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事种种
我出生在原河北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武定庵胡同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据姐姐们说，我出生的那年，极冷，母亲生我的时候，屋里的炉火虽然烧得很旺，我还是被冻得直翻白眼，是大姐把我装在棉裤裆里暖过来的。或者正是因为我生在“寒冬腊月”，才至今仍是耐寒而怯热。那是1927年的12月，这在中国可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蒋介石叛变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而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也在血泊中站起，“八一起义”，“秋收起义”，拿起枪杆子开始新的革命斗争。这大时代的形势，究竟给这京边子的小县城带来过什么影响，我还不甚知晓，也没听到姐姐哥哥们谈论过，但在我家，这时却是从小康走向困顿的开始。
父亲李炳文，自号颠甫，祖上绍兴师爷出身，但自爷爷这一脉，就脱离了州府衙门，另谋生路，父亲是独子，一生以没有赶上考清朝末榜秀才为遗憾。他有一位名师姓唐，家里有一张照片，是他和老师、师兄、师妹的合影，他有旧学渊源，又靠自学英文，曾做过北洋大学校长的英文秘书和北京甘石桥邮政分局局长，我出生前，他已因参加全国邮电工人大罢工，被英国老板逼迫从张家口邮局告老还乡好几年，其实当时他只有36岁。姐姐们说，他辞职回家一时找不到工作，曾开办过英文补习班，但只办了两期，就因没有生源而作罢。于是，他又生奇想，尝试着办点“实业”。从他的“退休养老金”中取出了一二百元，买了十窝蜜蜂和一百只鸡。十个蜂箱摆在前院西墙根；鸡养在后院院墙砖盖的鸡窝里。鸡白天放出窝，就在后院找食吃。这院子本来一向只有妈妈一个人高声讲话，现在可算是百鸡齐鸣，万蜂嗡嗡了。晨起，那只高过群鸡几头的大雄鸡昂声一唱，立即有周边的响应，就是那些母鸡的咕咕声，也搅得这小院主人们不能安睡了。前院当然是另一番景象，当时正是春天百花盛开的季节。我家前院虽然不大，却种有桃杏桑榆各一株，更有一丛白芍，每年也自有一番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景象，更何况那一年又有自家的十窝蜂，这后院的几十株枣花开放时，蜂蝶飞舞，更是热闹非凡了。
不过，与此相比照，我们引为骄傲的后院（枣园），早已从去年被秋实累弯枝的姿态恢复到“默默地铁似的刺向”了天空，而且假借春意盎然的生机，又萌生出嫩绿的枣叶和嫩黄的枣花，招惹着成群结队的蜂蝶采粉。只可惜这半空中的清香美丽，并不能掩盖那臭气熏人的遍地鸡粪……妈妈为这两项“试办实业”，不知和爸爸吵了多少次，终究没有阻挠住爸爸的“执著”。只是这小院（也包括枣园坚硬的土地）在妈妈素习洁净的手下，连杂草都很难生根，现在让“实业”搞得如此不堪，父亲自己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姐姐哥哥们都在上学，白天谁也管不上。晚上回来，姐姐们要帮助妈妈做饭，又各自有功课要做，爸爸自己又从不洒扫庭除，只有苦了假日中的两个哥哥了。那些鸡粪有湿有干，有的在平地，有的在树干，只能用小铁铲才能除掉。两位姐姐想去帮忙，父亲还不让去，每次都把两个小伙子搞得精疲力竭。可以说，父亲的这两项“办实业”尝试，在家里很不受欢迎，只有我整天跟着他后面转，那却只能给他添麻烦了，而我又是一个直接受害者。那只高大的雄鸡，本是后来买的。它第一天一唱天下白，就提前一个钟头把全家都吵醒了。爸爸起来放鸡，我光着屁股就跟着他跑出来了，大雄鸡被单独关在鸡笼大概憋了一肚子气，跳出笼来就向我的后背啄了两口，啄得我疼痛难忍，放声大哭，被送到潞河医院急诊，后来又化脓发烧，看了20多天，才平复。至于被蜜蜂蜇，那就是除去妈妈，姐姐哥哥们也包括爸爸本人，都未能幸免。因为蜂箱在前院，工蜂们穿梭般地奔忙，碰头撞脸，谁也难免被蜇一下，我则成了经常被蜇的对象。
