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小康”坠入困顿
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真面目。”（《呐喊·自序》）这本是他对幼年痛苦人生的体验。记得当时创造社或太阳社某公也曾据此加以嘲讽，那见解实在不高明，简直是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其实，凡是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就会深有体验，并生长出这样的见识。只不过，鲁迅比别人感受更深，看得更清而已。
我没有也不可能有鲁迅那样的“小康之家”。因为即使远溯到北来的始祖李应彪，也不过是通州的首席绍兴师爷。如上所说，我的祖父是靠开小杂货店，自己经营，把独子抚养成人的。父亲自学成才，曾做过民国北洋大学校长的英文秘书，在今天该算是中级白领。据说那时每年回家总要带回一篮子银元宝，就寄存在姑母家的商号里。谁知林姓姑父及其兄弟嫖娼、赌博无所不为，使得他家这商号破产封门，那些银元宝也有去无回了。祖父和父亲虽然为此向林家大发脾气，但已无济于事。因为林家已被讨债者追得四散逃避，衣食无着，连姑父都已上门求食，姑母和大表姐都长住娘家了，还能上哪里去讨银元宝？后来还是父亲替大表哥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工作，家境好了一些，但林家的老一辈人陆续死去，舅舅总不能向外甥讨债，何况大表哥自当上了什么“襄理”之后，又继承了他父叔嫖娼、吸鸦片的恶习，自己作践自己，30岁就哀哉了。姑母和表嫂都成了寡妇。大表哥留下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林廷樑（和我同岁），二儿子林廷栋，都是靠姑母和表嫂做针线活儿养大的。如果朱夫子还在世，我的姑母和表嫂都该立守节牌坊的。我的母亲虽然很厉害，却和大姑子极好，其原因是母亲15岁嫁到我家，第二年就生大姐，而姑妈和父亲，又是长姐幼弟，姑妈帮了母亲很大的忙。所以，父亲喝醉酒时，每每提起银元宝的事，向姑妈发脾气，反而是母亲站出来讲几句话，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林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姐姐寡妇失业的，两个寡妇靠“缝穷”活着，还得养两个小的，够可怜的了；你再闹也闹不回元宝来了……
据说那几篮子银元宝可能有七八百两银子，对那时我们的“小康之家”，自是伤了元气。只不过因为父亲当时还在北京甘石桥邮局做局长，每月有七八十元的月薪收入，还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小康之家”，在我五六岁时，生活得只是比较安逸。除去母亲和五个孩子，常住的客人只有姑妈和姥姥。
我家老屋是三间半上房，两间东厢。上房中间大屋算是个厅，北墙摆满了书架，装饰着一套硬木桌椅，左侧挨东屋门口还摆着一张紫檀木的大正琴桌，父亲就在这里接待朋友。其实，他的朋友并不多，经常在这里高谈阔论，争吵不休的，只有一位通州秀才公施味匏施大爷。东房是大通炕，妈妈和男孩子都住在大炕上，父亲不在，姑妈也住在这炕上，东边那小半间，姥姥来了姥姥住，有时姑妈也住。西屋是两位姐姐的天下。她们要做功课，不许我进去。两间东厢，一间是客房，一间是厨房兼餐厅。
我家人口众多，但饭菜还是丰盛的，妈妈很会做菜，除早餐外，午晚餐总不会少于两荤两素，特别是晚餐，姐姐们下学归来，又有人帮助她，她总要让大家吃得舒服些。我最喜欢吃的，是她做的红炖鸡和红烧牛肉。她的烧法很特别，并不单烧鸡和牛肉，而是和五花肉一起烧，五花肉融化在汤里，使得鸡和牛肉都有些变味儿，但吃起来却很香。素菜炒绿豆芽儿和炒芹菜，也清香可口。最解馋的，当然要等过年。
这传统春节，即使主要是小市民、手工业者居住的武定庵，也是热闹非凡。除去揭不开锅的，再怎么穷，在这旧年也要表现点新面貌。母亲是最爱面子的，为忙过这个年，一进腊月，全家都得忙乎起来。这时两位姐姐也都放了寒假，可以帮她了。
