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总书记的几句话放在一起，我觉得这里已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可以注意到，第一句话，“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是肯定我们过去总量调控反周期的这种需求管理仍然具有它的必要性，而后面跟着的新的着力点，是在供给侧，一个是“结构性改革”，一个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目的何在？为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要转型到新的动力体系状态，实现生产力解放带出我们的升级版，就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这里面包含的主要的指导精神，我们认为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思想方面新的思维。合乎逻辑的指向，以一开始说的“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个表述，是通过创造新供给引领和释放新需求。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特别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对于供给侧的重视，具有它的学理支撑，要以这种学理支撑来促进我们的政策优化设计和科学决策。在供给侧迅速成为高频热词之后，应该如实看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是事关我们引领新常态对接现代化目标的全局。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在研究中特别致力于供给侧、供给管理思路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我们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都专门给中央上送过内部研究报告，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对于科学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结合中央新的精神，我想在此粗线条地勾画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基本认识。说到供给侧这个概念，很多朋友说，觉得很陌生，确实有的人对这一表述一下子还说不准，三个字他还给说倒了。有人跟我说，那个什么“侧供给”，我说不对，是供给侧，确实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陌生，是因为过去这个经济学术语不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间普遍流行的。大家都知道有“扩大内需”，也是反复宣传以后流行的概念，内需讲的是国内需求，实际上讲的是国内统一市场上的总需求。而需求实际上离不开供给，它们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我们政府的调控职能，就在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而过去调控的技术路线，可以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个概念。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它的特点，是总量型、指标单一可通约，就是整个经济生活中间，对所谓流动性的掌握。对总需求可以通过管理当局实施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来掌握收紧或者放松银根，实施反周期操作，以取得一个比较合意的平衡状态。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一个反思和总结，就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这种供给管理，它的定向调控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指标复杂不可通约，应该涉及到很多的不同要素和变量，不是以一个总体来说的市场上流动性单一指标，就可以掌握它的操作的。供给管理涉及复杂的结构问题，理论上的分析阐发还比较薄弱，但在实际调控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是不可回避的。美国人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调控，最可圈可点之处，是跳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断然采取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结构特征非常明显的供给管理措施：最典型的是反复斟酌之后，总结了对雷曼兄弟公司不出手救助而使金融海啸升级为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后，就一路按照供给管理套路，对花旗、“两房”注资，走到最后在实体经济层面对跨国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注资。动用公共资源给一个企业法人注资，他们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从来没有过讨论，但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突出重点的措施，成为整个市场由原来的恐慌转为预期稳定而且进入复苏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形成之后，美国人还注重了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吸引外部人才、继续发展信息新技术等产业政策，当然也配合了量化宽松的需求管理，一路走到了我们现在说到的告别量化宽松以加息来对付通胀了。这些可圈可点的经验，实话实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总结是很不到位的，没有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应有的水平。而我们中国人、中国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工作，就是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就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美国人所运用的供给管理，在中国更有非常强烈的适用性和对应性。我们这几年知道，在总量调控的同时，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强调结构优化，反复提出结构优化的种种要领。这几年货币政策还提出总量型政策要结构化运用，实行“定向宽松”。这些是做的什么？是做供给管理。财政政策更是不遗余力要促进结构优化。
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考察，使我们对经济学主流成果做了反思之后，提出一种基础理论层面的解说：需求显然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人有需求，才有满足需求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特征，却划分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人类社会各时代的特征，跟它相对应的生产力，就是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粗线条地说，人类社会一开始脱离动物界，它满足需求、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供给方式，是有分工合作的采集和狩猎。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供给侧的生产力创新变革，造就生成一个农耕文明，就是出现农业革命。这个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供给体系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可预期性，经过一个季节轮回之后，它的产出能够相对稳定地维持人们生存，而且使社会中一些人在生存的同时，还可以寻求特定的发展和享受。于是剩余产品比较丰富，使人类社会在生产关系方面，告别了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国家社会，所谓奴隶制等，一路演变下来。再往后，农业革命之后，终于出现了迎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一步步进入了全球化过程。工业革命以来又由于供给侧的一个一个具体的排队式创新发展，可以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以及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的创新，有人认为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即要告别后工业化时代，进入一个以互联网支撑的信息技术而推进到智能化、共享经济的新阶段。在当下这个阶段上，人类社会又告别了冷战，实际上是在处理现在总书记所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在哲理上是延续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在核威慑时代，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极小概率事件，所以邓小平说，要抓住机遇，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把中国发展上去，再也不要错失机遇。这直接对接到民族伟大复兴。邓小平“三步走”的这个设计，实践证明确实体现了他的高水准，是通盘、长远战略谋划的高水准。