天有不测风云，到了秋天，通州城乡都发生了鸡瘟，我家的鸡成片倒毙在枣园里，爸爸和哥哥只能抬着箩筐，连死带活的，都深埋在东城墙根下。祸不单行，没多久，我家的蜜蜂，由于蜂王走失，“举国逃逸”，如《聊斋志异》里的《莲花公主》所写，走得十分离奇。我朦朦胧胧记得，这是离我家一里远的烧酒胡同一家养蜂户，不知用一种什么方法把我家的蜂王引去，于是，十窝蜂都追随而去，留下空巢，另投新主。当时父亲还去了烧酒胡同看望过这些弃主的无情小虫，尽管它们的新主人，并没有准备好那么多蜂箱，背叛的蜂群，还不能完全归巢，或嗡嗡绕飞，或伏在箱上，却决不肯再回“故国”。两天后，十箱蜂都已走净。鸡死蜂飞，李家小院顿时显得空前的寂静。哥哥姐姐们虽然都心烦那些鸡，但大家的同情，却都在爸爸的一边。父亲很有几天不愿回家，回家也是坐在堂屋喝闷酒，抽烦烟。母亲自然也因为损失了几百元在生闷气。
据说在生我以前，这个小家很和睦，而父亲自邮局“告老还乡”后，爸妈的争吵就多了起来。妈妈是很不情愿父亲辞职的，因为“告老还乡”虽有一笔还算丰厚的退休金，却没有了长年稳定的工薪收入，这一大家子人坐吃山空，后果堪忧。父母的争吵，总由妈妈挑起，她嘴头厉害是出了名的。父亲一般不大出声，但情急时也会大吼起来。姐姐哥哥们没人敢劝，怕挨妈妈的骂，我是爸爸的宠儿，偏向父亲，总是对妈妈的态度不满，也敢于冲着妈妈喊一嗓子“不要吵了”！那可就不是挨两句骂，而是屁股上要着几巴掌了。
父亲大概也厌烦家庭的争吵，终于不得不去天津屈就一个“缮写”公文的职位，月薪四五十元。他去天津后，也并不让大哥再上中学，而把他带走送进天津的军医学校。记得那时的河北省会是在天津，省主席叫于学忠（似是张学良旧属。20多年后，1954年在新中国，我首次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时，曾在二届一次大会上看到他发言）。父亲、大哥走了以后，少了两个人的嚼口，每月父亲又有二三十元寄家，家里似乎宽裕了很多。
妈妈就是通州郊区人，幼失父兄，姥姥改嫁，她生活在北关外祖家，17岁（实际年龄可能只有15岁）与父亲结婚，原不识字，父亲曾带她去北京工作，教她识字，并有了杨舜华的芳名。她自幼就个性倔犟，正直，勤俭，好客，孝顺祖父。生大姐后就回通州伺候祖父，抚养女儿，独自理家。我是她第11个孩子，11个孩子只活了五个，大姐长我十四五岁。真不知妈妈是怎样熬过来的。祖父逝世后，只有我的姑妈（父亲唯一的胞姐）陪过她几年，帮她带孩子，做针线活儿。姑妈生性温柔和顺，一切听弟媳妇的。二姐就是姑妈带大的，性情都有点像她。妈妈从年轻媳妇时，就把家理得井井有条。李家媳妇厉害，邻里有名，没人敢欺侮她。对孩子她奉行“笤帚教育”，只是大姐曾是爷爷的心肝，自幼娇生惯养，从没见妈妈打过她，有时骂她两句，大姐也要赌气不吃饭的。妈妈的心尖儿，自然是大哥。可是大哥小学毕业（15岁）就被爸爸带到天津军医学校去了，妈妈本不同意，认为大哥年纪太小。爸爸说，他自己也是十几岁就去社会闯荡了，现在是上学，没啥问题。妈虽厉害，自知在儿子前途问题上拗不过父亲，只得含泪送行了。那几天二姐就警告二哥和我：老实点，别惹妈生气，找打。只有我家狗儿虎子不懂事，它是一只极伶俐的狗，是大哥从小抱来的，一向追随大哥左右，那几天它似乎窥察到这“亲密伙伴”就要离家，更是窜前跑后，跟着大哥转，惹得妈妈打了它几棍子。二姐，二哥，是家里的“小菜碟儿”，我虽是小儿子，却因是“淘气包”、“闯祸精”，可能也由于是父亲的“爱子”，那段时间更多了挨几顿笤帚疙瘩的“优待”。父亲和大哥走后，家里清静多了，两位姐姐和二哥白天上学，家里只有妈妈和我。本来爸爸教我识字、写字，这一下可放野马了。就连虎子也不愿白天待在家里挨骂。