过年，是孩子们的节日，先要忙乎的，是男孩子的衣服。妈妈总说，过年了，孩子都得有件新衣服、一双新鞋。我记不清大哥穿的是什么新衣服。只记得，最让妈妈犯愁的，是二哥脚下的“实纳帮鞋”，可以说，不到两个月，他就能踢坏一双，或是露了脚后跟，或是露出大拇哥。就要挨妈妈几天骂：“小挨刀的，你就不能闲凉点！”不过，骂归骂，过年，也不能不给他做双新鞋。好在姥姥纳鞋帮鞋底，都是快手……我五六岁时，还是家里的老幺儿，似也是年关被打扮的主要对象。我记得，第一次被打扮，那可是人模人样的装束：新棉袍外罩蓝大褂，青绒小马褂，新棉鞋，头戴红疙痘小瓜皮帽。
衣服忙得差不多了，也就快到腊月二十三了。那可是最后的转折点，因为灶王爷要上天了，年味更浓了，又该忙乎年饭了。按照老礼，不过“破五”（正月初五），不能做饭；不过正月十五，不能做针线活儿。我听二姐说过，这是姑妈的忌讳。意思是女孩子如果这时候做针线活儿，就要一辈子靠“缝穷”过日子，她这辈子就受了这个害，不能让她的侄女们再走她的老路。至于不过“破五儿”不能做饭，我至今也没弄清楚，我只知道，在初五这一天，要把一切剩余年饭都“打扫”完。讲到做起年饭来，那几天我家女眷可真够累的。其实，那些饭菜无非腊八酱、炖肉、炸饹乍合儿、烧黄花鱼、烧“沾肉”（即狮子头）以及馒头、豆包、糖三角，这在今天，恐怕连普通饭馆的席面都上不去，可在那时的我家，却是丰盛的年饭了。这里有三味李氏自家菜要说明一下：
一曰腊八酱，原料为肉皮、花生米和黄豆，把它们熬在一起，成肉皮冻形，然后放在瓷盆里，是父亲过年美味的下酒菜。
二曰“沾肉”，即狮子头，但为什么我家管狮子头叫“沾肉”，我虽问过会做它的两位姐姐，她们都说不清，只知我家一贯是这样叫法，而且做法有两种。一种清炖，原料是五花肉丁、瘦肉丁、鸡蛋、藕丁；一种是油炸，原料相同，只加上点瓜子瓤儿，这两种大丸子都是我幼时爱吃的美食。而且分别为两位姐姐所继承。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仍能享受到这“旧来的意味留存”。
三曰炸饹乍合儿，这恐怕是京郊各县都有的“民俗”美食。也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素饹乍合儿，原料是饹乍和红萝卜丝，用淀粉分多层合起来，切成长条状，然后炸；一种是肉丝和绿豆芽作馅，用两层饹炸合起来，成圆形，俗称炸盖儿，这本是年饭中的下酒菜，我也爱吃。我本以为这是李氏家有，哪知在21世纪初，迁居顺义郊区，过春节时，却在顺义西单商场发现了这两种饹炸合儿均有出售。
孩子们过年，当然还有其他的童趣，比如抖空竹、放风筝……我始终没学会，只有放鞭炮，则是我终身爱好，直到“文革”时的春节，我还在放，我很喜欢“闪光雷”，那连珠炮的空中炸响，很能借以消解心头的郁闷。90年代北京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禁止市区放鞭炮，搞得好几年听不见鞭炮声，其实，他们应该限制一下私家购车，那也还能减少点空气污染，有益于北京市民的健康，爆竹的污染，不过就是那几天的事，用不着把它说得那样恐怖。
我家不信神，也不信教——妈妈的口头禅是“我信白菜教”。因此，过春节时，也没有什么香可烧。只记得，中厅靠北大条桌上只有祖父的一个牌位，平素也不见有什么供品，有一年，也不知是爷爷的多少年的忌辰或诞辰，妈妈请了两座塔蜜供摆在牌位的两旁，说爷爷生前爱吃甜食，我不知爷爷怎样享用，二哥和我倒馋得流口水了。只因为大姐护着——只有她见过爷爷，受过爷爷的百般疼爱，不过，过了十天半月，它还是成了我们的“口福”，爷爷因为在“另一个世界”里，只闻闻味儿也就满足了。
不过，像所有的武定庵人一样，妈妈虽不信神，却也在厨房大灶上每年都请一位灶王爷贴在墙上，两边也都贴着谁都熟悉的那副联语：“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平素也没人理睬它，一年下来，烟熏火燎，早已面目全非。还要用“糖果”沾上他的嘴，俗语说“腊月二十三，糖果沾”。我当时认为，这对灶王爷不公，既然让他“上天言好事”，你沾上他的嘴，他还怎么言？我曾好奇地问过父亲，他不信神，自是回答不出。妈妈只用“不许胡说”来搪塞。长大了，对国人信神的习俗有所了解，特别是读了范缜的《神灭论》，不只想通，而且哑然失笑了。以为，妈妈“敬神”的态度，在我国，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说别的，就说我们武定庵人就很少有哪家人笃信哪位神或哪一教的。以灶王爷为例，就可以看出，神，在国人心目中，并没有太尊贵的地位。说得严重一点，简直是个受气包儿。他本是玉帝派到人间监督每一个家庭的尊神，人们不敢不供他，每年都要请一纸他的神像供在灶上，可一大家子哪能三百六十天都做好事，父母吵架，妈妈骂人花样翻新，我和二哥调皮捣蛋，在灶王爷眼里，恐怕都不是“好事”，因为怕他向玉帝“禀报”时说坏话，就在送他上天时，先用糖果沾上他的嘴，让他说不出来。不过，这样一来，连他“下界保平安”，也是虚假的了。
