民族一样苦难。在这里，水到哪里，胡杨便生长到哪里，因此塔里木河两岸，是两条绿色的胡杨林带，而阿拉干这地方，当年更是有着遮天蔽日的胡杨林。但是往事如烟，随着塔里木河的断流，随着风沙一年一度的侵蚀，胡杨林正在大片大片地死亡。
我曾经在塔中地面，见过一大片死亡的胡杨林。它们还没有完全死亡，只是处于濒死状态。粗壮的树木，奇形怪状地仆倒一地。记得有一棵树已经死了，但在树身一人高的地方，却令人感动地生出几片绿叶。一一那是柳叶，正像亚生告诉我的那样。
我还在帕米尔高原下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见过一片死亡胡杨林。那地方翻译成汉语叫“野猪沟”，当年也许是一个水湫，但如今已经完全干涸，为四面的沙丘所包围。那一片胡杨林，皮全部脱了，像白骨的颜色，就连最细小的枝条也蜕成白色。但它们仍端端地立在地上，穿行其间，给人一种世界末日般的凄凉情景。我们在那死亡了的胡杨林里曾歇息过一夜。夜里有些冷，生篝火的时候，我们折了胡杨的细枝。这细枝像火柴棒一样，一点就着。自然，在翌日清晨离开时，我们没有忘记用沙子将灰烬掩埋起来，因为只要有一星火，这座“死后不倒一千年”的胡杨林，就会从地面上从此消失。
但是带给我巨大刺激的，或者说带给我最大感动的，还是这阿拉干的胡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有最后的两个罗布人就在我身边，充当我向导的缘故。
中亚细亚的太阳，在正午的时候，很亮很白，亮得炫目，白得刺眼，但正午一过，太阳稍稍西斜一点，林中便昏暗了起来。
有些树木倒毙了，横躺在那里，你得迈过去。有些树木虽然死了许多年了，但是还端端地立在那里，在完成着它们早已确定的宿命。这些树木或站或立，模样都十分地庞大、粗糙、丑陋、可怕。那些像狮、像虎、像蟒蛇的丑陋外状，是时间的刀功，是岁月的产物。它们仿佛我们在侏罗纪公园中，看到的那些史前怪兽，或者像高烧病人，在梦境中出现的令人恐怖的想象。
出了林子，透一口气，向远处望去。流动的黄沙已经将塔里木河古河道填满，流沙呈现出一层一层的波浪，那是风的形状。远处有些沙包，那沙包也许是塔里木河高高的堤岸。沙包子上，偶尔会有一棵高大的胡杨，只剩下斑驳的树身了，像一件某动物的生殖器一样直翘翘地立在那里，苍凉，悲壮，举目望天。
作为我个人来说，距离死亡大约还有一段路程的，但是在阿拉干，我看到了进程中的死亡，和死亡中的进程，包括树，包括人。
当然最大的死亡还是我右手位置这个名闻遐迩的罗布泊。它就在这阿拉干的胡杨之侧面静静地躺着，完成着它沧海桑田、山谷为陵的宿命。
记得我在行文的途中，曾提到阿拉干是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的入海口。我在那里令人刺眼地提到“海”这个字眼。此刻我想说的是，“海”这个字眼不是随便提出的，因为在遥远的年代里，罗布泊确实是一个海。
它现在是一点水也没有了，成为死亡之海。但是在两千年以前，它有十万平方公里的水面，司马迁在《史记》里称它“蒲昌海”。如果再要向上追溯，那么在一亿五千万年之前的侏罗纪，它还是一个大洋，那大洋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只是在地壳运动中，洋底拱起，水才被逼到罗布泊这一隅的。那拱起的地壳，形成一个大的盆地，这盆地因为天山山脉的隆起而分割为二。天山北麓的盆地叫准噶尔，盆地的中心包着一个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天山南麓的盆地叫塔里木，盆地的中心包着一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有一种坚硬的、冰冷的东西，它叫时间，它在主宰着功造和毁灭。
末了，关于胡杨，我还想啰唆两句。据说在内蒙的额济纳旗，即古代的边塞诗人们喜欢咏叹的那个“居延海”，或是西夏史上那有名的“黑城”，或者再直观一些说吧，就是两千年春夏之交的那几次沙尘暴袭击北京的那策源地，还有少许的活着的胡杨林存在，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所以不便在些饶舌。而我的不便饶舌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已经不是阿拉干的胡杨了。
末了，还有一点关于胡杨的知识要谈，这也是热合曼和亚生告诉我的。他们说，活着的胡杨，在整个夏天，叶子会是一种纯粹的墨绿，但是等到每年的10月25日这一天，中午12点的时候，如果有太阳，好像接受到一项指令似的，所有的胡杨树叶会在那一刻变得金碧辉煌。
快乐赏析
楼兰，一方神秘的土地，一个传奇的民族。两千多年前，一支古老的印欧部落“越过亚欧大陆桥”，漂泊到东方“这水草丰美、鸥飞鱼跃的罗布泊”，仿佛回到“他们的爱琴海故乡”，他们在这里接纳了另一支带着神秘色彩的国族——“贵霜王朝的遗民”，他们在这里与胡杨为伴，建立了楼兰国。从此，这里芳草萋萋，驼铃铃声声，繁盛一时。
胡杨，最古老的杨树，在罗布泊边缘凭水而居，郁郁葱葱，散发着一种另类、强烈的异彩：它们在每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午十二点，在阳光的照耀下，所有的叶子在那一刻变得金碧辉煌，我们可以想像那一大垮金箔编织而成的世界，斑斓、炫目，可这种生命的绮丽只在瞬间上演，是热烈的，也是珍贵的。
一个民族，一种树，作者用悲怆的文字把二者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到了那块土地上满是苍凉和肃杀的苦难，那样令人震动。而更为令人震撼也是作者最终要展现我们的，是在那贫瘠的荒原上挣扎、以极端的形式站在“主宰着功造和毁灭”的时间生命。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遭遇了死亡，却不愿就此消亡。即使是死亡的宿命，也要在历史的记忆里留下艰辛的、难以磨灭的足迹，保持一种豪迈的姿态。楼兰人和胡杨以他们“极端尊严”、“极端酷烈”的方式，对生与死进行着另一种诠释。对他们来，生、死不过是生命的两种状态，在不同的时间里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作者的思绪在楼兰与胡杨之间跳跃，那种从这里到那里、又从那里回到这里、再到那里的跳跃，看似凌乱而又毫无章法。而实际上，楼兰与胡杨伴生，他们都因罗布泊的滋润而丰满，罗布泊的干涸而死亡，写胡杨就是写楼兰，写楼兰也就是写胡杨。一个民族，一种树，一样地“逐水而居”，一样的气微脉弱，一样的光辉折射出来。一种意境把二者融为了一体，从而也让读者从那些令人伤感而又感动的故事和故事里脆弱而坚强的生命中，读出了史诗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