那时的家虽然已由小康陷入困顿，但父亲又有了工作，母亲勤俭理家，总还能撑持下去。她又是一个爱脸面的主妇，每逢过年，总要拾掇得像个样子。不管父亲是否在家，孩子们都要穿身新衣服。记忆里，过年时我那套新衣服就很像样儿：蓝布棉袍，上罩黑缎子小马褂，红缨小帽，黑礼服呢小棉鞋。其实，我那时并不真喜欢这样的“盛装”，因为它对我这个一出去就会滚成土猴的“小挨刀的”来说，无疑是一条“捆仙绳”，无论是弄脏了还是撕破了，都会遭母亲一顿臭骂和好打，远不如我那身从二哥那里“继承”来的短装和实纳帮鞋穿得惬意和安心。不过，那个时期，总算是我儿时的“黄金时代”！
二、邻里乡亲
我家所在的武定庵胡同，位于通州新城南门内的东南角，紧挨东城墙，并排有三条胡同，武定庵居中，南是三官庙，北是水月院。我对这几条胡同的历史沿革没有也想不到去考证，但想来在南北大运河漕运时期，这偏南一角可能是通州的小小的宗教胜地，因为这三条胡同隔荷塘相对，还有一座华严寺，那是很大的佛寺。这三条胡同的三座庵庙，在我幼时，已处于不同的状况。水月院，是院西墙有半条胡同，院墙仍在，里面变成了一座小学，似是经过改建，已不见菩萨和道祖；三官庙的尊神，不只保存完整，还经常有善男信女的香火，也有人守庙。武定庵最惨，但从它遗存的两棵大槐树和庙门的占地规模看，过去它实是一座大庵，庵内占地小半条胡同，为杨氏一族两户所分占。他家是瓦匠，杨大爷占了多大半，六大爷占了一少半，都是西式建筑格局。据我幼时的印象，这三条胡同，比不上旧城南门那些胡同，那里住着富商大户，大姐的同学李瑞敏，二姐的同学戴嘉生，两位都是大户人家小姐，能读到大学毕业。李嫁了一位教授；戴是燕京大学学考古的，嫁了一位茶商；我的小学同学阎洪烈，是一座旅店经理的少爷，就都住旧南城的胡同里。新南城也有一条南街住着大富户。最大的当是名震全城的王铁山的“将军府”，我不知他属于北洋军阀的哪个派系，这府虽无高楼大厦，却是占地很广气势雄伟的大宅院，每天宾客盈门，但门禁森严。门口几个卫兵倒是规规矩矩直立站岗，有几个挎枪的便衣，反而凶神恶煞般走来走去，驱赶来往行人走近这“将军府”门前。它的对面虽也是高台阶深宅大院，却都紧闭大门，少见有人出入。我的老姨住在南街西口贫民大杂院，我去时路过“将军府”，只走南面高台阶，妈妈总是嘱咐：“躲那些拦路虎远远的。”
我幼时，很喜欢看人家的红白喜事，因为办得多么简陋，也总有一台吹打乐，虽听不出道道来，却还是给我和小伙伴的枯燥的童年带来点热闹的情趣。特别是那些大户办丧事，除去门旁的吹打，还会有和尚、道士的诵经和配乐，更是热闹非凡。按我国老礼儿，婚丧都是大事。在《红楼梦》里，就连贾瑞这样死得也很见不得人的纨绔子弟，他的祖父——“乃当今之大儒”——贾代儒，还要给他“三日起经”，“七日发引”，让贾瑞死后也小小风光一下。我幼时只经历两次李家的丧事，一次是堂兄七哥吸毒而死，长房老二哥给他主持丧事，因他无后，老二哥命我两位哥哥给他“入殓”，只有一口薄棺，我抬他的脑袋，两位哥哥抬他的身子，把他装进棺材，抬埋了事。另一次长房大妈去世，老二哥是孝子，两个哥哥和我，还有侄子永成，都跪在老二哥后面、棺材左侧，右侧是女眷，但也是七天就发引抬埋。这邻里家的办丧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可就是这位王将军家。不过，我始终没有弄清是王将军本人，还是他家老太爷。那可真是热闹了七七四十九天。只“金银币库”再加上一座纸洋楼，和十几个卫士纸人，就摆满了半条街。府门口又有两个乐队，一个是20多人的中国吹打，一个是“洋号队”，分列东西，此起彼伏，这两队似是给吊丧的贵宾准备的，只在他们进门时奏乐一番。这位王将军究竟是袁世凯的余孽，还是段祺瑞或吴佩孚的僚属，不得而知，反正来吊祭的，既有西服、马褂的政客和遗老，也有戎装佩枪的军人。宅内僧道的“超度亡灵”诵经洗醮，虽不及《红楼梦》秦氏之丧有二三百之众，但每天鱼贯而入也有几十个人。甚至南大地教堂的神父、教士也都来过。直到出殡那天，“金银币库”里的纸锭虽已零落，仍还算得上压地银山，浩浩荡荡，送殡的队伍已经到了万寿宫，36人抬的棺材才缓缓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