事实是妈妈既不信神，也不信佛。我记得在我家西屋姐姐们住的房间里，桌上曾有一尊观世音送子瓷像，还有玻璃罩子，很是精致。这虽不是信佛，但摆在姐姐们屋里，也是很珍贵它，以避开我们的损坏。可这位菩萨终于还是未能显灵自保，被我一球连瓷观音带玻璃罩都跌了个粉碎，我吓哭了，心想，这一顿好打是免不了的啦！因为平常摔个杯子，也得挨两巴掌，这回摔碎了观世音，那还了得！没想到妈妈只骂了一句：“小三儿，你这小挨刀的，把家摔光了算……”，就把这碎菩萨在后院挖个坑埋了。我则未因这次闯祸而挨打，自然为这次意外的幸免而高兴。现在想来，这恐怕也是和妈妈说的“只信白菜教”有关。我家本是个男丁甚少的家族，爷爷只有姑姑和父亲，而且是长姐幼弟。爷爷是中年得子，父亲是幼年丧母，是爷爷耗尽心力才把他拉扯成人，生怕他长不大，给他起了个小名叫“丫头”。我国古老的习俗，一向重男轻女，以为女儿轻贱。男孩叫女儿名字容易活。所以，我猜想，连观音送子在我家存身都和这有关。可能妈妈开始生了三位姐姐（三姐夭折），也不免期望观世音送个儿子来。谁知接连送来三四个儿子，虽然在我前面有一个夭亡，可能她也嫌多了。大儿子自然是她心尖儿，到了二哥和我，自小儿调皮捣蛋，很不受待见，妈妈经常骂我们是“小鬼”托生的。所以我摔碎“观音送子”，并没挨打，终有一解了。恐怕是妈妈也想送走观世音，不让她在我家“显灵”了，因为全家都已把我当成老幺儿。谁知过了七八年，“送子观音”尽管已被埋葬，终不忘给李家再送个真正的老幺儿！我的小弟诞生了。但父亲并不喜欢，仍偏疼我。小弟自然也就成了妈妈的心肝宝贝。
这是由灶王爷升天引起的联想，现在追忆起来，这好像不只是妈妈所独有的对待鬼神菩萨的态度，大多数武定庵人对鬼神、佛祖、菩萨，就不见有忠实的信徒。
该就此打住，因为这离题太远了。只不过它们都是在我的“小康”之年的经历，其所以记忆犹新，因为这样的“丰盛”的过年，我没过几次。在七八岁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往甘肃，换成了商震；并把河北省会从天津迁往保定。这两项政治变动，都影响到我家，父亲因此而丢职回家，大哥的军医学校也随军西去，而大哥自离家后就从未回过，这是妈妈的心病。至于经济上的困窘，少了父亲作缮写的微薄工资的补贴，确实是更加入不敷出，只能吃父亲退休金老本了。尽管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但退休金已用之殆尽，只剩了七八百元，父亲一回来，矛盾突出了。父母的争吵也成了家常便饭。妈妈又推起车轱辘来，抱怨父亲不该从邮局告老还乡，父亲则不只因为此次失业心情不好，他回来看到通州已落入汉奸殷汝耕的“自治”下，东西仓都住有日本侵略军，更是郁闷，再加上他的好友施味匏做了殷汝耕的参议，也使他愤怒而悲哀。
母亲看到通州成了“自治”首府，房价飞涨，突发奇想，提出要把剩下的养老金在后院盖五间房，将来可以出租，有些进项。父亲虽不赞成，但也自知坐吃山空，前途茫茫。二姐二哥，都认为砍掉后院20几棵枣树，春天没有了蜂蝶的喧闹，秋天也不再有红艳艳果实的丰收，这院子太没劲了。我则喊出来了：“我要枣树，不要房子。”这却正碰到了妈妈的气头上，挨了一顿臭骂。其实，妈妈心里有数。她盖南房时留了个小后院，也留下了靠后院墙的两棵大枣树和树身在后院、枝干却伸展到前院的最大一棵枣树。使得红艳艳的果实，在秋天仍然能满足全家的“爱吃”，直到改革开放后办拆迁之前，姐姐们在世，李家媳妇们已进门并有了第三代，以及我的《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事们，每年都还能吃到李家的特产——又脆又甜的大红枣。
这五间房的建筑，相对老屋而言，可谓李家的“现代化”建设——虽还是灰砖房，却是高台阶，瓦沿梢，前后玻璃，灰砖铺地。宽敞明亮，比起老屋的低矮，那也算“威风八面”了！院子也开阔了，我们没人在背地里埋怨妈妈了。