现在基于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反思，我们可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人类社会一路发展过来，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一步一步地演变发展，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那么在这个视野之下，我们过去已经谈论得很热闹的“三驾马车”，对它的局限性就不能不有所突破了。我们过去是在需求管理视野之下讲三驾马车，把投资的需求、消费的需求、净出口需求合到一起，认为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上，在需求方这样一个总量的情况下开始区分三大块，就是开始把它结构化。而结构化的逻辑，必然要传导转移到供给侧，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供给体系的认知或把握。过去恰恰是在这方面的认识上，有明显的局限性。传统经济学理论一旦涉及到供给侧问题那么多复杂的结构特征，用一句话就打发掉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过程中间，政府只要实施了反周期操作，使经济大体平稳运行，那么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结构优化，就在供给侧自动解决了结构问题，政府就不用在供给管理这方面操多少心了。通过市场上的要素流动、优胜劣汰达到结构优化，这样一个认识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但是对不起，在实际生活里面，它却还没有完全说到位。我们的总结就是，不光是中国，而且也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实际上真实图景不是完全竞争，而只能认定为非完全竞争。于是在非完全竞争环境中就意味着国家干预不能只限于总量型的反周期，还必须同时解决通过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使结构优化的问题，这也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人已达到的在经济体系前沿的认知，是总书记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命题里所隐含的经济学理的创新，它的这个根基之所在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它支撑科学决策，放到整个世界范围之内，这一认识的共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做的工作，首先是针对中国，把这个结构化的真正机制打造好，形成一个完整的动力体系。在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我们就必须适应阶段转换，来做好结构升级、动力体系升级这个工作。所以基本认识就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和人这个角度在供给侧打通以后，可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一个创新必然是发生在供给侧的，是动力体系中最关键的内容。这些创新可以概括为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三大层面。总书记所强调的创新驱动，唯改革创新者胜，我们认为就是以供给侧有效供给为龙头，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三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五中全会所表述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的内在含义。因此这个体系化的创新发展的着眼点，是在承认需求管理必要性的同时，更多地努力以掌握好供给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整个系统工程式的升级版打造问题。所以，供给侧改革从当下来说，就是要引领新常态，从长期来看，就是一直要对接到中国梦，完成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个改革为主导、结构优化为着眼点，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提升的中高速升级版，它到底表现的速度是7%左右还是6.5%左右，已不是实质；它的时间平台是还可以延续八年、十年还是更理想的走二十年左右，也不是实质。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里，我们能不能有效地以改革为统领来化解矛盾，来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这方面，就要展开做些分析。
我前面专门说到了，供给侧的问题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不可通约。过去的经济学分析认识到此打住，一句话打发掉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交给市场，在完全竞争条件之下，通过要素流动，就去自动解决问题，政府也不必操心怎么样实施这么复杂的供给管理。但实际生活里面，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这些结构特征明显的棘手问题，政府又回避不了。在应对危机冲击的调控里，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重点注资，中国所说的定向宽松，这些也回避不了。那么这都是在处理什么问题呢？稍做一个浓缩，可以提炼出这样一个五大要素的结构关系与机制处理问题，联系着资源配置里面的相关动力机制问题。把供给侧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抽象下来，至少可以列举出五大基本要素：一个就是生产发展中间要有人，就是劳动力，以及与劳动力相关的整个人口结构状态。另一个是我们过去就知道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个说法，必须要有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这个要素，这也是大家很好理解的。第三个就要有资本，资金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间要寻求循环、增殖，可以带来增量的资金才能称为资本。资本也联系着在过去大家知道的《资本论》框架下，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提炼出一个对于其他的经济形态也都有重要认识意义的剩余产品概念，形成它怎么产生，以及扩大再生产运行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这三大要素的旁边还有科技，还有制度与管理。五大要素都不可缺少，合在一起代表着复杂的各种要素，在供给侧形成了一个供给体系。世界上其他经济体最主要的经验表明，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起飞和到达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前三个要素比较容易形成动力支撑，作出比较大的贡献，体现出它们生成的对于整个发展的贡献。中国就是这样，我们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劳动力首先表现出我们的相对优势，大量的过去几乎无限供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可能和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对接——流动起来不再称作“盲流”了，一下子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我们的比较优势，引导我们一路走到了“世界工厂”。我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过去在开发方面严重不足，一旦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对接，深圳作为特区率先动作，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要利用特区的特定的政策启动地皮的招拍挂，竞争性地取得土地、自然资源的使用权，那么这样的对接，在物质利益原则贯彻之下的利益驱动中，带来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一轮一轮的开发，发展就变成了整个中国的超常规发展过程。我们的资本一开始严重匮乏，但是好在邓小平认定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必须开放——开放是要新鲜空气进来，同时必须注意苍蝇蚊子也会进来，这要考验你自己有没有承受力——开放当然就带来了资金。外资进来不光是有资金力量，还带来它的管理和技术，这就帮助我们完成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一路走到现在，我们的民间资本已经非常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